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如何评价刘邦这个人

一、 刘邦的战力评估
自反秦以来，刘邦的余生基本上都在战争中度过，其作战能力究竟如何，好象没有说法。从他与项羽对抗百战百败来看，估计后世对此评价不高。刘邦得天下后，曾与群臣探讨刘胜项败的原因，推出了汉三杰论，在作战能力上首推韩信。而韩信在与刘邦探讨带兵能力时，也只说刘邦不过能带十万兵，而自己则多多益善。从这个记载来看，韩信应该还有所保留，也就是在他的真实想法里，刘邦可能连十万人也带不了。之所以要说这个数字，无非是要给刘邦留足面子。刘邦对此并不服气，他说：“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韩信答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历史没有记录下刘邦对此有什么响应，或者认可了这个评价，或者他对这个问题不想顶真了。于是造成了这样一个后果，即在后人看来，刘邦的强项就是会驾驭人，其作战能力则不值一提。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其实际作战能力或者大大超出后人的估计。
其实有关刘邦的作战记录还是相当多的，其作战之频、作战对象之多恐怕也是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但在人们的印象里，最容易记住的就是他常常被项羽打得落荒而逃，连子女及部队都顾不上，只顾一个人逃命了。确实，比起刘邦取得的胜利来说，这些败仗场面在司马迁的笔下既精彩又传神，让人看过一次，就牢牢记住。但在整个秦楚之际，刘邦也就败给项羽一人，其它人则均败在刘邦手下。如在反秦战事中，刘邦于起兵之初就在战斗中击杀泗水守，这是见之于史的秦军阵亡的最高军事长官。在秦三十六郡中，肯定为刘邦部战斗征服的至少有三分之一。在刘邦加入项梁阵营前，项梁对秦作战还没有取胜的记录，只有项羽有攻克襄城的胜果。而刘邦的加入，使得项梁部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留侯世家》记张良以《太公兵法》告刘邦，被刘邦用得很好，说明刘邦很有用兵的天分。在最后的灭秦作战中，刘邦以不足万人的部队（郦食其语）完成了策应援赵、拱卫楚都、西进灭秦一连串繁重的任务，没有非常的军事才干是不可想象的。
有关刘邦的战力或可从平定天下后的几次作战中反映出来。在刘邦死前，先后有击燕王臧荼、击韩王信之叛、击陈豨之叛、击黥布之叛，每次均由刘邦挂帅出战，说明在汉阵营中，其它的人（韩信除外，因其过早被废王为侯不受重用）的能力均不能让刘邦放心。《高祖本纪》记其击陈豨时分析道：“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后果如其言。黥布反时的心态也能说明问题。黥布以为：“上（指刘邦）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在黥布看来，汉阵营的将领除韩信、彭越外，均不在话下。只有刘邦的本事值得顾忌，但他又太老，估计不会亲自带兵作战。所以黥布反了。可以肯定，在当时人的眼里，刘邦的作战能力是相当受推崇的。但为何会留下与项羽作战百战百败的记录呢，原因只能是项羽的作战能力更高，刘与项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刘邦长期处在项羽阴影下，其作战能力根本显不出来。
关于韩信以为刘邦不能将兵的说法，《韩信卢绾列传》有一条反证，击陈豨时，刘邦先于全国军队到达时抵赵，问赵相周昌赵地有无可用之人，周昌推举了四人，刘邦面试后骂道：“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陈豨反，邯郸以北皆陈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独邯郸中兵耳。吾胡爱四千户封四人，不以慰赵子弟！”表明刘邦能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权威手段调动当地士兵的积极性，可能也因此抵挡住了陈豨的凶猛攻势。刘邦每每在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下不断取得胜利，应该与他善于激励士气有关。仅此一条证据，就使得不善将兵说不那么可靠。
二、 刘邦的杀降杀俘倾向
后世总结楚汉成败时，总不会忘记说残暴是造成项羽失败的重要因素。而项羽残暴的重要证据之一便是杀降。其坑秦降卒、坑齐降卒，杀秦王子婴及秦国宗室，尽失人心。但刘邦的杀降杀俘就很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严重。
早在反秦战争期间，刘邦与项羽协同作战时，就有过共同屠城的记录。如屠城阳。因为当时有项羽在，或可将此罪行记到项羽的账上。但刘邦入秦时的屠武关（《秦始皇本纪》），就不能由项羽本分担了。众所周知，当时战争的酷烈，使得获胜一方在经过艰苦拼杀后，往往做出极其残暴的举动，即屠城。《项羽本纪》在汉四年，欲屠外黄事上，为后世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估计刘邦的屠武关及楚汉战争时樊哙的屠煮枣，性质与此相类。但刘邦的问题不出在屠城上，而是在有计划地杀害降将方面。
整个楚汉战争期间，为汉军俘获的一方势力人物为数相当不少。如魏王豹、赵王歇、代王陈余、代相国夏说、雍王章邯、齐王田广、塞王司马欣、韩王郑昌、殷王司马昂均属被俘。然而除郑昌不详其所终外，其余均留下死于非命的记载。
