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怎样理解

张艺谋：
“考上电影学院是我一生最大的命运改变”

我21岁时，因为有一些文体特长才被破例从农村招进陕西国棉八厂，因为我的出身不好，能进厂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在厂里当辅助工，主要从事清扫、搬运一类的工作，还要经常“掏地洞”，清理堆积的棉花杂质，出来后，三层口罩里面的脸仍是黑的，工作很脏很累，却没什么技术。

业余的时候我喜欢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喜欢中国古典小说，那时候能找到的书也少，《三国》、《水浒》、《西游》《说唐》都一遍遍地看，到现在对里面的人物也特别熟悉，它们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去年导演歌剧《图兰朵》时，想到古典艺术、民族特色，心里涌起的很多是这些小说给我的感觉。

我学摄影是在1974年，因为工作之外的无聊，又不愿虚度青春，就想学点什么，后来觉得摄影不错，就买了照相机，又从图书室偷了不少摄影方面的书，吴印咸的、薛子江的、人像摄影、灯光摄影等等，凡是有关摄影的，都找来看，一些借来的书因为要还，就整本整本地抄，记得当时一本两寸来厚的《暗室技巧》，我抄掉了大半本。

那时候对知识的理解没有现在这么明确，不愿混日子，觉得学摄影是个事儿，一个人在浑浑噩噩的氛围中把这当成了一种寄托。那时候最大的想法，就是能到厂工会或宣传科当个“以工代干”的宣传干事。

因为努力，又有兴趣，我的照相技术在厂里开始小有名气，厂里有人结婚，常常会找个休息日把我叫到公园的花前柳下，留个剪影一类的“艺术照”，之后放大镶框摆在新房里，当时在我们厂，谁结婚能挂这么一张照片，就是很有品位了。

加上我会打球，又能画毛主席像，便有幸成为当时我们厂里的“四大才子”之一。

如果不恢复高考，我可能真的会成为厂里写写画画的宣传干事，那时候年轻人想出路和现在不一样，除了入党、提干走政治这条路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我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上面这条路想都没有想过，我是车间里惟一没有写入团入党申请书的，那时棉纺厂停电时就组织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学习，每到此时，几百人的车间里退场的只有我一个。

1977年高考在我还没来得及想时就溜过去了，等一揭榜，厂里一下子也考走了好几个，我不可能不受到触动，1978年再不考我就超龄了，直觉告诉我必须抓住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当时只有初中二年级的水平，学的那点东西又在文革中早忘光了，复习得再辛苦也没把握，于是往偏处想，报体育学院？自己个子矮，喜欢运动却又都是野路子，不行；美术学院？绘画基础不足。正在琢磨时，别人向我推荐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说“课都与摄影有关，你的片子拍得好，一定行。”就这样，经过一番努力我如愿以偿拿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的命运将随着新的知识、新的朋友和新的体制环境而改变。

在电影学院，我跟其他同学最不同的有两点，一是年龄大，我差不多是我们这一级里最大的，系里别的同学一般都比我小10来岁；二是因为我的入学不是特别正规，因而总有一种沉沉的“编外感”。这两点不同，使我感到压力。

按照当时的行业氛围，我们从摄影系毕业后分到电影厂，还要做若干年的摄影助理，然后才能做掌机摄影师。我想想自己毕业就32岁，再干几年助理，三十七八快四十了才能独立摄影，就觉得不行，于是给自己设计了两条路，一是走出电影圈做摄影记者，尽快独立工作；二是转行干导演。

我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很少幻想什么，当时我已经着手联系陕西画报社；同时，我从大三开始便自己偷偷看一些导演方面的书。导演班的人年龄和我差不多，陈凯歌、田壮壮……甚至可能有人比我还大，这也是我想转入导演的重要原因，大家同时起步，感觉可能会好一些。

记得当时我是请导演系的才子林大庆帮着开的书目，一共20多本，之后是很长一段时间的苦读，这期间还试着写了个剧本，请导演系的白虹评点……正是有这一段时间的积累，才使我以后能很自然地由摄像向导演过渡，而无论是考电影学院还是转导演，开始的动机都是为了寻找出路，谈不上对电影或导演的“热爱”，而一旦选择了，我就想把它干好。

而且，一个人更重要的是要有不断学习的精神。每次我去看父亲，他跟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学习”。父亲生前常对我不满意，他在家看我的一些访谈，总觉得我文采不够，口才不好，总说“你看人家陈凯歌……”

在“不断学习”这一点上我与父亲非常认同，我总觉得我们电影人其实生活的圈子非常窄小，并不开放，而我们从事的工作又特别需要不断的补充给养、积累知识，因而我们必须做生活中的有心人，善于从点滴生活中感悟和表达。对我们电影人来说，这样的学习可能比纯粹的书本上的学习更重要。你必须在与各种人各种事的接触中，敏锐地感受，清晰地体悟，准确地表达，而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不断学习的精神、毅力和勤奋，否则便会走进死胡同，拍不出什么好的影片。

