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陆游《老学庵笔记》

　　老学庵笔记
　　“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是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一个笑话，后来由此产生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著名成语，一直流传到现在，讽刺那些当权者只许自己胡作非为，不给群众、下属以丝毫自由的专制行为。
　　《老学庵笔记》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笔记作品。陆游不仅是一个才华横溢，作品众多的爱国大诗人，而且是个见识广博的学者。《会稽续志》说他“学问该贯，文辞超迈，酷喜为诗。其他志铭记叙之文，皆深造三味；尤熟识先朝典故沿革，人物出处，以故声名振耀当世。”他幼年时，家中藏书很多，得以博览；又随他父亲会见过许多前辈的学者和士大夫，得聆听他们的谈吐；成年后，到临安(今杭州)、四川、江西、福建等处做过官，阅历见闻极富，《老学庵笔记》所记，多是他或亲历，或亲见，或亲闻之事，或读书考察的心得，以他那文学家流畅的笔调书写出来，因此不但内容真实丰富，而且兴趣盎然，是宋人笔记丛中的佼佼者。
　　《老学庵笔记》的写作时间，大约在宋孝宗淳熙末年到宋光宗绍熙初年这几年间。卷一说：“予去国(指临安)二十七年复来。”又卷六亦说：“今上初登极，周丞相草仪注，称‘新皇帝’，盖创为文也。”按周丞相指周必大，淳熙末、绍熙初任左丞相，“今上”、“新皇帝”俱指光宗。陆游因周必大推荐，淳熙末年回到朝廷，距他三十九岁孝宗隆兴元年离开临安，正好二十六、七年。这是《老学庵笔记》写作时间的有力证据。陆游的二儿子陆子编《陆游文集》时也说：《老学庵笔记》，“先太史(陆游)淳熙、绍熙间所作也。”
　　《老学庵笔记》以老学庵命名。老学庵是陆游晚年(一一九○年，绍熙元年)以后蛰居故乡山阴(今浙江绍兴)时书斋的名字。他谈到这个书斋命名的含义时，说是“取‘师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语”。(《剑南诗稿》卷三十三《老学庵诗》自注)这与他一生刻苦好学，孜孜不倦的精神相一致。他晚年的生活，基本上是在读书和写作之中度过的。
　　老学庵在镜湖之滨，背绕青山，面临碧水，空气新鲜，环境安适。陆游很喜欢他这个书斋，有一首题老学庵的诗说：“万叠青山绕镜湖，数椽最爱野人居。”又一首题诗说：“此生生计愈萧然，架竹苫茅只数椽。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但陆游并非闭门读书，以消永昼，而是从那小小的书斋中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的：“老学衡茅底，秋毫敢自欺？开编常默识，闭户有余师。大节艰危见，真心梦寐知。唐虞无在眼，生世未为迟。”陆游鲜明的政治倾向，在《老学庵笔记》里那些简练的、笔端常带感情的记叙中，充分地流露出来。在《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爱国将士坚持杀敌的事迹，看到沦陷区人民对故国的思念，看到投降派的丑恶嘴脸，可以举几则笔记来看看。
　　“建炎维扬南渡时，虽甚仓猝，二府犹张盖搭坐而出，军民有怀砖狙击黄相者。既至临安，二府因言：‘方艰危时，臣等当一切贬损。今张盖搭坐，尚用承平故事，欲乞并权省去，候事平日依旧。’实惩维扬事也。”黄相是黄潜善。这是指建炎三年扬州溃退之事，当时黄潜善、汪彦伯为相，力主和议，军事上不作任何准备，甚至在临时都城的维扬(扬州)附近都没有派斥候，敌军打到城下才发觉，仓皇南逃；军士、百姓死伤无算，就是文武百官也不能自保，黄潜善逃跑时，却还在大摆其宰相架子，因此遭到军民狙击，这里表露了陆游对这次南逃事件的愤慨。
　　又有一则笔记道：“张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检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文字不多，内容却很丰富。岳飞被秦检害死的事是众所周知的，范琼是建炎初年一员带兵大将，可是他不去阻击侵略者的军队，却望风而逃，广大军民讥笑他“此将军岂解杀敌，惟有走耳。”他一路上还焚掠州县，残杀守官，欲为叛乱，因为终于威胁到宋高宗的皇位了，宋高宗才不得已采纳知枢密院张浚(字德远)的建议，捕杀了范琼。人民群众敬惜爱国屈死的岳飞，痛恨死有余辜的范琼，是很自然的，这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是最公平的，是非是最明确的。陆游对比了群众的两种不同的反映，郑重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揭露投降派的丑恶嘴脸，反映人民反对妥协投降的感情时，《老学庵笔记》常用一些略带幽默的笔法。有一则笔记记一个叫毛德昭的人，以“喜大骂极谈”、“直谏无所忌讳”、“对客议事，率不逊语”著称，可是，有一次在临安茶肆中，他的朋友有意问他：“君素称敢言，不知秦太师如何？”结果是：“德昭大骇，亟起掩耳曰：‘放气，放气！’遂疾走而去，追之不及。”读完确实令人想笑，因为他一则让读者看到毛某的所谓敢言之妄，一则也反衬出秦桧“数以言罪人”的手段毒辣和气焰嚣张的程度。卷二有则笔记说：殿前司军士施全刺杀秦桧，没有成功，反被捉住遭到杀害，结尾，文章写道：“初，斩全于市，观者甚众。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汉，不斩何为！’闻者皆笑。”施全是个勇敢的人，“朗言者”讲的则是反话，实在的意思是可惜未把秦桧杀死。“闻者皆笑”的“笑”，是种会心的笑，表露了群众对秦桧的仇恨，这个结尾，也是带有一些幽默感的。