首先，明确记为禽，又记为斩或死者。如代相国夏说被擒（《淮阴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曹相国世家》记为斩；齐王田广为汉将曹参所虏，而《田儋列传》言田横“闻齐王广死，自立为王”。至于其何故而死则不可知。类似情况有：章邯分明为都昌侯朱轸所虏（《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祖本纪》言其自杀；陈余分明为张苍所虏（《张丞相列传》），《曹相国世家》等均言其为斩。赵王歇为禽（《淮阴侯列传》），《张耳陈余列传》则明言“追杀赵王歇襄国”。两种记载之差异究竟如何，今已不可考。但笔者倾向于，这些人都是先被俘后被杀。因为死是不可改变的最后结局，而被俘可能是死前的某种状态，如章邯的被擒，就是上了功臣表这样的档案材料，应该最可靠；而《曹相国世家》记曹参之功为得王二，即俘虏了两个王，应该分别是魏王豹和齐王广。那么，上述人等皆有先俘后杀的嫌疑。这些人都是一方领袖，杀掉他们可以减少敌对势力的凝聚力。
其次，明确被俘，又在相当一段时间后被处死，或死因不详者。如魏王豹明确被俘，却未立即就死，只是在日后找理由将其杀害。汉三年，楚围荥阳，刘邦与陈平等人弃军出逃，留投降的魏王豹与周苛等守城。周苛即以“反国之王，难与守城”为名，将其杀害。此等手段类似于秦二世以出巡期间诛杀大臣事，刘邦亦不想让这类杀降事与己沾上边，所以杀魏豹的周苛或因此而立功，其子周成或也因周苛之功而封侯，除此之外，周苛确实没有值得称道的功劳，所谓的守城被俘不屈，可能传说成分大于事实成分，毕竟周苛不是守城的最高甚至重要的汉军首领，项羽未必肯开出那么高的条件来收买他。在《功臣表》里有堂阳侯孙赤就是以惠侯的身份在荥阳被楚军俘虏并投降了，楚要封高官也轮不到周苛。与此同类，故塞王司马欣之死亦属可疑。史称其因汉胜楚于成皋，与曹咎同自刭于汜水上。实际上，曹咎并非自杀，而是被斩。《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则以曹咎为龙侯陈署所斩，这是陈署功劳薄上的记录，恐其斩曹咎事属实。因此，《项羽本纪》言曹咎及司马欣之自刭，皆不可信。再联系到日后汉王受伤入关，枭故塞王欣首之事，距其战败战“死”时间更已达数月之久。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将一个死者首级或尸体完好保存。如果不能保存，或就是能保存，枭其首于栎阳又有何意义呢。一种更大的可能是，故塞王司马欣当时只是被俘，后被处死。也只有在示众后的斩首，才能显出汉之武功，也可以平当地之民愤，顺当地之民心。
司马欣之死，当为《史记》中隐而微之事，却仍属有蛛丝马迹可寻者。而殷王司马昂之死，就毫无迹象留存。自汉二年司马昂降汉后（实则为灌婴所虏），就在《史记》中失了记载。而《汉书·高帝纪》却明确记其死于汉二年、汉从彭城败退后。此事不见于《史记》，班固或另有所见。如果班固所见不假，则司马昂之死与司马欣之死似有相通之处，即二者都死得不明不白。
尽管刘邦的杀降属于隐而微，但事实俱在，不容置疑。问题是，为何在放弃或失去抵抗后，这些人却遭到杀戮了呢？这个问题确实耐人寻味。联系到汉定天下后，韩信、彭越之死，或可对理解这个现象有所帮助。即，杀降是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局面，如果这不是全部理由，至少是一部分人如此结局的原因。
魏王豹、代王陈余、赵王歇、齐王田广还有司马昂虽然不是最厉害的角色，但也都曾是领袖一方的人物。尤其前二人，都具有一定的开拓能力，有一定的凝聚力，可以登高一呼，从者云集。这样的人之存在，总是让志在天下的刘邦心存忌讳。而司马昂亦非泛泛之辈，在赵王武臣失败后，司马昂曾一度变成了一支独立作战武装，其在秦之腹地作战，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发展壮大。更有甚者，其先反叛项羽，后因力不能敌，与项羽派来讨伐的陈平媾和罢兵。这等能屈能伸的功夫，与刘邦极为相似，刘邦容他不下，亦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章邯和司马欣，此二人是秦将，双手沾满了反秦武装的鲜血，刘邦对他们不仅在感情上不兼容，在理智上也不能允许他们继续存在。故在俘虏二人不久，即将其处死，满足了刘邦及其部下感情和理智的需求。还应该考虑到，赵地与齐地的平定并非一帆风顺，如果让赵、齐二国之王留下来，对于二地的敌对势力来说，等于是留下了精神支柱。故处死二人，或可使两地的平定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刘邦的杀降将，是有其政治上的考虑的，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刘邦的本性残忍。如果与天下大势相联系来考虑，才能见其深意。
