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瓷器有什么特点？

相对来说胎釉都更细致了!

清代陶瓷生产，除以景德镇的官窑为中心外，各地民窑都极为昌盛兴隆，并得到很大的成就，尤其西风渐进，陶瓷外销，西洋原料及技术的传入，受到外来影响，使陶瓷业更为丰富而多采多姿，也由於量产及仿制成风，画院追求工细纤巧，虽有惊人之作，但少创意而流於匠气。
福建省德化白瓷，莹白而带透明感，生产佛像相当有名。
清朝前期，景德镇瓷器代表了国内乃至世界制瓷的最高水平。随着国内外及宫廷对
景德镇瓷器的需求量的激增，使康、雍、乾三代的景德镇瓷业进入了制瓷历史高峰。康熙的青花、五彩、三彩、郎窑红、豇豆红、珐琅彩等装饰品种，风格别开生面；雍正的粉彩、斗
彩、青花和高低温颜色釉等，粉润柔和，朴素清逸。乾隆的制瓷工艺，精妙绝伦、鬼斧
匠工，前无古人。青花玲珑瓷、象生瓷雕、仿古铜、竹木、漆器等特种工艺瓷，惟妙惟
肖，巧夺天工。瓷业兴、百业兴，乾隆时督陶官唐英《陶冶图说》：“景德镇袤延仅十
余里，山环水绕，僻处一隅，以陶来四方商贩，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
籍此食者甚众。” 清代中期，外销陶瓷发展出来的广彩，艳丽照人。

清朝（1644-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1636年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清。1644年清世祖顺治帝（福临）入关。他是清入主中原后第一位皇帝，6岁即位，在位17年（1644-1661年）。
这段时期，正是清代建国初期社会动荡及百废待举的时期。由于清政权初建，全国各地尚未稳定，时局动荡，有些地区的战乱也未平息，由于受明末农民起义的冲击和影响，战乱纷争，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自明代以景德镇为中心的制瓷业也受到重创，处于萧条和停滞状态，清政府对景德镇官窑的生产更是无暇顾及，采取了明末已有的“有命则供，无命则止”的烧造制度，官窑生产断断续续，时产时停。从顺治八年，开始烧造官窑器。依相关陶瓷文献可知：顺治八年（1651年），清室开始沿袭明代宫廷旧制，下令烧造黄龙碗等器。从传世品也得到证实。北京雍和宫藏有顺治八年江西监祭奉敕敬造款的官窑青花云龙纹香炉。由此推断，顺治官窑瓷器制作年代大部分应晚于顺治八年，属顺治晚期的作品，且产量很少。《景德镇陶录》记载：“国朝建厂造陶，奉造龙缸……经饶守道董显忠、王天眷、王等督造，未成。十六年，奉造栏板……经饶守道张思明、工部理事官噶巴、工部郎中王日藻等督造，亦未成。嗣后，派江西巡抚郎廷佐督理景德镇窑事。十七年，巡捕张朝疏请停止”。由此说明，景德镇御窑厂在顺治后10年中烧造官窑瓷器，虽处低潮，仍未停止烧造，到顺治十七年，还没烧成质量好的龙缸和栏板。顺治官窑器品种有青花、五彩、茄皮紫釉、黄釉、蓝釉、酱釉、白釉等。而民窑器烧造有青花、五彩瓷等，其中品种和数量较多的是青花瓷。
明末瓷器逐渐成为一种商品，成为商人从事贸易活动的主要物品之一，瓷都景德镇渐渐成为工商业城市，为提高制瓷业的水平和发展，满足市场需要，官搭民烧制度渐兴。明王·宗林在《江西大志·陶书》中载：“官匠因循，管厂之官，乃以散之民窑，历岁相仍。民窑赔贝皮，习以为常”。“其能成器者，受嘱而择之。不能成器者，责以必办。不能办，则官窑具高价以市之，民窑之所以固也。”御窑厂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民窑瓷器生产中的先进因素，这对促进御窑厂提高质量和劳动生产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调动了广大制瓷工匠的积极性。清朝顺治时期，也实行“官搭民烧”制度，较明代更为深入。御窑厂负责制坯成型以及器物绘制，烧制则由民窑完成。御窑厂给搭烧窑户一定的酬金，这样刺激了窑户生产积极性。另外，清初官窑瓷器烧造时断时续，产量减少，朝代更迭的动荡环境，使许多原先为御器厂烧瓷匠师为了生活所迫，投身到民窑造瓷业中，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制瓷技术，促进了顺治民窑瓷器的发展，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官窑的生产。并为以后康、雍、乾瓷器的繁荣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顺治一朝只有17年，时间较短，且处于明末清初政权更迭的转变时期。顺治时期所烧制的瓷器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被人们重视与认识，历史上文献记载也不多。故这一时期的无款瓷器常被笼统地称为“明末清初”瓷，或者把明末崇祯青花瓷归为顺治青花，或者将顺治青花瓷中质地细腻、青花发色翠蓝的“上品器”归为康熙时期。从国内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铭有“大清顺治年制”的官窑款瓷，以及带顺治干支纪年款的顺治瓷器来看，虽然数量有限，但为我们提供了顺治瓷器断代的重要标准器。另外，通过排比的方法，对不署款的顺治青花民窑器与明末崇祯时期以及康熙时期的瓷器作认真的比对、排队列比、细致地审度，便不难断出其师承之间的差别。下面就结合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顺治瓷器以及国内外博物馆及收藏家所藏顺治瓷器，就顺治瓷器的断代，以及烧造品种、器物造型、纹饰、胎釉等方面，阐述其时代特征。
顺治时期，是明末清初政权更迭的过渡时期，瓷器造型也充分体现出这一过渡时期的风貌。顺治瓷器在造型方面有些沿袭了明末天启、崇祯时期瓷器的遗风，但也出现了一些新型品种，如筒花觚、洗口兽耳瓶等。民窑器多造型古朴稚拙，胎体厚重，器足宽厚，多为砂底。釉质青白，多白中闪青，如鸭蛋壳色。顺治民窑器多不署年款，但有的署干支纪年款，故对顺治瓷器的鉴别起到了标准器的作用。顺治时期民窑瓷器器形有筒瓶、橄榄瓶、蒜头瓶、洗口兽耳瓶、筒花觚、花觚、观音尊、将军罐、莲子罐、香炉、筒式香炉、笔筒、净水碗、碗、盘、碟、杯等。

