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学而言，年代学的重要性犹如人体的骨骼，没有它就难以挺立。司马迁作《史记》，意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了将发生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中的事件进行排列、归纳、比较，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年代学标尺。但是，秦火之后，作为全国年代体系轴心的周王室纪年已经残缺，共和以前10位周王仅厉王、穆王有纪年，其余均付阙如。他试图用列国的“谱牒”来加以弥补，但彼此歧异，莫衷一是，所以只得将古史纪年断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我国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然而确切的纪年不足三千年，成为世界古文明研究中的重大缺憾。两千年来，中外许多学者试图破解这一悬案。由于古史年代学涉及的领域很广，而研究者大多是个体作业，所以在关键点上始终难以突破。为了推动学术进步，政府决定组织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专家学者就此难点联合攻关。1996年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正式启动。来自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学科的200余位专家学者，组成9个课题、44个专题，围绕夏商周纪年，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经过近五年的努力，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基本达到预定的目标。
西周列王年代的推求
遵循由晚往早、由已知推未知、逐步推进的年代学研究原则，“工程”首先以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作为基点，推求共和以前10位周王的年代。
传世的西周青铜器中，有些铭文同时记有铸器的年、月、日和记时词语等“四要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周王，无疑是推求列王年代最宝贵的资料。遗憾的是，周人的习惯，只记载铸器于在位之王的第几年，而不记此王是何王。因而，这些铭文犹如一堆错乱的、年代不明的日历纸。如果能还它一个原有的顺序，就可以通过天文计算求出各器的年代。然而，西周历法的状况，史书没有记载；铭文中的月、日和干支可以用计算机回推，但它会有周期性的重复，使计算结果出现多解，研究者常叹难以措手。
为了使青铜器年代研究能在有效的范围内进行，“工程”选择了西周初期的2个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学文化分期研究，然后采集系列样品作年代测定，进而确定周初的年代范围。一是作为燕国早期都邑的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址，遗址的1193号墓墓主是成王所封的第一代燕侯，椁木保存良好，测年条件比较理想。此外，在琉璃河108号灰坑发现刻有“成周”二字的龟甲，表明该灰坑的年代不会早于成王营建成周。二是作为晋国早期都邑的山西曲沃的天马 曲村遗址，遗址见有第三代晋侯以下的8位晋侯夫妇的大墓，是资料最为系统的一处周代诸侯墓地。两个遗址的测年数据，可以为推断西周始年提供依据。琉璃河1193号墓的常规法14C测年为公元前1015～前985年，108号灰坑的AMS法测年为公元前1053～前954年。天马 曲村遗址西周早期第1段碳样的AMS测年为公元前1024～前951年。它们不仅彼此互洽，而且与殷墟最晚的文化层的测年数据基本吻合。
历法学家对《春秋》、《左传》中的历法资料作了研究，归纳出春秋历法的月首、建正、置闰、改元等若干规则，并由此上推西周历法的概貌。继而，铜器专家以严格的考古学类型学方法，对51件“四要素”俱全，而且有器型图像铜器作分期断代研究，先按照铜器的器型、纹饰、内容、文法等的特点，排定大致的前后顺序，然后根据上述历法原则进行天文计算，作进一步的调整，从中确立了宣王十八年(公元前810年)、懿王元年(公元前899年)、成王元年(公元前1042年)等7个年代定点，奠定了列王年代的基本格局。
武王克商之年的选定
武王克商之年是商、周的分界，确定这一年代，就可以安排西周王年，并上推商年和夏年，因而是三代年代学的关键。学界已有44种结论，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诸说大体可以归结为长年、中年、短年三说。
从理论上说，以东周元年为起点，加上西周积年就是克商之年。但是，文献中提到西周积年绝对数字的，只有古本《竹书纪年》的257年和今本《竹书纪年》的281年。依古本《竹书纪年》之说，则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27年，可惜与《尚书》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大多不合。今本《竹书纪年》的年代体系袭自唐一行的《大衍历议》，不能作为先秦史料使用。文献学家研究了《左传》、《孟子》等文献，推断西周积年为290年左右。
为了求得克商之年，必须首先缩小搜索范围。1997年发掘的长安县沣西18号灰坑，是“工程”的重要收获。史载，周文王受命后第6年迁都于沣河之西，次年卒，数年之后武王伐纣，可见，沣西是克商前后周人都邑之所在。18号灰坑属于先周文化的晚期单位，其上叠压着西周初期的文化层，两者的交界，可以作为考古学上划分商、周文化的界限。经对此遗址所采集的系列样品的14C测年，所得克商年的范围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与文献研究基本趋同，从而排除了长年说的可能性，将克商年的范围从112年缩短到30年。
在上述克商年的范围内，“工程”通过对文献和出土资料中的天象记录进行天文推算，得到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27年等三个克商年的方案。其中公元前1046年与文献、金文历谱、出土材料等符合最多，故定为首选之年。
商后期年代的研究