鉴于上述考虑，刘邦的杀降，或可包括临江王共尉。据《荆燕世家》：“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临江为南郡。”而《傅靳蒯成列传》则另有说曰：“（靳歙）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阳，因定南郡。”江陵王，即临江王，江陵为临江国都。则共尉并非战死，而是被生擒，《高祖本纪》明言，共尉是被“杀之雒阳”。其实汉击共尉一事，本来就不合情理。据《高祖本纪》，汉令卢绾、刘贾击共尉在汉五年正月后，其罪名是“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而《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五年十二月，“汉虏驩”，表明，汉击临江之事是紧接着项羽之死、楚地大定之后就进行的。《史记》以一事之始的时间记其最终结果的现象经常发生，此为其一例。故临江之定或非此时的事，其始则可确定为此时的事。《韩信卢绾列传》称：“汉五年冬，以破项籍，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破之。”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十二月在正月前，汉击临江时间的不统一，表明了罪名的不成立。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临江在楚汉战争中的立场。尽管临江与汉、九江、衡山一样均为旧楚将而封王，但其没有在战争中帮楚是有一定根据的。据《黥布列传》：“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则与项羽交好的楚军旧将惟黥布一人，其余三人，汉王刘邦已叛，临江王共敖与衡山王吴芮不执行项羽杀义帝的密令，估计也与项羽关系疏远。而吴芮因与黥布的姻亲关系，在黥布归汉后，可能也有助汉的倾向。据《汉书·高帝纪》，汉五年正月，劝刘邦即皇帝位的诸侯中有衡山王吴芮，而刘邦的答谢诏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则吴芮与项羽有积怨，并肯定至少在楚汉战争后期，加入到汉阵营。而临江国可能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都处于两不相帮的境地，《高祖本纪》称其叛汉，只是欲加之罪的说法，不足为信。何况此前临江没有助汉之举，就谈不上什么叛与不叛的问题。事实可能是，先发起对临江的攻击，然后再安上罪名，因此，战争的性质是统一而非平叛。
根据共尉一事的隐秘因素，或者燕王臧荼的反叛也存在问题。《高祖本纪》称：汉五年“十月（实际上应该是七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樊哙将兵攻代”。从这个记载来看，臧荼是反了。但臧荼反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臧荼之燕在楚汉战争中是帮助汉阵营的，此年正月的劝进诸侯中也有臧荼的名字。在前一年楚汉相持荥阳时，燕出兵助汉击灭楚大司马曹咎。在刘项胜负未定时助汉，到天下归汉时叛汉，情理上不通。应该考虑汉欲加之罪的情况。代地的情况当时是怎么样的呢。自汉三年韩信等汉将击灭代相国夏说后，代地就落入了汉的掌握，主事者是张苍，其职位是代相，即在没有代王的情况下，代汉行使权力，署理代地事务。而汉定天下时，张苍又从赵相的位子上，回到代相之位，而汉击燕时，张苍以“代相从击臧荼有功”，看不出燕有攻下代地的痕迹。而从张苍事迹来看，这一段的历史有点乱。《张丞相列传》记张苍相代王在臧荼反前，而当时代地无王，至汉七年才由刘邦兄刘仲为代王。另有陈豨在战争中曾以游击将军别定代，汉击燕时，或者陈豨仍在代地，由张苍扶佐也未可知。《樊郦滕灌列传》记樊哙击燕，未及攻代一事，与张苍事迹合。《高祖本纪》记樊哙攻代可能是误记，因为汉七年，刘邦从白城败退下来，就让樊哙定代地，或许有将二事搞混了的可能。所以，在臧荼问题上不能排除捏造罪名的可能。为什么要为臧荼捏造罪名，这就要从楚汉战争结束时诸王的情况来分析了。项羽分封立十八王，三秦王、三齐王、代王赵歇都死于战事，辽东王韩广为臧荼所杀，韩王成为项羽所杀，河南王申阳降汉失地，项羽自立之韩王郑昌也被汉俘虏，魏王被汉诛死，殷王死得不明不白。剩下的汉王称帝，九江王黥布被项羽杀了全家，死心塌地归汉；常山王张耳被陈余击败失国归汉，得汉助而为赵王；衡山王吴芮受汉封四郡之地，虽然实领一郡，应该比项羽时多。剩下的临江国共敖传子共尉，已安了个罪名剿灭。而臧荼之燕，实则是合并了项羽分封时燕与辽东之地，相当于战国燕的全境，疆域相当大。而此燕在战争中没受什么损失，也没得汉什么好处，要笼络住也颇为不易。这样一个与汉关系不甚密切的大国，总是让人不放心。所以，就不能排除汉为取得长治久安而给燕安个罪名的可能性。
从韩信、黥布事件来看，汉为求得安定是愿意付出一定代价的。比如告发韩信造反的栾说，与告发黥布造反的贲赫，就分别被封为慎阳侯与期思侯，并各受封二千户。而很多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人，受封户数远不及这二人。韩信之叛，始终存在着不足以取信于人的问题，汉室也因此没有把韩信的功劳化解于无形，反而把一些不是他的功劳说成是他的，比如定魏、定代、定齐就有吕泽、陈豨等人的功劳，基本上都划归了韩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刘邦为了消除不安定因素，是会采用捏造罪名的办法。临江与燕的情况应该归于这一类。
总而言之，刘邦的杀降更像是一种出于为了江山社稷安定的深谋远虑，而项羽的杀降则很具有滥杀无辜的施暴狂意味。于是，刘邦的杀降常常消除了后患，而项羽的杀降，则激起了更大的反抗。