　　我们都记得陆游有这样两句诗：“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表现他对沦陷人民有深切的同情。《老学庵笔记》中也有类似的记叙：“故都(开封)李和栗(炒栗子)，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阁恺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各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泪而去。”这可以说是前面那两句名诗的一个好注脚。
　　除上述内容外，《老学庵笔记》还有大量篇幅是记载当时的名物典章制度和各种逸闻趣事的，内容很广泛，例如卷三、卷十谈修《(宋)太祖实录》、朱墨本《神宗实录》的经过，卷七记教官出试题错引麻沙版本上的讹字，卷八记宋初流行的“文选烂，秀才半”之语，卷二记陂泽的兴废，卷五记靖康年间出土的原始墓葬瓦棺葬，卷六记四川茂州雪蛆，卷三记辰、沅、靖州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描叙他们踏歌醉舞的社交生活，等等，都是研究文化史的资料。在这些笔记之中，可以看到，陆游读书治学写作的态度是很认真的，他注意向当地的群众学习，以实地的观察了解，来获得新的知识，印证从书本上或听闻中得到的知识。例如，他听到过淮南地区有条谚语：“鸡寒上树，鸭寒下水。”可是多次实际的观察，却不是这样。后来他从一个老太太那儿听到，应是“鸡寒上距，鸭寒下嘴耳。上距，谓缩一足，下嘴，谓藏其于翼间”(卷二)。从而辨明了这条民谚的讹误。又如有则笔记说：“鲁直(黄庭坚)在戎州(在今四川)作《乐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爱听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予在蜀见其稿。今俗本改‘笛’为‘曲’，以协韵，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韵。及居蜀久，习其语音乃知泸、戎间，谓笛为曲，故鲁直得借用，亦因以戏之耳。”若不是亲见过黄庭坚原稿，又习知四川方音，谁又能判断完全入韵的“曲”字是个讹字，而那个按通行的语音来说不入韵的“笛”字却是诗人本来使用的韵字呢？
　　陆游是个大诗人，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很大，在诗歌的欣赏和创作中，他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见解。他著过一本专门谈诗的《山阴诗话》，可惜已经失传。《老学庵笔记》中也记有不少他谈诗的笔记，可以窥见陆游在诗歌创作上的理论和见解，兹举两则笔记于下，以见一斑：
　　“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拆，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无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何在，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如《西昆酬唱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自不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
　　“世言荆公《四家诗》后李白，以其十首(有)九首说酒及妇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诗乐府外及妇人者实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渊明辈亦未为过，此乃读白诗不熟者妄立此论耳。……盖白识度甚浅，观其诗中如：‘中霄出饮三百杯，明朝归揖二千石’、‘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金锁贤’、‘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一别磋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之类，浅陋有索客之风。集中此等语甚多，世但以其词豪俊动人，故不深考耳。”
　　从这里可见陆游对于形式主义的诗风是坚决反对的，他的见解确实高出一般人之上。
　　前人对于《老学庵笔记》很重视，有过不少好的评价。陈振孙《书录解题》说他“生识前辈，年及耄期，所记所闻，殊有可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轶闻旧典，往往足备考证”。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说它：“杂述掌故，间考旧文，俱为谨严；所论时事人物，亦多平允。”这些话，并不过份。
　　《老学庵笔记》不仅在国内有影响，在我们的东邻日本，很早就传了过去，为当地人士爱读之书。据日本古代一些文籍记载，明成化年间，日本国王源义政因文籍焚于兵火，特地咨大明礼部文，要求赠与中国文籍，所开列的书目就有：《老学庵笔记》全部，与《百川学海》、《北堂书钞》等并列，可见此书在日本之影响。虽然只是一部篇幅不长的笔记文集，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却作出了它的贡献，这是不能不一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