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可以简介<<双城记>>的核心思想?

故事梗概:双城记》写的是发生在巴黎和伦敦两个城市的故事。法国革命前，一个在巴黎开业、名叫马奈特的外科医生因为向政府揭发贵族厄弗里蒙兄弟将农村的一对兄妹无端迫害致死的罪行，被持有贵族特权的厄弗里蒙兄弟所陷害，马奈特医生平白无辜地被投入巴士底监狱，在狱中被关禁了整整18年。后来，厄弗里蒙侯爵失去恩宠，马奈特医生才获释出狱。马奈特医生在狱中曾设法记录了自己受迫害的过程，立誓要向厄弗里蒙家族复仇。出狱后，和女儿路茜同在英国伦敦居住，路茜邂逅一位法国青年查尔斯·代尔那。她不知道查尔斯·代尔那就是把马奈特医生送进监狱的厄弗里蒙侯爵的侄儿。马奈特医生为了女儿的幸福，同意路茜和代尔那结婚。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替代尔那在法国管理事务的盖白勒被革命法庭逮捕，代尔那为了营救盖白勒出狱，冒险来到巴黎。当年被害兄妹的姐姐得伐石太太认出了代尔那是厄弗里蒙侯爵的后裔，决心要把他送上断头台。马奈特医生和路茜闻讯后，立即赶到巴黎，多方营救，但在法庭审判的关键时刻，得伐石先生和太太出示了马奈特医生隐藏在巴士底监狱牢房内的控诉书，于是代尔那被判死刑。临刑前夜，热恋着路茜的英国律师卡尔登由于和代尔那面貌酷似，混入狱中，换出了代尔那。当驿车载着代尔那夫妇和马奈特医生远离巴黎的时候，卡尔登英勇地走上了断头台，为他心爱的女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借古喻今，用法国革命前后法国的情况来暗示当时英国国内情况。用法国革命这一“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来暗示如果英国情况不发生根本的转变，法国的历史定将在英国重演。他在《双城记》中一方面对被压迫的法国贫民充满同情，另一方面又对于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的爆发感到恐惧。在狄更斯看来，一旦革命爆发，群众的怒火就将一发不可收，必然会将国家投入无政府、无秩序的深渊；互相杀戮不仅会毁灭人类固有的本性，最终还将导致自我的毁灭。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进一步发展了他在前期作品中所宣扬的以仁慈为核心的圣诞精神。他要人们“勿以暴抗恶”，用仁爱、宽恕的精神来对待敌对的阶级。凡是“以暴抗暴”，违反这种基督教仁慈精神的必然会自食其果。小说描写马奈特医生在已士底狱中立誓向厄弗里蒙的后裔报仇，结果是厄弗里蒙的侄儿查尔斯·代尔那被革命法庭宣判死刑，马奈特医生替代尔那求情的时候，得伐石先生当众宣读马奈特医生藏在狱中牢房里的那份控诉书，马奈特医生便成了把代尔那送上断头台的起诉人。小说还描写法国的贫民起来用暴力推翻压迫他们的封建贵族，但是暴力使他们丧失理性，变成了疯狂的野兽。他们摧毁了巴士底监狱，却建立了新的监狱，在拉逢斯监狱中关押着未经审判就遭逮捕的贵族和平民。尤其是得伐石太太的形象，是复仇女神的化身。革命爆发时，她右手拿着斧子，腰间挂着手枪和短刀，率领妇女们攻打巴士底监狱。在恐怖统治时期，她根据编织的图案疯狂地向贵族阶级复仇。她复仇心切，要把厄弗里蒙一家斩草除根，甚至连马奈特和路茜也不放过。最后，她终于在和路茜的女仆普洛斯摔打时，被自己的手枪击毙。

和这种疯狂的复仇行为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体现在马奈特医生、路茜、代尔那和卡尔登身上的基督教仁爱精神。在狄更斯笔下，这种仁爱精神不仅能使敌对的阶级、敌对的人们互相谅解，而且可以改变人们被扭曲了的心灵，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新生。

小说的第一部的标题是“复活”，描写马奈特医生被关在巴士底狱中18年丧失了理智，是他的女儿路茜用爱的力量使他恢复了常态。后来，马奈特医生在路茜结婚前夕，知道未来的女婿就是他立誓报仇的厄弗里蒙的后裔，但是为了路茜的幸福，他不念个人旧仇，同意了这门婚事。这种仁爱精神发生了无穷的威力，使他在法国能够经受得住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千方百计地营救代尔那出狱。同样，代尔那也体现了这种仁爱精神。在法国革命爆发以前，他同情佃农的不幸遭遇，主动放弃了贵族财产和称号。他为了让管家出狱，自己被关进了禁闭死囚的监狱。

但是，最能体现作家这种基督教仁爱精神的是英国律师卡尔登的形象。卡尔登生活颓废，酗酒成性。他自称是一个“失望的人”。他不关心世上任何人，世上任何人也不关心他。但他热恋着路茜，为了路茜的幸福，他伪装成代尔那，为代尔那上了断头台。他虽然死了，但是他的灵魂却得到了升华，像耶稣替世人受难似地获得了永生。“主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须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卡尔登临死前的容貌犹如先知一般。狄更斯援引了《圣经》里的词句来讴歌卡尔登高尚的品格。