自司马迁之后，汉高祖刘邦的人格品质，被人看好的不多，即使在刘邦事功得到极高推崇时，也只是说他拯民于水火，而不对其整个人品加以推崇。对刘邦的非难，或始于阮籍登广武战场“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1]之叹，到了《厚黑学》风行之后，刘邦二字简直成了人品不好的代名词，至今未有改观。这些否定刘邦人品的看法，也是来源于《史记》，应该说至少部分真实。但这种情况是矛盾的，因为伟大的事功而出自于低下的人品，不仅情理上说不通，在事实上也极不可能。如果肯定刘邦的事功是伟大的，其人品一定也是伟大的。司马迁称其为大圣，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大量事实为支撑的。刘向、班固称《史记》“不虚美，不隐恶”，[2]基本上就是从司马迁对刘邦的描述而得出的结论。不虚美，就是司马迁对刘邦的赞誉，都有事实为依据；不隐恶，就是司马迁虽然推崇刘邦的事功，也不因此而对其存在的缺点予以回避隐瞒。结果，后人往往忽略了司马迁的不虚美，而特别看中了他的不隐恶，这就造成了刘邦评价的尴尬。其实，像刘邦这样一个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王朝的统治者，是很难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价他的个人品质的，应该看主流，也就是总体表现。司马迁的结论就是看主流的产物。我们今天评价刘邦的人品，也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即司马迁所站的角度来评价，才能得出其人品高下的真实结论。
一、 司马迁的评价基础
司马迁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他在《高祖本纪赞》中所说的：“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司马迁的这个结论，看上去具有太多的宿命色彩，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似乎陈旧过时，对此持反对意见或不以为然者不在少数。但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司马迁通过对几千年的历史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会因不合现在人的胃口，或缺少时代感而失去其合理成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对历史内在规律认识的深刻性，比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要高明的多。在司马迁看来，刘邦所为就是“忠”，正如《史记正义》所说：“汉人承秦苛法，约法三章。反其忠政，使民不倦，得天统矣。故太史公引礼文为此赞者，美高祖能变易秦敝，使百姓安宁。”如果参之以《秦楚之际月表序》，司马迁的意思就更加清楚了。其曰：“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倂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鉏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原来刘邦的功绩是使自周王朝东迁后动荡了几百年的社会生活复归于正常，这样的功绩，当然只能用大圣来形容。
其实，司马迁的结论也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在吸收了前人总结的基础上从总体上作出的。刘邦去世后，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3]我们今天熟悉的拨乱反正一说，其一大半就是源自于刘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秦结束战乱建立王朝，本来是有条件这样做的，即应该由秦来重新开始自夏以来三王之道的循环局面。诚如贾谊在评论秦亡时所说：“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4]但秦的立国之本并非宽厚，而是更加不合时宜的刻薄严酷，使三王之道无以为继。这个拨乱反正的历史局面，只是借着刘邦的成功，才得以出现。所以“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轝，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5]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刘邦的评价是根据对人民的贡献而言的，是针对周王朝东迁后数百年天下战乱不止，人民流离失所，终因汉兴而获安定的结果而得出的。那么，这种贡献或者说这个局面，刘邦是有心做出，还是无意得之？从历史记载来看，应该是出自其本心的有意为之。
二、 仁人之心，以天下苍生之心为心
现在论及刘邦的成功时，总会提出他的这样三个优点：1、雄才大略，有智谋，有远见；2、能用人，尤其是能驾驭人；3、头脑灵活，聪明绝顶，随机应变能力达到了出神入化之境；而对刘邦所具有的为时代所需要的仁者之心丝毫没有提及，其实这才是刘邦最大的优点，是他优点中的帅，其它的优点只是从属于此而产生作用。