1978年考上电影学院，是我一生最大的命运改变。如果没有考上电影学院，如果没有获得这么宝贵的学习机会，如果没有读书，那么，我也许还是厂子里的一个工人。可以说，正是读书才使得我成功，读书是我成功的基石。

著名科学家毕思文曾做过一线煤炭工人，从1975年到徐州学习成了技师、1997年成了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99年成了教授、博士生导师。毕思文他是这样说的：
下井时我还不到16岁，1米44的个子，在井下一干就是3年。矿工的苦累和危险大家有目共睹，我曾亲眼看见一个同事被岩石砸扁，也曾在塌方前的最后一刻死里逃生，当时腿被支撑的柱子压住，怎么也拔不出来，而更大面积的塌方又在眼前，领导甚至已决定锯腿保人……一次次惊心动魄的痛苦使很多人离开了矿山，包括和我同时进来的很多同学，通过各种关系，或者调动，或者想办法弄个劳保。
我一直留在井下，而且干得很卖力，那时被人称为“矿山小老虎”，说不上对工作多么热爱，在没有别的选择的情况下，努力工作是我唯一能做的，我不甘心混日子。
下矿井时我初中还没有毕业，爸爸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他说知识在任何时候都有用，让我自学。那时我一天要在井下8个小时，还要经常加班夺高产或者政治学习，常常12个小时不得闲，一天下来人困马乏。即使这样，我也每天坚持读书自学。夏天蚊子多，我就穿起长袖衣服，戴上帽子围巾，再把脚放到水盆里。在这样的“重重封锁”下，蚊子倒是不咬了，人却被热得头晕脑胀了……
因为肯吃苦，工作努力，干了5年采煤工后，我被送去学了半年的采煤技术，后来又到中专学地质，再后来就考上了大学。四年大学我一共修了三个专业，当时校长、班主任知道我选那么多课都很不满，觉得我会耽误专业的精进，不少同学也觉得我在出风头，而我自己的想法很简单，希望拓宽自己的专业面，打一个好基础。而且，那时的我对于学习有一种如饥似渴的热爱。
那时我的时间总不够用，宿舍晚上10点半熄灯，我就买上一打蜡烛，每天都要点到夜里两三点，早晨5点半就又起来，一直到中午休息10分钟——三个专业，80多门课，我必须抢出比别人多三分之二的时间，否则根本拿不下来。大学结束时我做了三个毕业设计，参加了三个专业的论文答辩，这一时期的苦学，为我今后在地球科学方面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大学毕业后父亲希望我回矿山，继续从事技术工作，这样我又开始了边工作边学习的生活，而“博士”的理想却仍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后来我终于如愿以偿，不仅当上了博士，而且还拿到了北大、清华两个专业的博士后。
父亲在我拿到博士学位后跟我说，“这只是科学道路的开始，不能只看学位，要名副其实。”——应该说这也是我对自己未来的要求。1997年我与一位德国科学家在藏北海拔5700米的高原上发现了一片黑色的岩石，当时德国科学家认为可能是油页岩，后来我经过走向追踪，确认其为煤矿。这片煤矿一半在湖里，一半在山上，而且共有五层，其中一层有5米多厚，对于自古缺煤，一直以牛粪为燃料的西藏来说，这真是一个非常大的喜讯。
这种找矿的快乐是常人难以理解的，我们还曾在藏西北海拔4600米处发现过一片玉矿，开始都以为是石膏，经确认是玉矿后，我激动得想让全世界都分享我们的幸福。
如果我现在还在煤矿，即使再能干，充其量一天也只能出30立方煤，而从参与找矿到现在，我已经为国家发现了3000多万吨煤，我感谢矿山赋予我的吃苦精神和勇敢，同时更感谢知识赋予我的报效祖国和成就事业的快乐。

陈章良‘如果我不读书，我现在可能只是海边一个捕鱼种田的渔民’

