在中国历史中，有多少名人把一手好牌给打烂了？

这种事特别多，从古至今，数不胜数。

特别是乱世之时，经常是俩王四个二，当四带二给打出去了。最后胜出的，总是当初最不看好的一把牌，所以逆袭成了常态。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就是一个逆袭的产物。而同时期，满把好牌的是谁？想都不用想，就是晋国。

有人说齐桓公九合诸侯，所以齐国才是手中捏着一把好牌。但，齐国的地缘政治太差，雄霸一时可以但难以长期雄霸。最后，称雄的，只能是晋国。

晋国的优势在哪里？干掉中原小霸郑国，就居九州中心；据守山西高地，就能封死关中秦国；幅员河北大地，就能北逼燕国、南压齐鲁。但是，三家分晋之后，晋国就彻底没法玩了。春秋五霸，正是因为晋国一分为三，才有了战国七雄。晋国不分裂，秦国根本没机会。

三家分晋之后，满把好牌的是谁？是魏国。虽然身处四战之地，但魏国最先开展了系统性的变法，即李克变法。魏文侯手下的一众能成猛将以及占据的先发优势，就是魏国手中的一把好牌。

古代战国拼什么？得关中者得天下，当然是拼地利。但实力对等，你才能拼地利。实力不对等，地利啥用没有。那就拼土地，谁地方大、谁就当老大。楚国为什么不行？有地没人，也不行。那就拼人口？人口确实很重要，因为古代地广人稀。所以，能把人口组织起来，那差不多就是老大了。而魏文侯时期的魏国，就是这样的霸主。但是，魏文侯之后的魏武侯和魏惠王，就真心不怎么样了。魏武侯四面树敌，主要是瓦解了三晋同盟；魏惠王好大喜功，几乎打光了全部家底。魏战国一把好牌，就给打没了。你看魏国流失出去的人才，就知道魏国把牌打得有多烂了。

楚汉争霸，一把好牌的，肯定是项羽。项羽本来可以自封关中王的，就是据三秦而威中原，完全可以是俩王四个二的格局。但是，这家伙非要定都西楚，跑到今天的徐州当老大了。徐州的位置也不错，占据徐州之后，就得把势力向中原的韩地和魏地推进，起码推进到鸿沟这个地方。结果，项羽非要跑到山东搞事情，折腾齐国田氏。最后，也是一把好牌，打得稀烂。

东汉末年，最强诸侯是谁？首先就是董卓，这家伙据西凉而挟天子以令诸侯。西凉兵是正规军，皇帝是正宗统序，其他人都是地方拼凑武装和搞割据的军阀。董卓才是名正言顺的老大。最后，是汉末十八诸侯把董卓赶跑的吗？董卓只要把军队压在虎牢关，那就无人敢与争锋。但是，董卓小富即安了，在不该怂的时候怂了，自己让出洛阳、跑回关中。然后，关东以外就是诸侯竞技的主战场，董卓被边缘化了。不能对外收割利益，那就等着被自己人收割吧。于是，内部兵变，董卓授首。

董卓之后，牌最硬的是袁绍。四州之地的关键是幽州和冀州，河北大地才能决定最强诸侯是谁。袁绍把牌打烂，分这样几个回合：一个是不得以，他得罪过汉献帝，就是支持汉少帝刘辩而反对董卓拥立的汉献帝，所以挟天子这步棋，袁绍走起来太困难。一个是不该怂，官渡战败，袁绍依旧是最强诸侯，没别的原因，就是占着河北，河北袁绍必须是老大，但官渡一战就不打了，袁绍也学起了董卓、装乌龟。最后是不理性，袁绍没多久就死了，但继承人是谁，袁绍一死，河北地分为三，三个儿子各自称雄。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局面？父子亲情和权力更替混在了一起，袁绍到死都没能明确出个继承人。河北碾压各方割据军阀，河北是经济中心，河北豪族忠于袁氏家族，天时地利人和，袁绍一个不缺。这就是俩王加四个二的王者之牌，结果三分天下没袁氏家族什么事。

