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遭鲁迅骂后境况如何？

鲁迅先生短短的50多个春秋的一生中，有过两次婚姻。一次是事实的婚姻，另一次是实质的婚姻。两次婚姻，都陪伴着鲁迅先生，走完了先生命运多舛而又辉煌的一生。
鲁迅先生的第一次婚姻，是先生在日本求学时期，家里以先生母亲鲁老夫人，病危的书信讯息骗回国成婚的。原因是鲁老夫人听了传说，以为先生在日本，和一个日本女士谈恋爱了。封建礼仪制度下熏陶的鲁老夫人，不喜欢外族，这是可以想见并理解的。而是否有这回事呢？我从鲁迅先生的遗留文字中，并没有找到蛛丝马迹。

这次的婚姻，带给三个人痛苦，---鲁老夫人，鲁迅先生，朱安女士。我们要问，具有新文化并勇于指责旧道德的鲁迅先生，既然不喜欢这次婚姻，为什么不拒绝或者干脆出走呢？界定在封建礼仪制度下，我从人性的角度来破析，鲁迅先生当时的心理状态。先生的选择，不外乎有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一 安慰他母亲，鲁老夫人的心（这一点，先生的文字中，已有自述）。二 在封建礼仪制度和人文环境及当时的情况下，先生也无能为力。三 就算先生拒绝或出走，也改变不了事实的结果。

所以，鲁迅先生选择了，接受事实，而不接受人。从朱安女士一生中，我们可以解构到，朱安女士，其实是一个封建社会下礼仪制度的遵循者。鲁迅先生如果当时选择拒绝或出走，朱安女士的结果，更好的还是和她以后的现实生活一样，即“生是先生家的人，死是先生家的鬼”的奉行结局。朱安女士，是封建礼仪制度下的牺牲品，而鲁迅先生，也是这制度下的受害者，我们能够谴责一个受害者么？

现代的人们，很容易理解并宽容，鲁迅先生这样的选择。而当时的舆论，对先生人格的苛责，先生的弟弟，好象是最厉害的一个人了。有人就从这上面推测，兄弟二人失和，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周作人的妻子，就是鲁迅先生当年在日本的恋爱对象，唉，这是不是人性的龌龊呢？

鲁迅先生的第二次婚姻，是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时的故事。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这样的一个场景，当先生在课堂上，以他独特的充满理性与智慧的冷然而又幽默的个性魅力的语言，配合着先生特有的表情，进行着学问上的深入浅出的阐述指导时，年轻的许广平女士的眼睛里，一定充满了敬仰和爱慕的情绪（从她的信中，可以证明）。女师大风潮迭起，更进一步催发了这心里蕴藏的一腔爱火。在许广平女士写给鲁迅先生的信中，成熟而敏感的先生，当然能看出能感受到这烈焰般的感情。

所以，鲁迅先生开始的回信，显得辞不达意顾左右而言他，竟然转去了学问上的探讨与解析。这分明是先生心情自然流露下的一种情绪体现。这不啻是告诫自己，也是提醒许广平女士，---我是老师！事实的演变，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一颗热情澎湃的心面前，谁又能抗拒呢？鲁迅先生最终接受了这一颗，带着崇拜的心。也是因为爱，先生放弃了在北京与别人的文字架，产生了到处走走的念头。有人撰文说，鲁迅的厦门之行，是他爱的一个过渡，以冷却舆论的纠缠。但我的看法是，这只是一个次要原因，主要的原因，是鲁迅先生心中确实产生了，想到处看看到处转转的决定

自杀了吧

一定很惨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
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
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
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
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
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
“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
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
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
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
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
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 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
“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
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
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
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
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
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
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
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
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
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
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
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
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
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
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
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
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
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
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
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
“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
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
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
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
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
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
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
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
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
“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
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后他声明，
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
答了。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
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
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
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
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
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
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
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
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
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
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
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
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
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
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
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
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
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
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
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
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
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
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
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
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
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
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
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
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
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
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
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
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
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
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
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
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
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
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
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
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
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
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这个人
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
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Q正
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
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
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
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
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
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
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
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
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
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
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
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
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
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Toseelifesteadilyandseeitwhole）。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MatthewArnold批评英国人巢塞Chaucer时所
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
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
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
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 态度只是一个偏
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