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的形成，发展和没落

从镰仓幕府成立到明治维新，武士阶级统治日本长达700年之久。武士政权或武家政权是日本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政权形态，而且直接与近现代日本相联结，因此在日本社会和民族性格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1991年日本集英社出版了一套(日本历史)丛书，其中第7卷(武者之世)写武士阶级形成的历史。著者是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入间田宣夫。他在该书结语中评价了武士政权的历史作用。他先引用了1602年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中对日本的文字说明：“尚强力”、“权常在强臣”，然后评论道：这个评语决不是褒奖语，其意思是说，日本人好战，武力优胜者即可掌握权力，由于这种野蛮的风俗，日本不能成为先进的文明国家，这是很可悲的。著者认为：利玛窦是从国际性的或普遍性的立场出发评价中世纪的日本人的，而国际性普遍性的立场，例如当时的中国人认为男子应以习文修学为最高目标，而视武人为鹰犬，而日本正相反，“其民多习武，少习文”。著者认为:这正是武士政权存在的阴暗的一面，而这一中世纪的遗产即轻文重武的岛国风气，即使到了近代以至现代也未能消除，对此我们难道不应抱有警惕么？入间田教授的论断说明了武士政权对近现代日本的深远影响。从了解日本、认识日本的角度看，研究武士阶级的形成史是一个富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关于武士阶级的形成问题，日本学者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尤其从六七十年代以来，无论在史料的发掘方面，或是在视角的深化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从史料的发掘方面说，过去被认为史料价值不高的物语（话本）、军记（战记）一类作品受到重视；过去仅被作为美术史、风俗史史料的绘卷(画卷)也被视为视觉史料而用于历史研究；此外，日记、考古资料也得到广泛的利用。从视角的深化方面说，随着史料的多样化，社会史、军制史、地域史等新视角不断提出，并取代阶级分析的旧方法。从阶级观点研究武士的出现，一般认为是领主为自卫而建立私人武装的结果，但是这个论断缺乏史料的支持。社会史则从社会职能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武士的社会职能是练武、打仗，可以说是“杀人请负人”（杀人包干者），而武力的请负化是与当时王朝国家的基本统治原则“请负制”一致的。军制史则强调武士与地方政权相结合，构成军团制废除后的国衙军制的一部分，以及武士与公权相结合对武士阶级形成的意义。武士起源于东国，武士政权亦建立于东国，其原因何在？地域史着重探讨这一间题，指出当时东国是防御师夷的兵站基地，并由此而在那里形成了军事贵族，他们是武士的前身。
相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累累，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从观点上看，我国学者有关武士阶级形成的论述基本上也是吸取日本学者的看法，而且是以前的传统看法。吸取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根据史实，用我们的观点来阐明武士阶级的形，成史，应该提上日程。本文作一初步尝试，以抛砖引玉。
”武士“一语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中国初出为：唐“天宝十一载（752）改诸卫士为武士”。日本初出为：宝龟二年（771）“赐亲王已下五位已上丝，各有差。其明经、文章、音博士、明法、算术、阴阳、天文、历术、货殖、恪勤、工巧、武士，总十五人赐丝十绚”。这里的“武士”当然与本文所说的武士含义不同。
本文含义的“武士”一语十世纪以前虽已出现，但不固定。同样含义的词语还有“兵”、“侍”、“武者”等。这几个词语间也稍有区别：“兵”，以战争为职业者；“侍”，贵族的警卫；“武者”，政权中的武人。日本学者认为这三个词语反映同一实体的不同侧面，到十二世纪时三者统一为“武士”。
以上是“武士”的语源。
武士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应该予以明确的定义。日本学者间有两种定义方法。一种从职能定义，例如：“以武艺为专业者”（万有百科）、“以武技、战斗为业者”（世界大百科）。但是，武士不仅是一个职能集团，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集团、社会集团。显然这种职能定义的方法不能全面反映武士的状况，因此都需要作补充说明。例如：“在封建时代作为支配者而发挥权势”（万有百科）、“后来成为身分阶层或其所属成员的呼称”（世界大百科）。但是，什么支配者、什么身分并不明确。另一种从阶级定义，例如：“拥有武力并在农村居住的本地领主”（现代百科）、“凭依武力统治地方而又任职于政府者”（小学馆百科）。这些定义虽然指出了武士的阶级性，但又局限于“本地领主”、“地方统治者”，而实际上镰仓幕府后武士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成为全国统治者。因此这些定义只适用于平安时代，而不适用于镰仓幕府后的时代，尤其是江户时代。显然这种定义作为定义缺乏普遍性。
武士出现于十世纪，200多年后镰仓幕府建立，以后武士政权延续了近700年，直至明治维新。在这近1000年间，武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应该以什么时点作为定义的基准呢？上述两种定义方法的问题恰巧是没有弄清楚武士定义的时基准。我认为定义武士应把武士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来看待，以其形成作为定义的时点基准。而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的武士，其形成又应以武士政权的建立作为标志。根据以上考虑，我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指标来定义武士。第一，经济上为领主，既可以是庄园领主，也可以是封建领主；第二，社会上以武艺、战争为职业；第三，政治上以掌握政权为目标；第四，思想上以主从关系为道德准则。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社会集团的武士阶级应具备以上四个指标，尤其是第二、第三点最基本。这样的定义把武士与一般的职业军人、雇佣军人区别开来，既适用于武士形成期，也适用于武士政权期。当然在武士形成期这些指标不那么典型，但已具有这些因素。武士政权虽然历经变迁但不出这些基本点。
以下我们把武士作为一个阶级，并以武士政权的建立作为其形成标志，来考察武士的形成问题。