司马迁记载道：“高祖为人，……仁而爱人。”[6]这种仁而爱人的表现在史料中比比皆是：最初体现在为官府送徒咸阳途中纵囚。继而表现在初起沛时不愿意接受沛令之职。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7]注意，刘邦之辞为首，与曹参、萧何之辞为首有所不同，萧曹二人之辞，是恐事不成，秦王朝种族其家，而刘邦之辞，没有个人的因素在内。最为典型的则以入关灭秦，与秦人约法三章，悉除去秦法，不受秦民犒赏；再则是汉七年，刘邦击韩王信还咸阳，“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8]最后，在汉十二年过沛，父老留饮，刘邦说：“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9]不愿过多打扰家乡父老，显示出对家乡人民深厚的体恤之情。凡此种种，并非作戏，而是出自一片赤诚。
说到刘邦的仁而爱人，可能有必要将当时人对项羽的评价作个比较。萧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10]韩信曰：“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11]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12]郦食其说：汉王“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负。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13]高起、王陵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14]以上诸说，实际上是待人之道，而不是爱人。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刘、项的本质差别。刘是与天下同利，项则专利己一人。有此前提，项的爱人，毫无实质性内容，更多的是表演的成分；而刘则尽可能多的使天下人得益。这种待人之道，其傲慢于人无实质性损害，其推利及人，则给人极大的实惠。这也正印证了刘邦的仁者之心之性。正因为有这种仁者之心，才能使天下归心，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从历史的记载上，看到更多的是刘邦的功臣受封得益，实际上，汉初的百姓得益也非常多。秦王朝穷奢极欲，收天下太半之赋，至汉初百废待兴，然而赋税并未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宋周密《齐东野语》云：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独两汉最轻。自高、惠以来十五税一，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景帝元年亦尝赐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税一，即所谓半租耳。盖先时十五税一，则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税其一，乃所谓半租之制也。自后守之不易，故光武诏曰：顷者师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三十税一，如旧制。是知三十税一，汉家经常之制也。”[15]这个持续了几百年的情况说明，刘邦胜利的最大受益者并非他本人和他的部下，而是广大人民群众。这正符合老子所说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主张，而司马迁的评价也有了落脚点。
三、 敢于承担责任，不自矜其功，勇于自责
刘邦在形势不利的时候，固然有过为自己逃命，将儿女踢下车的不光彩记录，但更多的是，在重大责任面前，表现出勇于负责的精神。前面提到的纵囚及出任沛公，就是这种性质。而真正的承担重任，是灭秦与抗楚两事。项梁败后，由楚怀王心主持大局，当时诸将莫利先入关。在这种形势下，楚怀王点了刘邦的将，让他带不足万人的部队去击秦并为楚国援赵军开辟道路。刘邦没有畏首畏尾，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有关这一点可参见拙作《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16]此不赘。在抗楚战争中，最艰难的事莫过于与项羽直接对垒。因为当时项羽才气最高，无人能敌，这一重任又是刘邦自己揽到身上，在荥阳一线与楚对峙三年，屡战屡败，多次受伤，几次差一点被俘。《史记索隐》引《三辅故事》曰：“楚汉相距于京索间六年，身被大创十二，矢石通中过者有四。”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固然难验证，但也足以证明，与项羽对垒是极危险的事。也正是刘邦有效地牵制住了项羽，才保证了其它战场战局的顺利进行。刘邦的敢担重任，不仅表现在天下未定之前，即使在当了皇帝之后，遇动乱骤起，也都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亲自领兵出征，无论是击韩王信、击陈豨，还是击黥布，也不论其身体适否，都是如此。