用爱消灭恨，用仁爱、宽恕、和解来替代阶级对抗，乃是狄更斯创作《双城记》的意图，也就是他在许多作品中宣扬的圣诞精神。

狄更斯在小说的情节安排上，采用了他在许多作品中惯用的悬念手法。小说开篇描写英法两国动荡不安的局势，接着是关于“活埋”和“复生”的对话，一开始就渲染了一种神秘和紧张的气氛。这种气氛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而越发加强。马奈特医生出狱后奇怪的缝鞋活动，代尔那婚前和马奈特的神秘对话，卡尔登和代尔那面貌酷似，这种种疑团加深了小说的魅力，使它的结构犹如巴士底监狱通道那样迂回曲折，直到最后才把散见于全书的各条线索串联起来，创造出豁然开朗的艺术效果。

《双城记》主要以情节结构取胜。书中的人物形象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仁爱的化身，如马奈特医生、路茜、代尔那和卡尔登；另一类是复仇的化身，如得伐石夫妇、甲克，以及法国革命中“疯狂”的群众。两厢对立，壁垒分明，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示其鲜明的性格特征。狄更斯喜用的漫画化手法，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双城记》在狄更斯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占着一个独特的地位。尖锐的阶级对立在小说中以更为极端的形式出现。旧秩序、旧制度的崩溃已经不再像《荒凉山庄》中废品收购商克鲁克那样“自我燃烧”，也不会像《小杜丽》中克仑南姆夫人宅邸那样自动坍塌。在英国，像法国革命那样的一场“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正迫在眉睫。《双城记》是狄更斯对英国统治阶级发出的一个强烈警告。

《双城记》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早在创作《双城记》之前很久，狄更斯就对法国大革命极为关注，反复研读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和其他学者的有关著作。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浓厚兴趣发端于对当时英国潜伏着的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担忧。1854年底，他说：“我相信，不满情绪像这样冒烟比火烧起来还要坏得多，这特别像法国在第一次革命爆发前的公众心理，这就有危险，由于千百种原因——如收成不好、贵族阶级的专横与无能把已经紧张的局面最后一次加紧、海外战争的失利、国内偶发事件等等——变成那次从未见过的一场可怕的大火。”可见，《双城记》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动机在于借古讽今，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为借鉴，给英国统治阶级敲响警钟；同时，通过对革命恐怖的极端描写，也对心怀愤懑、希图以暴力对抗暴政的人民群众提出警告，幻想为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的英国现状寻找一条出路。
从这个目的出发，小说深刻地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深深激化了的社会矛盾，强烈地抨击贵族阶级的荒淫残暴，并深切地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作品尖锐地指出，人民群众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在贵族阶级的残暴统治下，人民群众迫于生计，必然奋起反抗。这种反抗是正义的。小说还描绘了起义人民攻击巴士底狱等壮观场景，表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然而，作者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即反对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也反对革命人民反抗暴政的暴力。在狄更斯笔下，整个革命被描写成一场毁灭一切的巨大灾难，它无情地惩罚罪恶的贵族阶级，也盲目地杀害无辜的人们。
这部小说塑造了三类人物。一类是以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他们“唯一不可动摇的哲学就是压迫人”，是作者痛加鞭挞的对象。另一类是得伐石夫妇等革命群众。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形象是被扭曲的。例如得伐石的妻子狄安娜，她出生于被侮辱、被迫害的农家，对封建贵族怀着深仇大恨，作者深切地同情她的悲惨遭遇，革命爆发前后很赞赏她坚强的性格、卓越的才智和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但当革命进一步深入时，就笔锋一转，把她贬斥为一个冷酷、凶狠、狭隘的复仇者。尤其是当她到医生住所搜捕路茜和小路茜时，更被表现为嗜血成性的狂人。最后，作者让她死在自己的枪口之下，明确地表示了否定的态度。第三类是理想化人物，是作者心目中以人道主义解决社会矛盾、以博爱战胜仇恨的榜样，包括梅尼特父女、代尔纳、劳雷和卡尔登等。梅尼特医生被侯爵兄弟害得家破人亡，对侯爵兄弟怀有深仇大恨，但是为了女儿的爱，可以摒弃宿仇旧恨；代尔纳是侯爵兄弟的子侄，他大彻大悟，谴责自己家族的罪恶，抛弃爵位和财产，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这对互相辉映的人物，一个是贵族暴政的受害者，宽容为怀；一个是贵族侯爵的继承人，主张仁爱。他们中间，更有作为女儿和妻子的路茜。在爱的纽带的维系下，他们组成一个互相谅解、感情融洽的幸福家庭。这显然是作者设想的一条与暴力革命截然相反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是不切实际的。
《双城记》有其不同于一般历史小说的地方，它的人物和主要情节都是虚构的。在法国大革命广阔的真实背景下，作者以虚构人物梅尼特医生的经历为主线索，把冤狱、爱情与复仇三个互相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情节错综，头绪纷繁。作者采取倒叙、插叙、伏笔、铺垫等手法，使小说结构完整严密，情节曲折紧张而富有戏剧性，表现了卓越的艺术技巧。《双城记》风格肃穆、沉郁，充满忧愤，但缺少早期作品的幽默。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借古喻今，用法国革命前后法国的情况来暗示当时英国国内情况。用法国革命这一“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来暗示如果英国情况不发生根本的转变，法国的历史定将在英国重演。他在《双城记》中一方面对被压迫的法国贫民充满同情，另一方面又对于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的爆发感到恐惧。在狄更斯看来，一旦革命爆发，群众的怒火就将一发不可收，必然会将国家投入无政府、无秩序的深渊；互相杀戮不仅会毁灭人类固有的本性，最终还将导致自我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