阶段

武士形成为一个阶级并建立政权，历经近3个世纪的曲折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土着扩张阶段，939年平将门之乱以前；
第二，对抗朝廷阶段，平将门之乱----1028年平忠常之乱；
第三，充当鹰犬阶段，平忠常之乱----1156年保元之乱、1159年平治之乱；
第四，形成新贵阶段，保元、平治之乱----1185年平氏灭亡；
第五，建立幕府阶段，平氏灭亡----1192年源赖朝任征夷大将军。
以下以平、源两氏势力消长及有关重大事件为线索，描述各阶段的基本状况与特征。

土着扩张

桓武平氏的始祖高望王，889年赐姓平氏，被任命为上总介，下放坂东(关东)。坂东是镇抚虾夷的前进基地，是落后的边陲之地。“凶徒结党，群盗满山”。高望王下放坂东是朝廷为加强边备而采取的一个部署，但却为平氏土着（定居、扎根）关东，扩张势力提供了机会。因为边陲遥远，朝廷鞭长莫及，控制力弱。
国司官分四等:守、介、椽、目，任期四年。高望王任期届满后，未回京都，而在坂东定居，以便扩大势力。到其子代，势力已达于上总、下总、常陆。高望王的8个儿子中，有3人任镇守府将军（长子国香、三子良将、四子良孙）。此外，国香任常陆大椽、二子良兼任下总介、良孙任上总介、七子良持任上总介、八子良茂任常陆少椽。而到其孙代，势力更扩大到下野（良茂子良正任介）、相模（良将子将文任守）、武藏（良兼子公雅任守）、陆奥（国香子贞盛、繁盛任守）等地。在平将门之乱爆发以前平氏已三代称雄坂东。
平氏扩大势力的手段:与地方豪族联姻，如国香与常陆椽源护有姻戚关系。源护为嗟峨源氏，也是赐姓皇族。这是和平手段。非和平手段为私斗，如931年良将子将门与伯父良兼因“女论”而发生战争（后者之女为将门妻）。四年后（935）将门又与常陆椽源护及伯父国香交战，杀源护子及国香，继而又与国香子贞盛等交战。双方都向朝廷申诉。先是朝廷发太政官符追捕将门，将门上洛陈弁后又发追捕良兼、贞盛、源护的官符。贞盛不服也上洛陈词，朝廷又发太政官符责问将门。双方都企图利用与朝廷的联系，使争斗有利于自己。
十世纪中叶，平氏已在坂东构筑了足以发动反乱的实力。就平将门而言，他在下总国丰田庄建立据点，势力范围及于相马郡与猿岛郡。他在猿岛郡的石井乡还建有营所。营所既是将门出巡的休憩处、四方人马来往的住所，又是储藏兵器的仓库、堡垒。将门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大约一千人，称为“驱使”（可能是亲兵）、“从类”。此外，还能动员、指挥大约八千人的称为“伴类”的其他地方豪族的武力。如上述，他在中央贵族中也有自己的后台。将门不仅在同族间进行秘斗，而且干涉其他地方豪族与国司间的争斗。如939年武藏权守兴世王与足立郡郡司武藏武芝发生争执，兴世王违反惯例率兵强行进入足立郡内，没收、查封百姓的财产和房屋，“将门急闻其由，告从类云：武芝虽非我近亲，但我欲镇定彼此之乱”。于是率兵“向武藏国”，与武芝一同责问国府。
总之，经过三代人四五十年的扩张，平氏已形成了称雄坂东，足以发动反乱的实力。显然一旦时机成熟，他们的能量散发出来，必然会形成震动全国的大反乱，而其导体即是国衙的压迫。