我出生在福建海边一个渔村，因为家里孩子多，父母挣得公分抵不上一家人的吃穿用度，所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经常入不敷出。那时候还在讲‘以粮为纲’，种粮食是农村第一位的东西，下海打鱼是资本主义尾巴，像我父母这样的劳动力都必须下田劳动，又加上支出多，收入少，两个姐姐也很早就下了田，挣点共分以缓解家里的‘超支’情况而在我们海边，因为土的贫瘠，光靠种田最好也就是混饱肚子。因为大人不能下海，所以捞点儿鱼，私下里卖掉以补充家里吃用的是就落到我和弟弟头上。我上学很晚，五六岁起就每天泡在海里，每次大海退潮时，就忙不迭的去‘讨小海’，捡那些来不及退回海里的跳跳鱼·牡蛎·螃蟹，然后到公路上卖给往来于福州—厦门的司机，给家里换一点零花钱。这样的日子我一直过到九岁，每天带着一群孩子在海边跑，抓鸟捕鱼打架，人的性子也很野。九岁时的一天，一位老师找到我母亲，说你的小孩这么大了，还每天泡在海里，为什么不来读书？妈妈也不希望耽误我，就把我送到了学校。因为总听说读不好书老师会打手心，所以我对上学一直兴趣不大，被送到学校后，我年龄大，在班里个子最高，又会打架，很自然就被其他孩子‘选’成了班长，这也多少约束了一些比较野的性格，因为要‘以身作则’，人又不笨，我的学习成绩一直还不错，手心基本上没挨过打。乡村学校有他的难处，再加上那个时代对教育并不十分重视，到小学毕业那年，我们班还剩下8个人，我是八分。之后是中学、大学。我是1978 年参见的全国统一高考，当时学校100多人参加，过了线的只有我一个，而在此前的一年[1977年】，全校100多人全不落榜，所以我是我们中学恢复高考后走进大学的第一人，此后的一年是我弟弟，他也在100多考生中脱颖而出，现在还在美国。
现在想起来，小时候的生活对我性格影响很大。我现在做事有韧性，不怕吃苦就来自那些艰苦时日的磨练，而我对野外和大自然的亲近、对生命科学的热爱，又与童年那些海边奔跑的日子息息相连。真正意识到知识有价还是到美国以后，在那里，特别是研究领域，薪水和你的学历直接挂钩，本科毕业一个档次，硕士一个档次，博士又是一个档次，在这样一个知识爆炸的信息社会，只是被明码标价，没有文化你可能根本找不到工作，中国也在慢慢进入这样的时代，在于人的生存相连后，今后的人们已近对知识的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我26岁回国，即被聘为生物系副教授，两年后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正教授。学术研究之外，我喜欢做一些社会工作，从小学时的班长到以后的团支书，甚至在美国，我也在学生会里做事。在北大也是如此，我32岁是做北大生物系主任，35岁成为北大副校长。想一想，上学晚的我似乎在此后的人生中总被什么催促着，有种马不停蹄的感觉。我现在仍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生命科学随着分子生物学及其它学科的飞速发展而日益成为一个热门学科，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大概集中在这样两方面：一是揭示人类生老病死的规律，如何减少疾病，延缓衰老；二是通过基因工程改善提高农作物的质量，提高抗病虫害能力。人类渴望更长寿，更渴望健康，但又被很多疾病所困扰，特别是象肝炎、癌症等，而揭示这些病毒发生扩散的规律，寻求抑制及解决的办法，不可能离开生命科学。现在人们注射的乙肝疫苗已经可以通过细菌或酵母来培养生产，不再从人体血液中提取，用药安全得到了保障，价格也低廉了很多。目前我们北大人口已经收集了100位长寿老人的遗传物质，有了足够的资金后，我们将对这些遗传物质进行分析，并希望就此揭开长寿的密码。生命科学对于农业的意义十分巨大。棉花病虫害是一个顽症，目前世界已经培育出抗虫棉花，我国也已经引种，基因工程的这一成果，将极大地解放人类的生产力，有机会获得这次引种机会的棉农欢迎得不得了。我们研究的基因工程西红柿目前已经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大家都知道西红柿熟啦以后变软，而实际上西红柿的‘熟’与‘软’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是在其成熟后产生了一种破坏细胞的酶，正是这种破坏导致西红柿变软。我们通过研究抑制了这种酶的产生，延长了西红柿的储存期。普通的西红柿能搁放一周，我们的基因西红柿可以储存十四五天。这项技术在大田试验室非常受当地农民的欢迎，技术成熟后，还可以应用到草莓、桃、苹果等多种产品中，将极大的提高一些水果蔬菜的保鲜的储藏能力。基因工程对花卉生产也十分重要，通过控制基因，我们可以让一个枝条上开不同颜色的花，一朵花有不同颜色的花瓣，还可以控制花期，控制花瓣的数量.....目前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正在协同作战，到2005年，我们人体的遗传密码将被全部破译，将有很大一批农作物是基因工程的，很多动物是克隆的，人们要想过更有质量、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生命科学的意义十分重大。选择这一样一项事业我觉得非常有价值。所以我特别感谢自己的父母和两个姐姐，如果不是他们的付出，我可能也早早下田劳动，到现在仍是一个捕鱼种田的渔民，没有机会认识这个广阔的世界，更没有机会领略科学的美好与神奇。

人生所有的问题， 都靠成功来解决。 人生所有的成功， 都靠成长来解决。 人生所有的成长， 都靠学习来解决。 人生所有的学习， 都靠自己来解决！花开不是为了花落， 是为了绽放！ 生命不是为了活着， 是为了活得精彩， 活得有价值有尊严！ 为尊严拼搏！为梦想起航！不要拒绝邀请你去学习的人，能遇到他们，是你的荣幸，他们都是你生命中的贵人！要跟充满正能量的人做朋友，他们的思想、观念会影响你的一生，珍惜身边正能量的朋友，如果没有这样的朋友，要去想办法靠近这样的朋友！ 富不学习富不长、穷不学习穷不尽。

知识改变命运：
充足的知识更利于我们把握机会。同样的机会摆在面前，拥有充实知识的人更能获得成功。
充实的知识有助于我们发现问题，从而避免将到来的错误和失败。
充实的知识更能让我们主动去发现机会，创造机会！
教育成就未来：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创造更好的未来，必须拥有坚实的地基，对于我们来说，教育提供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教育就是给我们砌砖的过程，将直接影响我们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