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学区别是什么呢？

20世纪80年代，“新历史主义”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中崛起。“新历史主义”宣称一切关于历史的文本都相当于文学虚构（海登·怀特）。论者称“历史学家首先是一个讲故事者”，历史学家的敏感性在于从一连串的“事实”中制造出一个可信的故事的能力。而所谓的“制造故事的能力”，指的是，“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

西方在“新历史主义”出现之前，历史和文学要严格分家，历史讲理性和真实性，文学讲感性。在中国，对《史记》的研读，有人侧重于历史，有人侧重于文学。唐代韩愈把《史记》与《庄子》、屈原的楚辞、司马相如的赋并称为写作样板，此后人们常把《史记》当作文学来读。如此说，并不是为了炫耀中国人对于历史著作的认识超前于西方这么多年，而只是想在西方现代理论的比照之下，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史记》作为历史文本的文学价值。《史记》的文学价值，从技巧上说，无非是笔力雅健、气势沉雄，尤其在长篇传记中表现突出，如前文详细介绍过的《项羽本纪》；至于文章瑰伟壮丽或细腻生动，这在庄子等人的文章中也能见到。《史记》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在于作者主体精神的高扬，就是他以受刑之身，满怀愤懑，灌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以使读者感同身受：

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茅坤《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

司马迁对才高命蹇之人，如屈原、项羽，甚至游侠刺客都更具同情和理解。但司马迁又不是气量狭小的井底之蛙，他少年时的壮游、他的历史学家的家学与抱负，都使他常以天下苍生为念。《史记》关注的面极为宽广，《平准书》、《封禅书》、“货殖列传》涉及的是经济政治问题。《平准书》历来被认作是对汉武帝经济政策的批评，在他治下，原先殷实的国库开始亏空。汉武帝个人既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穷奢极欲，修宫室，巡郡国；又好大喜功，追求帝王的功勋，黩武开边，兴修水利与救荒赈灾也所费颇多。再加上社会上不良商人豪富囤积居奇，以个人营利为最高目的，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这些，都导致了汉武帝统治时期国家经济的衰退。但司马迁也看到汉武帝实行“平准”——调控物价——的政策的正面意义，打击了豪族与奸商对财物的垄断，使皇家财物增益的同时，也使汉家天下财富增益。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是从整个国家利益及百姓利益的角度来观照他的写作对象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说“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高”，“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我们看到司马迁所著历史在叙述个别的事的时候总是把它们放在一个巨大的历史时空中，比如写汉武帝的经济政策，联系的是整个汉朝成立以来的经济状况和走向；写帝王将相、写游侠刺客、写儒者文人，都放在他们各自的精神脉络中运行。所以《史记》是有着“诗”的品格的，20世纪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曾以这两句话向司马迁致敬：“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