日本武士
日文中武士一词其本意是侍者，贴身随从。武士要遵守不畏艰难，忠于职守，精干勇猛。然而这一准则代表的只是理想，武士的忠诚、勇猛是建立在他所效忠的领主能对武士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奖赏的主从制度上。

源流

武士的产生是在平安时代，九世纪中期开始，一些地方领主开始建立保卫自己的私人武装，并利用其扩张势力。这种武装逐渐成熟为一种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其基础是宗族和主从关系。到了十世纪，朝廷无力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不得不借助各地武士的力量，武士更进一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认，成为日本的特权统治阶级。

有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的朝代衰落原因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文臣和武将之间的长期冲突，双方互相排斥贬低，造成了严重的内耗。而日本则似乎不存在这种情况，作为职业军人的武士也是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者。武士因此被要求学习文化，懂得欣赏艺术，在茶道、棋道等方面都要附庸风雅。

直到明治维新，武士都是统治日本社会的支配力量，而他们从体制、职能上看，更类似西方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与一般的亚洲国家存在差异。这种情况在明治维新后改变，1871年是最重要的一年，6月，平民被准许骑马，9月，武士被允许“散发”、“废刀”，10月，准许武士和平民通婚。当时据统计(1972年)，日本有士族425872人，加上家属合计1941286人，他们每年领取的俸禄消耗了日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明治政府采取了渐进的手段，以发行债券或赎买等方式逐渐取消俸禄，消灭了武士阶级。一部分高级武士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爵位，成为仅次于皇族的华族，但随着二战的战败，日本被迫接受民主改革，华族阶层也成为了历史。

今天，有些日本人还记着自己祖先的武士身份，但并不具备任何实质意义。在笔者住所附近，一户住宅的门口立着“幕末剑士某某习武之地”的石碑，那只是一个历史的遗迹。然而，武士的思想遗产，比如武士道，仍旧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活

武士制度的完备象征是德川幕藩制，整个日本社会的统治阶级由以将军、大名为代表的高级武士到最低级的足轻(步卒)低级武士组成，而从丰臣秀吉的时代起，就实行了兵农分离制度。武士完全脱离了生产。不过，武士之间的生活水准是相差极大的，即便同为藩主大名，在长崎的也和在山形的截然不同。