诸侯大臣共立刘邦为帝时曾说过：“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着，于后世不宣。”刘邦的功劳在当时已被认为是极致，再也无法更高的了，他还是不肯被立为皇帝，他说：“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17]这种在无可争议的情况下，仍然不忘别人的功劳的记载，当然又是其仁人之心的体现。最著名的就是天下平定后，他与群臣的对话，在谈到他如何能取天下时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18]因为刘邦有评论如此，故后人常以为刘邦沾了别太多的光。故这个问题有必要予以讨论。上述三人的功劳固然不小，但都是在刘邦的领导下取得的。比如张良早年得项梁之助，率千余兵士略韩地，每得一城，旋即为秦军夺走，最后一事无成。当然张良肯定有他的长处，历史记载刘邦用了他几条计策而受益。同样可以肯定，会有一些不高明的没被刘邦采用的主意，被历史记载遗漏了。萧何所做的工作，刘邦一点也不在行，应该说刘邦对萧何的评价是中肯的，但司马迁评萧何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19]这说明萧何的功劳是在刘邦的信任下取得的。韩信本是只身来投靠汉王的，其战功虽大，但毕竟没有正面与项羽单独作战，其作战能力是不是肯定高过刘邦、进而高过项羽，还不能简单下结论。只是刘邦并非以作战著名于史，对他这种能力，历史的评价过低了，实际上其能力是很强的。陈豨、黥布之叛，就非刘邦亲自出马不能平定。在对秦作战时，韩信还没有加入刘邦阵营，刘邦仍能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张良称其用兵为天授，就说明了刘邦的军事才能是相当高的。

　　刘邦评价短版：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将其一生归纳为：
　　“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从泗上，即号沛公。
　　啸命豪杰，奋发材雄。彤云郁砀，素灵告丰。
　　龙变星聚，蛇分径空。项氏主命，负约弃功。
　　王我巴蜀，实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东。
　　氾水即位，咸阳筑宫。威加四海，还歌大风。”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刘邦去世后，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

　　陆贾评价刘邦：“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轝，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

　　司马迁评价刘邦：“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长版：
　　司马迁记载道：“高祖为人，……仁而爱人。”[6]这种仁而爱人的表现在史料中比比皆是：最初体现在为官府送徒咸阳途中纵囚。继而表现在初起沛时不愿意接受沛令之职。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7]注意，刘邦之辞为首，与曹参、萧何之辞为首有所不同，萧曹二人之辞，是恐事不成，秦王朝种族其家，而刘邦之辞，没有个人的因素在内。最为典型的则以入关灭秦，与秦人约法三章，悉除去秦法，不受秦民犒赏；再则是汉七年，刘邦击韩王信还咸阳，“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8]最后，在汉十二年过沛，父老留饮，刘邦说：“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9]不愿过多打扰家乡父老，显示出对家乡人民深厚的体恤之情。凡此种种，并非作戏，而是出自一片赤诚。
　　说到刘邦的仁而爱人，可能有必要将当时人对项羽的评价作个比较。萧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10]韩信曰：“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11]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12]郦食其说：汉王“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负。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13]高起、王陵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14]以上诸说，实际上是待人之道，而不是爱人。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刘、项的本质差别。刘是与天下同利，项则专利己一人。有此前提，项的爱人，毫无实质性内容，更多的是表演的成分；而刘则尽可能多的使天下人得益。这种待人之道，其傲慢于人无实质性损害，其推利及人，则给人极大的实惠。这也正印证了刘邦的仁者之心之性。正因为有这种仁者之心，才能使天下归心，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从历史的记载上，看到更多的是刘邦的功臣受封得益，实际上，汉初的百姓得益也非常多。秦王朝穷奢极欲，收天下太半之赋，至汉初百废待兴，然而赋税并未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宋周密《齐东野语》云：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独两汉最轻。