引发五胡乱华的西晋王朝，不算有一把好牌。一个原因是国家真没钱，钱都在豪族手里。石崇王恺比富，王恺是外戚，但拉上外甥晋武帝司马炎，也斗不过石崇。所以，普天之下最有钱的，根本就不是司马皇室，豪族比司马家厉害得多。一个原因是皇帝没威信，豪族从来就没服过。海瑞上折子骂嘉庆，在大明朝算是新闻了。但在晋朝，这根本不叫事儿。大臣刘毅直言皇帝司马炎是桓灵昏君，而且直斥皇帝贪污的吃相太难看。桓灵昏君，卖官卖出钱来还知道交到国库，你司马炎卖官卖到钱了、全装自己腰包了。西晋大臣就这么怼皇帝，皇帝还有啥威信可言。再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根本就管不住，都是豪族说了算。这个豪族趋势，从东汉末年就开始了。要当官，必须论门第，到了魏晋九品中正制就彻底制度化了。西晋朝堂只能用豪族领政，你根本就别想发展代理官僚。尤其是地方，彻底是豪族的天下，根本就没人鸟朝廷。

但西晋毕竟是统一了，所以牌不好但也不差。但司马炎却把这副牌彻底给打烂了。为了压制豪族，只能大封司马王，把西汉七王之乱的教训抛诸脑后，于是果不其然，搞出了一个八王之乱。为了兼顾外戚贾家，于是让白痴司马衷当了继承人，结果比白痴更疯狂的皇后贾南风，彻底搞乱了朝局。基本上不用五胡乱华，西晋大厦这时候已经扛不住了。

南北朝时期，满手好牌的，得是东魏、北齐这一系政权。山西军阀尔朱荣搞废了北魏，再经一通乱战，北魏就分为关中的西魏和关东的东魏。得关中者得天下，到这时候，就是扯淡的逻辑。关中那个穷地方，根本制不了天下，也根本取不了天下。真正的硬牌，一是山西，相当于一个大王，打出来就能打倒一片，至少能回一次牌，因为山西高地乱世必出军阀；一个是河北，相当于四个二，没有山西，河北能回四次牌，因为河北有钱。而东魏以及后来的北齐，就占了今天的山西、河北加河南。这个实力已经是军阀的巅峰了。但是，东魏到北齐的高氏家族，只能出混蛋，根本就出不来正常人。于是，满把好牌打得稀烂。最后关中又辉煌了一番，把北方给统一了。

溯源北魏、启于北周的大隋，完全就是一把好牌。大隋跟西晋就是两个不同物种的存在。西晋朝廷是真没钱，大隋朝廷是真有钱；西晋皇帝是真没权，大隋皇帝是真有权。关键是大隋的行政效率冠绝整部中国历史，比大秦帝国的行政效率还高。

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修雁北长城，这都是在隋炀帝一代干出来的。随便拉出一件事到别的王朝，都不是一代皇帝能完成的。比这更厉害的就是三征高句丽，都是百万军队的大作战。历代哪个王朝能动员百万这个级别的军队？而且连续玩三次，几乎就没人能玩得了。即便是蒙古人的大元，也做不到。但是，大隋亡就亡在行政效率太高，这么高的行政效率加死命动员，老百姓真心受不了。《无向辽东浪死歌》，就是大隋百姓的内心写照。而把大隋这手牌打烂的，就是隋炀帝杨广，这家伙太急功近利。现在有很多粉杨广的，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史学家也在为杨广翻案，但再怎么翻案，也解释不了杨广满天下的死命折腾。大隋，就是被杨广折腾死的。而杨广，怎么也得坐实昏君的头衔。