占武士大多数的是中下级小人物，他们如果不能依靠一位有钱有势的主公，生活往往是在穷困中勉强维持。在江户时代的一个笑话说：“小武士的家里除了被子和锅，还有一块大石头，因为当他感到冷的时候，可以举石头取暖。”倘若依附的主公犯了事被开革，或是主公的财政困难必须削减人手，低级武士们就只能成为浪人，有的便去为黑社会之类的势力作打手，成为“用心棒”。虽然现代日语中的“浪人”指的是未考上合适高校的学生，但在那个时代，浪人是日本社会重要的不安定因素。为了避免国内矛盾的激化，官方就常常默认或怂恿浪人的对外武装侵略。浪人对于对外战争则充满野心，郑成功为反清复明，曾派人到日本借兵，幕府虽然拒绝，但下面浪人纷纷请战。在反映清末民初的影视作品中，日本浪人在中国各地流窜，正是明治维新改革等级制度的结果。

在《黄昏的清兵卫》中，下级武士清兵卫在吃饭时还要用饭团把汤碗擦一遍，显示出了生活的贫困。《最后的武士》导演爱德华·兹维克称他最爱读“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的传记，西乡出身倒数第二级的下层武士，年轻时为了贴补家用就要去做抄写的零工。他的故乡萨摩是日本著名强藩，70万人口中武士家族占了20多万，财政一直紧张。这些底层武士的生活在日本国门被打开之后，穷困潦倒的情况加剧，终于成为维新的主力军。在维新之后，一部分上层武士转化为资产阶级或政府官僚，而下层武士日趋没落，还制造了一系列暴乱，连西乡也卷入其中。因此，日本在近代化进程初见成效后，立即展开了对外扩张。

值得一提的是，生活中的下级武士很多人没钱讨老婆，而他们的军事体制和男权传统文化又使得解决众多武士的性问题成为社会性症结。于是，宣扬儒学的幕府却绕开了一些儒家提倡的家庭伦理，特别是女性的贞操观念。直到山本五十六那一代乃至今天，武士(男人)在色情场所和艺妓(妓女)的鬼混也受到了默认，甚至是妻子的容忍。

思想

日本武士的思想核心自然是“武士道”。在经过数十年的反日本侵略斗争之后，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来说称得上“臭名昭著”，但对它进行必要的分析解剖还是必要的。

《最后的武士》将武士道概括成了“勇、仁、忠……”等一系列抽象的良好道德规范，但这只是表象，否则就无法解释在更多的时候，武士体现出的却是凶残、愚昧直到癫狂。这个原因要在武士道的思想根源中寻找，而武士道其实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大杂烩。

武士道的初期发轫，主要理论背景是长期受中国知识分子批判的朱子(朱熹)理学。自镰仓幕府后期开始，武士必须遵守“忠诚、廉耻、信义、俭朴”等美德，而到了德川幕府，一些著名的儒学家将武士道理论系统化、规范化，终于成为整个武士社会的操守典范。电影一再翻拍的“忠臣藏”事件正是发生在此时期，是武士“全忠死节”的道德理想的“完美体现”。一般认为，日本虽然引进了中国的儒学思想，但就象他们吸收任何外国文明一样，都具有鲜明的自主选择性。周作人也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糟粕文化，如宦官、缠足等等，日本都没有照单全收。对于儒学，日本更强调的核心是“忠”，而中国则为“仁”。所以，日本武士为了“忠”，可以做出违反人道的举动。

作为武士道行为楷模的，则是中国南宋的民族英雄文天祥、陆秀夫等人。江户时代，这些人物被称为“本朝武士之鉴”，他们为“大义”而淡看生死的精神受到武士的狂热推崇。在冲绳以及太平洋战场的诸多岛屿争夺战中，日军甚至平民在饥渴不堪的情况下，仍发起一次次自杀冲锋，战败则切腹跳崖跳海，正是陆秀夫、张世杰等在崖山被元军击败后的翻版。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为侵略而营造对中国的歧视贬低，所以歌颂“杀身成仁”的英雄渐渐以本国为主，但文天祥的故事直到二战结束前都是日本的教科书内容。