自高、惠以来十五税一，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景帝元年亦尝赐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税一，即所谓半租耳。盖先时十五税一，则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税其一，乃所谓半租之制也。自后守之不易，故光武诏曰：顷者师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三十税一，如旧制。是知三十税一，汉家经常之制也。”[15]这个持续了几百年的情况说明，刘邦胜利的最大受益者并非他本人和他的部下，而是广大人民群众。这正符合老子所说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主张，而司马迁的评价也有了落脚点。
　　三、 敢于承担责任，不自矜其功，勇于自责
　　刘邦在形势不利的时候，固然有过为自己逃命，将儿女踢下车的不光彩记录，但更多的是，在重大责任面前，表现出勇于负责的精神。前面提到的纵囚及出任沛公，就是这种性质。而真正的承担重任，是灭秦与抗楚两事。项梁败后，由楚怀王心主持大局，当时诸将莫利先入关。在这种形势下，楚怀王点了刘邦的将，让他带不足万人的部队去击秦并为楚国援赵军开辟道路。刘邦没有畏首畏尾，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有关这一点可参见拙作《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16]此不赘。在抗楚战争中，最艰难的事莫过于与项羽直接对垒。因为当时项羽才气最高，无人能敌，这一重任又是刘邦自己揽到身上，在荥阳一线与楚对峙三年，屡战屡败，多次受伤，几次差一点被俘。《史记索隐》引《三辅故事》曰：“楚汉相距于京索间六年，身被大创十二，矢石通中过者有四。”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固然难验证，但也足以证明，与项羽对垒是极危险的事。也正是刘邦有效地牵制住了项羽，才保证了其它战场战局的顺利进行。刘邦的敢担重任，不仅表现在天下未定之前，即使在当了皇帝之后，遇动乱骤起，也都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亲自领兵出征，无论是击韩王信、击陈，还是击黥布，也不论其身体适否，都是如此。

　　诸侯大臣共立刘邦为帝时曾说过：“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着，于后世不宣。”刘邦的功劳在当时已被认为是极致，再也无法更高的了，他还是不肯被立为皇帝，他说：“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17]这种在无可争议的情况下，仍然不忘别人的功劳的记载，当然又是其仁人之心的体现。最著名的就是天下平定后，他与群臣的对话，在谈到他如何能取天下时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18]因为刘邦有评论如此，故后人常以为刘邦沾了别太多的光。故这个问题有必要予以讨论。上述三人的功劳固然不小，但都是在刘邦的领导下取得的。比如张良早年得项梁之助，率千余兵士略韩地，每得一城，旋即为秦军夺走，最后一事无成。当然张良肯定有他的长处，历史记载刘邦用了他几条计策而受益。同样可以肯定，会有一些不高明的没被刘邦采用的主意，被历史记载遗漏了。萧何所做的工作，刘邦一点也不在行，应该说刘邦对萧何的评价是中肯的，但司马迁评萧何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19]这说明萧何的功劳是在刘邦的信任下取得的。韩信本是只身来投靠汉王的，其战功虽大，但毕竟没有正面与项羽单独作战，其作战能力是不是肯定高过刘邦、进而高过项羽，还不能简单下结论。只是刘邦并非以作战著名于史，对他这种能力，历史的评价过低了，实际上其能力是很强的。陈、黥布之叛，就非刘邦亲自出马不能平定。在对秦作战时，韩信还没有加入刘邦阵营，刘邦仍能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张良称其用兵为天授，就说明了刘邦的军事才能是相当高的。因刘邦不矜己功，故其称赞三杰，完全出自本心，也与众人对他的评价“能饶人以爵邑”、“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完全吻合。
　　对刘邦的评价
　　自司马迁之后，汉高祖刘邦的人格品质，被人看好的不多，即使在刘邦事功得到极高推崇时，也只是说他拯民于水火，而不对其整个人品加以推崇。对刘邦的非难，或始于阮籍登广武战场“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1]之叹，到了《厚黑学》风行之后，刘邦二字简直成了人品不好的代名词，至今未有改观。这些否定刘邦人品的看法，也是来源于《史记》，应该说至少部分真实。但这种情况是矛盾的，因为伟大的事功而出自于低下的人品，不仅情理上说不通，在事实上也极不可能。如果肯定刘邦的事功是伟大的，其人品一定也是伟大的。司马迁称其为大圣，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大量事实为支撑的。刘向、班固称《史记》“不虚美，不隐恶”，[2]基本上就是从司马迁对刘邦的描述而得出的结论。不虚美，就是司马迁对刘邦的赞誉，都有事实为依据；不隐恶，就是司马迁虽然推崇刘邦的事功，也不因此而对其存在的缺点予以回避隐瞒。结果，后人往往忽略了司马迁的不虚美，而特别看中了他的不隐恶，这就造成了刘邦评价的尴尬。其实，像刘邦这样一个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王朝的统治者，是很难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价他的个人品质的，应该看主流，也就是总体表现。司马迁的结论就是看主流的产物。我们今天评价刘邦的人品，也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即司马迁所站的角度来评价，才能得出其人品高下的真实结论。