清朝瓷器
筒瓶，也称为“象腿瓶”，是明末清初的典型器。口微撇，短颈，溜肩，腹为长筒形。此器形万历时期出现，天启、崇祯时期也有烧制，顺治时期，将筒瓶寓意为“大清天下一统”，一直沿续到康熙时期，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器物之一。顺治时期的筒瓶，较明末和康熙时期腹部更为细高。品种有青花、五彩器等。青花多绘花鸟、山石芭蕉和博古图、人物故事图案。五彩器则多绘人物纹及花卉纹。橄榄瓶，洗口，细长颈，鼓腹，撇足。胎体厚重。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对顺治青花云龙纹橄榄瓶，高54厘米，酱釉口，腹部绘火珠云龙纹，有“大清顺治庚子年”干支纪年款。
蒜头瓶，口为蒜头形，长颈，扁圆腹，圈足。多为青花器，绘麒麟、芭蕉、人物纹等。洗口兽耳瓶，为佛前供器，造型别致新颖，为顺治时期所特有的器形。口部呈洗状、长颈，颈上部有对称双兽耳，颈下部渐宽，长腹，下腹至足部外撇，沙底。品种有青花和五彩，青花多绘云龙纹、山水纹等。
筒花觚，撇口，器身修长，腰部渐收，平底无釉。口部多施酱釉，多见青花品种，绘麒麟纹、枯树花鸟纹、山石芭蕉纹及龙纹等，无款器较多，少数署干支款。较大的筒花觚，高大约在50厘米左右。
花觚，多为直筒状，口与足稍向外撇，腹部稍有外凸，砂底。此器型明崇祯时期出现，是由筒花觚演变而来，到康熙时期，腹部逐渐突起，有的成为鼓腹状。青花品种较多，也有少量五彩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顺治青花花鸟纹觚，高20厘米，口施酱釉，腹部绘青花枯树花鸟纹和莲荷花草及芭蕉太阳纹。青花花觚多绘火珠云龙纹、麒麟、芭蕉、博古图、雉鸡牡丹、人物故事纹等。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顺治青花牡丹纹花觚，高52.8厘米。撇口，筒式腹，腹部略凸起一周，撇足，平底内凹，无釉露胎。口沿施酱釉，青花纹饰，分三层，上层绘双犄牡丹、枯树、枝叶、鸟纹和太阳纹，中层绘洞石，牵牛花卉纹，下层绘下垂蕉叶纹。青花色泽浓重鲜艳。顺治青花蕉叶纹觚，腹上下绘蕉叶纹。铭有“顺治十三年”款识。造型古朴，是顺治青花的典型标准器。
将军罐，多带宝珠纽盖，器形高大，高为40－100cm左右、直口、短颈、鼓腹、腹下渐敛、平沙底。此器形始于明嘉靖时期，到清康熙时期，十分兴盛，品种有青花和五彩，多胎体厚重，器形饱满。
莲子罐，收口，丰肩，鼓腹，平底无釉。传世品中，多数无盖，多见青花纹饰，常绘花鸟纹、竹石芭蕉纹和人物故事纹等。
香炉，侈口，短颈，鼓腹，高圈足，无釉砂底。口涂酱黄釉。胎体厚重，多见青花器。绘云龙纹、麒麟纹、人物纹等，用笔粗犷、豪放。顺治青花罗汉图香炉，造型端庄，青花绘罗汉图，青花色泽艳丽，人物刻画生动，栩栩如生，旁隶书有“顺治丁酉年”款识。盘，口沿微外折、弧壁、平底、圈足。官窑器多为单色釉瓷，见有黄釉、茄皮紫釉、白釉等品种，有光素器，也有暗刻龙纹为饰。顺治官窑茄皮紫釉刻云龙纹盘，器内外壁施茄皮紫釉，呈深蓝色，器内壁、内底暗绘云龙纹，盘外壁暗绘云龙纹，近足处绘莲瓣纹。外底施白釉，内双圈青花书“大清顺治年制”六字楷书官窑款，是少见的顺治官窑器，制作精致。
5唐窑与唐英

青花松竹梅天字款罐
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在景德镇镇陶时所烧制的瓷器世称"唐窑"。唐窑瓷器非常精美，其制作水平和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的瓷器》一书中就说："中国瓷器，到了唐窑，确实集过去所有制作之大成。这表现在瓷器装饰方法，造型设计以及制瓷技术方面"。瓷器装饰仅高、低温颜色釉就有57种；彩绘方面"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无所不有，而且"规抚名家，各有原本"；造型设计上，则从"古札器尊鼎卤爵之款制，到瓜瓠花果象生之作"，应有尽有。
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时间长近30年，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的督陶官。他悉心钻研陶务，身体力行，不仅经验丰富，而且还对景德镇瓷业生产技艺进行科学总结，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先后编写出《陶务叙略》、《陶冶图说》、《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