武士道思想的另一重要核心是禅学。武士生活于战乱之中，随时要为主公赴死，日本的地理环境又恶劣，灾害频仍，这都使得武士具有强烈的朝不保夕的危机感，因此需要禅宗的顿悟生死来调和。同时，禅宗的神秘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也给武士及日本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不过，禅学在武士手中，空洞虚无的人生观被放大，成为漠视他人生命和自己作出违背人性之举的借口。

最终使武士道彻底变为军国主义工具的是与儒学、佛学并称为幕藩体制三大支柱的神道教，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日本的民粹主义思想泛滥，将天皇神化，定鼓吹日本民族优越论的神道教为国教，以此形成了向现代民族国家和工业化军事化帝国的转型，还吸收了德国的国家主义哲学，终于完成了武士道的法西斯化。

战斗

作为专业的军事集团。作战是武士的第一使命。日本武士的最大战斗特点是穿戴样式独特的甲胄，并有自成一家的格斗技艺。由于作战勇敢顽强，是极为不好对付的职业军人。幕府末期，在鸦片战争中轻松击败清朝的英国海军，与萨摩藩发生“萨英战争”，虽然令武备落后的日本武士损失惨重，但也不的不承认对方“善战”。更早时候，元军远征日本，登陆和日军作战，以密集火器令当时尚推崇单骑决斗的武士大吃苦头，但仍然不能突破日军的拼死阻截，在无法取得巩固的桥头堡情况下只好上船休整，结果遇到台风。

在冷兵器时代，日本武士一方面拥有精良的刀剑，另一方面则重视战斗训练，经验丰富，因此是不可忽视的劲敌。在明朝的援朝和抗倭战争中，日本武士的单兵和小集团作战能力，都明显高于普通的明军。特别是武士锋利的长刀加上诡异的刀法，往往能战胜人数居多的明军。只有戚继光发明“鸳鸯阵”，集合长短兵器和火器的综合威力，加以训练有素的精兵，才能克制倭寇。已故大导演胡金铨有《忠烈图》一片描写抗倭战争，其中连场打斗，值得一看。

今天日本虽已不存在武士阶层，但质量上乘的武士刀仍受到世界收藏家的欢迎，与大马士革刀、马来刀并称为“世界三大名刃”。早在宋代，文豪欧阳修就有《日本刀歌》，称“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事实上，日本刀制作技术本来源于中国两汉的钢铁花纹刀剑，但经过不断改良加工，形成了不论外观还是实用都“在远东首屈一指”的地位。而中国的刀剑制造技术却不断衰退湮没，连对日本刀风格大有影响的唐刀原物都已荡然，反倒在日本有所保存。

在日本的古装时代剧中，武士的刀剑搏斗更是家常便饭，也形成了一个名为“杀阵”的专业打斗涉及群体。由于日本在学校教育中重视剑道、柔道、空手道等格斗技艺，因此许多日本演员的身手都颇具基础，演起电影中实战性的打斗也象模象样。那些“杀阵”设计者也确实是日本刀法各流派的专家，象《黄昏的清兵卫》中，负责指导真田广之的就是小太刀高手。小太刀(肋差)指的是日本武士普遍随身佩带的长刀之外的短刀，也是剖腹的工具。剑圣宫本武藏以创出双手分使长刀和小太刀的二刀流闻名，但日本刀法还是以双手持刀的居多。据有的专家考证，双手刀法在汉唐时代传入日本，此后于中国日渐绝迹，但日本武士却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了自己的双手刀法，形成了剑道体系，其主要特点是摈弃了中国求套路美观的弊端，强调实战的“技法朴实严整、劲力充实流畅”。当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日本电影中的刀剑搏杀也远远不及中国电影中的好看。

日本武士
日文中武士一词其本意是侍者，贴身随从。武士要遵守不畏艰难，忠于职守，精干勇猛。然而这一准则代表的只是理想，武士的忠诚、勇猛是建立在他所效忠的领主能对武士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奖赏的主从制度上。

精子 暖子 畸形 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