　　一、 司马迁的评价基础
　　司马迁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他在《高祖本纪赞》中所说的：“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故救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司马迁的这个结论，看上去具有太多的宿命色彩，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似乎陈旧过时，对此持反对意见或不以为然者不在少数。但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司马迁通过对几千年的历史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会因不合现在人的胃口，或缺少时代感而失去其合理成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对历史内在规律认识的深刻性，比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要高明的多。在司马迁看来，刘邦所为就是“忠”，正如《史记正义》所说：“汉人承秦苛法，约法三章。反其忠政，使民不倦，得天统矣。故太史公引礼文为此赞者，美高祖能变易秦敝，使百姓安宁。”如果参之以《秦楚之际月表序》，司马迁的意思就更加清楚了。其曰：“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原来刘邦的功绩是使自周王朝东迁后动荡了几百年的社会生活复归于正常，这样的功绩，当然只能用大圣来形容。
　　其实，司马迁的结论也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在吸收了前人总结的基础上从总体上作出的。刘邦去世后，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3]我们今天熟悉的拨乱反正一说，其一大半就是源自于刘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秦结束战乱建立王朝，本来是有条件这样做的，即应该由秦来重新开始自夏以来三王之道的循环局面。诚如贾谊在评论秦亡时所说：“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4]但秦的立国之本并非宽厚，而是更加不合时宜的刻薄严酷，使三王之道无以为继。这个拨乱反正的历史局面，只是借着刘邦的成功，才得以出现。所以“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5]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刘邦的评价是根据对人民的贡献而言的，是针对周王朝东迁后数百年天下战乱不止，人民流离失所，终因汉兴而获安定的结果而得出的。那么，这种贡献或者说这个局面，刘邦是有心做出，还是无意得之？从历史记载来看，应该是出自其本心的有意为之。
　　二、 仁人之心，以天下苍生之心为心
　　现在论及刘邦的成功时，总会提出他的这样三个优点：1、雄才大略，有智谋，有远见；2、能用人，尤其是能驾驭人；3、头脑灵活，聪明绝顶，随机应变能力达到了出神入化之境；而对刘邦所具有的为时代所需要的仁者之心丝毫没有提及，其实这才是刘邦最大的优点，是他优点中的帅，其它的优点只是从属于此而产生作用。

一个运气非常好的聪明人。
首先说他的智慧。厚黑学的始祖，脸皮厚，属于无赖型，也正因为如此，拉的下脸面，于豪强中生存了下来。此外，仗义疏财，团结了一帮人。知人善任，善于纳谏，能够看到每个人的闪光点，能够最大限度的听取别人的意见，一个非常优秀的HR。这也是他最为突出的优点。也是他争天下的最大优势。
再说他的运气。从汉中伐中原，他是头一个，原因就是川蜀至中原的道路虽然崎岖，倒也好走，诸葛亮就没那么顺利了，虽然谋略出众，但是因为东汉末年地震等原因，道路更加难走，行军困难。再说他的对手，一个莽汉项羽，再加一群乱七八糟的诸侯，让刘邦可以逐一击破，夺得天下。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军事指挥家，汉朝开国皇帝，汉民族和汉文化的伟大开拓者之一，对汉族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统一有突出贡献。可能他本身是有一点的懦弱，在鸿门宴中卑躬屈膝讨好项羽，但这也不乏大智若愚的表现，若他没有大智慧，又怎能让这么多有才能的人归在他麾下，并建立汉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