安史之乱的大唐，算是唐玄宗把一手好牌打乱了吗？

唐玄宗晚年昏招辈出，处死高仙芝、封常清，逼死哥舒翰，这已经是昏君的标配了。但，大唐衰落有明显的趋势性原因。就是财政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到了唐玄宗时期就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了。为什么重用宗室李林甫、为什么重用外戚杨国忠？这两个人都是理财的高手，能在战术上解决财政问题。而所谓的贤相集团呢？只能满口讲道义，但解决问题只能靠边站。所以，这个锅，完全让唐玄宗背，不公平。但，李林甫和杨国忠也只是能在战术上解决，战略上解决得变法。这件事，他俩做不到。大唐算是一个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正常过程。

历经五代乱世之后，王朝的决策就趋于理性了。其实，从大唐开始就已经在理性地范畴内正常运作了。因为官僚群体在逐渐成熟，而皇帝的权力也不断受到制约，大家都开始按规矩和趋势办事。你这时候很难再折腾出北齐王朝那种疯狂皇帝。

那么，北宋联金灭辽和南宋联蒙灭金，算不算把好牌给打烂了。不算，因为宋朝就没好牌。从某种程度上说，北宋只能算是五代分裂的延续。北方中国就没有实现统一，北边有契丹大辽虎视眈眈、西边有党项西夏从来不服，你怎么能说这是统一呢？之后，从宋、辽、西夏三国演义，变成宋、金、西夏三国演义，再变成宋、金、蒙古三国演义，最后蒙古大元一统山河、打遍欧亚大陆。

蒙古称雄但蒙古灭亡，实际上就是蒙古人的昙花一现。牌都没攥实，也就说不上什么好牌了。对于蒙古大元来说，中原天下就是可有可无的，大蒙古帝国不缺这么一块地方。所以，元朝皇帝就是身在中原而心在漠北。朱元璋北伐，可以说势如破竹地如入无人之境。这个北伐，你别分析太多，又是南方经济发展了、又是大明不差骑兵了。这些原因只具战术性质，战略性质的原因就是大元怂了，你们中原太疯狂、我要回草原。

大明朝呢？大明国祚270多年。也得归为大唐一类，算是王朝由勃兴到衰亡的周期过程。很多趋势性的原因，比人为胡折腾的原因，要更重要。朝堂上，大明皇帝与大明朝臣的关系，从来就没好过。大明朝堂一直是斗争的朝堂。边地上，自北宋以后，中原王朝就没能生长出统治草原的政治方略，到最后彻底不想征服草原了。民治上，主要是财政问题，朱元璋的计划经济搞破产了，王朝财政开始出现危机，张居正改革试图力挽狂澜，但变法鲜有成功，到最后就是没钱了、然后崩溃了。

把一副好牌给打烂的，往往局限在人为这个层面。但，很多大势上的原因是避免不了的。趋势性原因也在影响着人为。所以，客观趋势和主观人为，不能彻底分开。

这些主观人为原因把自己折腾废了的历史事实，就是所谓的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而其有什么共通之处吗？

一个是人心激荡下的人为错乱。

宗法制向集权制转变的过程中，晋国开始走得很好，就是相信力量而不顾传统。所以，最先耍流氓楚国，只认力量不管传统。但楚国太边缘，晋国够核心，于是晋国但凡耍流氓，就是霸主。三家分晋之后，魏文侯主导了大魏之风流。为什么能主导？魏国首先就把分封制给干废了，变法应该是从魏国开始的。魏文侯才不管什么分封不分封，能用代理官僚就用代理官僚，贵族们靠边站。你看李克、西门豹和吴起这伙人就行了。这时候，魏国的力量就是最强的。

但是，晋国玩得太快。人心激荡，彻底把晋国激荡分裂了。你不尊周天子、你不在乎宗法、你就相信力量，上行下效，智、魏、赵、韩四家自然也是只信力量，不顾忠诚。晋国分裂之后，就彻底没法玩了。魏国呢？魏文侯之后，魏国就没出什么正经国君，从前期变法开始往回退。于是，机会就全给了关中秦国。

