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与史记在写司马相如上有何异同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而《汉书》则是班固所著。《史记》和《汉书》无论在历史观点、语言风格或体制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1）司马迁作《史记》，虽以孔子作《春秋》自许，但他却不赞成《春秋》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对於帝王贵族的罪恶，都能据实的揭露出来。他又不以成败论人，如把陈涉列入「世家」、项羽列入「本纪」，给予他们很高的历史地位。《汉书》是受诏而作的官书，其立场是为封建王朝服务，所以没有《史记》那样强烈的批判精神。（2）《史记》在语言运用上，大量吸取民间口语、谚语和歌谣，具有通俗流畅、浅易近人的特徵。而《汉书》的作者班固是东汉著名的赋家，重铺排，尚藻饰，并多用骈偶句法。史家范晔所说的「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正指出《史记》和《汉书》不同的风格。（3）《史记》参考各种史料文献，贯通和总结自有史以来至汉武帝为止数千年的历史，运用「本纪」、「世家」、「表」、「书」和「列传」五种体例组织配合起来，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汉书》是断代史，只记载西汉一代史事，其体例多继承《史记》，只是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汉书》虽不及《史记》规模宏伟，但由於时代只有二百余年，加以有《史记》作参考，故所记史事较为详尽。
《史记》与《汉书》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

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司马迁从此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

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主持了改历工作以后就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

2、《史记》体例

史记》是一部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武帝，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情况。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记帝王之事，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一般采用编年的写法；“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传记，其中还记述了国外和国内少数发展的发展历史。

3、《史记》的人民性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

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

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

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象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

《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4、《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

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

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

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第二节 班固与《汉书》

一、《汉书》体例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起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专记西汉一代的历史。他的体例基本承袭《汉书》，仅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共计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一百篇。

二、《汉书》成书经过

班固的父亲班彪，曾续《史记》成《史记后传》若干篇；班固于明帝永平元年（58）在父亲著作的基础上开始撰定《汉书》，五年后被人告发，以私改国史罪被捕入狱，得弟班超营救，明帝亲阅所写传记，不仅没有处分，反而供职兰台，敕令修史；至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前后经历了二十八年。一部分“志”、“表”，还是在他死后由妹班昭及马续续补完成的。

三、《汉书》与《史记》的比较

《汉书》以史家之笔，记录西汉一代的历史，对汉代统治集团的昏庸残暴，对上层社会的炎凉冷暖，对社会危机和民生疾苦，对有功于社会的仁人志士，均有比较客观真实的反映，其中也寄寓着作者的爱憎和批判。此是《汉书》与《史记》的相似之处。但因为班固生在专制压迫、经学统治严重的时代，又因为班固家世传统的影响和他自身性格的软弱，《汉书》的史学见解和史学精神，又不如《史记》。

1、班固的时代，中央集权加强，经学统治严重，更加上汉明帝对班固的修史有了直接的干预，故《汉书》对人物事件的抑扬褒贬，常常有失于公正客观，而少有《史记》的批判锋芒。

①不赞成改革：《汉书》“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晋书·张辅传》）

②“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马总《意林》卷5引杨泉《物理论》）

③“迁喜杂说，不顾道所可否；固贵谀伪，贱死义。”（苏洵《苏老泉先生全集》卷9）

④“班固名陈胜而降为列传第一，名项籍而降为列传第二，是以成败论，二失史迁功过不相掩之笔多矣。”（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90《师友雅集》）

⑤“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2、司马迁作《史记》，寄慨遥深，史识亦高；《汉书》于人于事，虽有褒贬，然少寄托，史识亦不及《史记》。

顾炎武《日知录》：“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载蒯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馀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

3、《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而又有所改易，多用《史记》文字而又有所删省。其体例之改易，得失互见；其文字之删省，则往往失却司马迁的微旨与叙事的生动。

《汉书》一书在体裁上承袭史记为纪传体。亦略有变更，改书为志，省去世家。全书共分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八十余万言。起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二0六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二三年)，共二百三十年。

虽言汉书为断代史，列传、本纪均以西汉为断限，但八表、十志则例外，如《古今人表》将古今人物分为九等，列叙其中。《百官公卿表》则溯自秦代官制，非限于西汉一朝。十志，有《礼乐》、《食货》、《地理》诸志，皆自古代开始叙述。

4、《汉书》叙一代之史，取材便利，又因东汉文风，渐趋华丽，故其叙事详密谨严，文字整饬赡丽，一般说来，不如《史记》的文气流荡，富于神韵。

5、《汉书》从学术和文献的角度，不独在《史记》原有的纪传中增加学术事迹，多载学术文章与经世的文章，更特设《艺文志》，讲论学术源流。把文化学术纳入史的视野，这是《汉书》的一大贡献。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颜师古释注，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