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文章《兄弟》

1925年冬鲁迅写的《兄弟》，取材于1917年周作人刚到北京治病时的情形，无情嘲讽了兄弟的手足之情。 实际上，他后来的生活还是始终没有忘记对于自己家人的关心，包括周作人，他虽然不置一词，但在暗中关心着自己弟弟的发展，并通过一些文学作品来表现兄弟之间的情分。如他的《伤逝》，周作人就认为“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⑥。据说，鲁迅的《伤逝》的名字是有来头的。在鲁迅的《伤逝》完成的九天前，即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京报副刊》译载了罗马诗人卡图路斯的一首诗，题目就叫《伤逝》，编者还特意说明“这是诗人悼其兄弟之作”。其中就有这样的诗句：“兄弟呵，我来到你的墓前，献给一些祭品，作最后的贡献”；“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冥明，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⑦鲁迅和周作人都是《京报副刊》的忠实读者，鲁迅的小说《伤逝》肯定是有其用意的，而周作人的理解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鲁迅在《伤逝》完成之后的第十二天，他又写了一篇小说《兄弟》。周作人认为：《兄弟》所写，“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他对小说的写作动机“却是能够懂得”⑧。有人认为，《兄弟》是鲁迅在追念自己对周作人疾病（出疹子）的忧思，表示了“脊令在原”的意思。脊令，是一种栖居于水边的小鸟，它在高高的水滩上时，常飞鸣以求同类，经常是成群而飞。“脊令在原”出自《诗经。小雅。常棣》，这是一首申述兄弟应该互相友爱的诗歌。其中就有这样的诗句：“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这四句诗的意思是：兄弟成群共处，如果兄弟有灾难，就会急于相救；当我有灾难时，只是增加他们的长叹而已。《兄弟》这篇小说，对于周作人来说，确实是鲁迅向他伸出的热情友爱之手，这一点，连周建人也认为，《兄弟》这篇小说是鲁迅“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⑨。小说还传达出另外一种含义：只要丢掉丑恶的私心，他们还会做到“兄弟怡怡”，鲁迅的创作可谓用心良苦，同时也表明鲁迅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复仇者。 作品的结尾是写作者的梦醒了。作者特意说明，他之所以做梦是因为他将手放在了自己胸口上的原因，并且在梦中，他还用尽平生之力，试图将手移开。作者的这一段说明，并非是简单的对于做梦的解释。作者表面的含义是说自己所做的这个梦不过是个梦而已，试图对这个梦加以简单化。实际上作者突出手搁在胸脯上，无非是说明自己的这篇文章并非是一个梦，而自己用心写出来的，那是自己真实的心的流露，而这真实的心的流露，也正是渴望着背叛他的人的理解，以此唤醒他们的良心，让他们真正醒悟过来。

毋庸置疑，先生洵是伟人，敢于黑暗中偊偊行走，勿恤其他。此尚不足为奇，然于孤独中,俯首则笑谑低眉，仰首则横眉怒目却为那一时代（或许直到如今）国人之所鲜见也。此孤独者昭昭如日月经天。以至情不自禁一用久已忘却的“先生”之称谓，一书此同一符号下个人心中的鲁迅形象：一直以为先生者须得有广博之学识加之超凡不羁的品性，有傲骨而无傲气，有博爱之心而无滥爱之行。如此者似恒为余于鲁迅的个人解读。但余确乎忘记了还需直面的是先生的其他，那些在力透纸背的篇章后留有的一丝软弱和无助。这原是不敢想也想不到的，而随孔先生之课程，一个兼有黑色孤独的鲁迅逐渐清晰。余自觉未及前辈，故而指摘一二，取黑色一点——以《弟兄》为例，斗胆浅读先生。 谈及先生世人多以为“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林语堂先生谓之“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①此言大抵不虚，先生于世事自然很是磊落，蝇营狗苟，骂则骂矣，豪侠之气，跃然纸上。然读先生叙及兄弟人情却多不似那写作时的披沥酣畅。大抵似块垒在胸却欲说还休，一种莫名的压抑与惆怅萦绕其间。识先生者皆约略可知其兄弟不睦。十一年中这种间杂着怨恨、自责、迷惘的感情一次次地在文中出现，而先生似乎亦是于积郁中完成了《风筝》、《弟兄》等语意晦涩的篇章。《弟兄》许是先生一篇颇有勇气的文章，这篇创作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的文章距离兄弟断交仅仅两年，其间先生亦是大病一场，因而《兄弟》的创作不得不有着特殊的含义：以张沛君操心其弟靖甫的病情为线索或许与先生病中所思所想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沛君身为政府小吏，及同他共维生计的胞弟靖甫出现传为不治之症的“猩红热”时，沛君先是慌乱无着，四处延医；之后神智甚而出现了恍惚，以致乱念丛生。先生于此以沛君的幻想入笔，起坐不安的神态多少已带有先生自己的影子：同样身为政府小职员的先生与其弟作人亦曾共维生计，先生假沛君之形书个人之苦，似乎怨及兄弟对其辛苦的不解（事系隐晦，传作人唯其妻羽太信子言是听②），多半也自嘲个人此前辛劳的愚昧。然先生终究不是康沛君，被秦益堂之流誉为“兄弟怡怡”的沛君终究逃脱不掉心灵深处对兄弟身后拖累自己的厌弃与不安。事实上，活在沛君心中的便是一个个秦益堂、汪月生！先生对此也极尽暗讽之能事，通过沛君荒诞的梦迹将虚无的“脊令在原，兄弟急难”③的假道德冷冷地抛在读者面前……而先生却不见满足的颜色，他应是更为惆怅的，甚而是凄苦的，纵是自己不为此假道德，但现实却是与兄弟连这样的假道德也未可支撑！反传统的斗士却在现实中被传统击败——“兄弟阋墙”终究不为所称也不足取。先生终究是凡人。先生不能不说是个孤独者，孤军力战于四处碰壁的黑暗同时却和自己的骨肉至亲大动干戈，前者昭如日月而后者昏如雾霭，人生之苦岂非在与世相斗、与亲相隙？而所谓孤独者，又岂为魏连殳之属也？余以为，先生者，赞其争之亦叹其争之。孤独有余，往往便有“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窘境，于世如此，于亲益如是，悲夫，信夫……注：①林语堂：《林语堂文选》之《鲁迅之死》 ②意出周建人：《鲁迅与周作人》“我（指鲁迅）已经涓滴归公了，他们还不满足。”及建人回忆“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矛盾”③语出《诗经·小雅·常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