同样，大隋朝也是如此。杨广死命折腾，折腾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大隋朝的权力格局给重新洗牌。从东汉末年以来，豪族一直压制皇帝，杨广要把这个趋势给翻盘。大隋皇帝的确有了这个力量。但，豪族称雄的趋势并没有变。这个趋势要变，也要再等200多年。到黄巢起义后的大唐，安史之乱干死一波地方豪族，黄巢起义干死一波两京阀阅，接下来朱温来了个彻底收尾。豪族基本上在物质层面上被消灭了。

人心将变未变之时，快操作和慢操作，都是人为错乱。而逆趋势操作的杨广，则是乱上加乱。

一个是地利变动下的机会易手。

地利重要吗？在实力碾压的情况下，地利一点儿也不重要。但，高手竞争，谁会给你实力碾压的机会？往往都是竞争越激烈，打法越相似，而实力更是差不多。所以，天时可变、人和总变，而山川形胜的地利很难变动，于是地利很重要。

但，放在历史长河中，地利还是在发生着变化。秦汉以前，关中铁律；秦汉以后，河北财富；魏晋以后，山西高地；五代以后，江淮财富。在这些大变动发生的时候，最容易出现把牌打烂了的人物，具体就是把地利的机会交了出去。

董卓算是一个，自以为跑到关中就能形胜天下了，但关中已经残破不堪，关中铁律别说制天下就是守关中已经不能了。袁绍也是如此，据河北财富，完全可以成就比曹操更大的功绩。但是，袁绍怂了，不打了，后来又没有搞定继承人的问题，把河北一分为三。这就没法玩了。北齐当然更得算，左携山西高地、右兼河北财富，一手握着形胜、一手握着钱袋子，结果硬是自己把自己玩废了。

实际上，大唐也有一个机会易手。那就是安史之乱后彻底失去河朔三镇，这是大唐永远的痛。没有河朔三镇的人口、税赋，大唐的财政危机只能永远危机。

一个是趋势相交下的不能乘势。

决定历史的是人心和力量。所以，这两个都可以形成某种趋势。宗法传统向法家集权的转变，是人心的变化，宗法的旧故事没人听了。但，也是一种力量的变化，法家集权能够带来力量，力量够强就会更自由。

但是，比人心和力量更底层的，则是真正的趋势。这个真正的趋势，我们可以把其理解为时代问题。战国之时，统一天下就是时代问题；秦汉以后，中原整合就是时代问题；魏晋以后，民族融合就是时代问题；隋唐以后，中原和草原的竞争就是时代问题。

趋势相交之时，不能乘势就一定会把好牌打成烂牌。秦一天下，注定了中央集权加统一天下的模式，就是最强攻略。而项羽在这时候竟然玩起了分封，秦法秦制的刘邦集团自然取而代之。西晋分裂、北魏陨落、东魏败亡，都是，没能处理好趋势的问题，时代的课题是民族融合，你拿不出方案，那就只能让位。隋一天下，民族融合的课题算是初步解决了。但只能是初步，中原内部的胡汉矛盾消灭了，但草原呢？只有李世民时期，还能向草原输出秩序，之后的中原王朝就没有这个能力和欲望了。

宋朝一直没啥好牌。但，有好牌也没用。嬴秦能乘统一的势、曹魏能乘整合的势、西魏能乘融合的势。但，大宋无意于草原争锋，士大夫精英们没有这个欲望。所以，大宋有好牌也没用。王朝精英们没有生长出征服草原的雄心。

大英雄要成功，必须乘势，如嬴政、刘邦、刘秀、曹操以及宇文泰等。凡是不能乘势的，总会把一手好牌给打烂，如项羽、董卓、袁绍、司马晋以及北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