史学界以盘庚迁殷为标志，将商代历史分为前、后两期。由于商后期王室世系比较清楚，殷墟考古文化的研究也比较成熟，加上有10余万片甲骨，材料比商前期丰富得多。因此，要求在给出起止的范围上，再给出其间8世12王的年代。
在商王武丁与祖庚时期的宾组卜辞中，有五次月食记录，每次都记有干支。甲骨学对五次月食的先后顺序进行论证，取得共识。然后天文学家对五次月食的年代作了回推，发现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间，既符合卜辞干支、又符合月食顺序的年代只有一组。《尚书》说武丁在位59年，专家推定为公元前1250—1192年。
据《竹书纪年》，商后期的积年为273年，由于克商年定在公元前1046年，所以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18年。又因武丁元年定在公元前1250年，则武丁以前四王有68年。据古本《竹书纪年》，武乙35年，文丁11年。又据商末周祭祀谱，帝乙为26年，帝辛为30年。以上总计不少于229年，则祖庚、祖甲、廪辛、康丁四王总共不多于44年。
为了用更多的先进手段测年，“工程”还选择了107片分期明确、有断代价值的卜骨，用AMS法进行系列14C年代测定，这在世界上尚属首次，所得日历年代与对殷墟各期采集的样品作常规14C测年、经树轮曲线校正的结果基本一致。
商前期与夏代年代框架的建立
由于盘庚迁殷之年已经推定，商前期年代框架的下限已经确立，若有准确的商代积年，就可以求出夏商分界，得到其上限。
商代的积年，《左传》说是“载祀六百”，《孟子》说“五百有余岁”，未能确指。明确提到具体年数的，只有《鬻子》的576年和《汲冢纪年》的496年，两说差距较大，究竟哪一说更接近史实，只能用考古材料来鉴别。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都筑于商初，前者殆即第一代商王汤所居的�都，后者可能是商灭夏之后所建的西�，其始建年代可以视为夏商的分界。将二城含碳标本的14C测年数据与考古分期研究的成果整合，其始建年代在公元前1610—前1560年之间，《汲冢纪年》的496年说无法包容这一年代，应该排除。考虑到所测标本有可能不是二城的最早遗物，所以上述年代还应适当放宽，如此则与《鬻子》的576年接近。从公元前1046之克商年上推576年，为公元前1622年。鉴于这一年代略早于14C测年给出的范围，所以取其整数，以公元前1600年为商的始年。
根据预定的计划，商前期要给出详细的年代框架，原因是在郑州小双桥、河北邢台东先贤和安阳洹北花园庄等地都已发现大规模的商前期遗址。根据各方面情况推断，小双桥遗址有可能就是商王仲丁所居的�都；东先贤遗址可能与商王祖乙所迁之都——邢有关；在安阳洹河以北地区新发现一座面积达四百多万平方米的商城，年代与河�甲所居的相都相近。对这些遗址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常规和AMS法14C年代测定，就可以给出从汤到盘庚之间几位商王的年代。但是，遗址规模都很大，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将工作做完，因此，尽管已经测定了一批标本的年代，但要确认遗址的性质与年代还为时太早。
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估定包括两点，一是夏商分界，二是夏代始年。夏商分界已推定为公元前1600年。夏代始年的推定，主要依靠考古资料。
夏代中心地区在何处，学术界有分歧。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表明，文献中的几个夏都，可能都在豫西地区。70年代在河南登封发现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岗古城和东周阳城，有可能就是《世本》和古本《竹书纪年》的“禹都阳城”之所在。禹州境内的河南龙山文化瓦店遗址，与《帝王世纪》、《水经注》所记阳翟地望基本相合。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很可能就是夏都斟�。因此，夏文化探讨的主要对象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
河南龙山文化又称王湾三期文化，分布在豫西地区，年代早于二里头文化。从文化传承关系和14C测年结果分析，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存在缺环。而且二里头文化的延续时间不到三百年，与文献记载的夏代积年差距太大。因此，早期夏文化不在二里头文化中，而是在河南龙山文化的晚期中。“工程”对新砦遗址的最新发掘表明，新砦二期上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一期)，下连二里头文化一期，正好填补了其间的空白。
文献所见夏代积年主要是《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纪年》的471年说，和《易纬稽览图》的431年说。两说相差40年的原因，应当是471年包括羿、浞代夏的“无王”阶段，431年不包括“无王”阶段。以公元前1600年为商代始年上推471年，则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1年，基本落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段(公元前2138—前2040)范围之内，取其整数则为2070年。
以往各类工具书中的历史年表，夏商周部分都是采用古书中的某一说法，然后简单相加，得出相应年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表》不同，它的每一个数据都以多学科交叉研究作为支撑，两者在年代学上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这是要请读者诸君留意的。
参考文章
http://www.v-galaxy.com/faq/history/YY1442.shtml
http://www.guoxue.com/gxnews/xsz/qn.htm
长话短说是我一向的作风。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近几年才完成的，至于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次断代全是本国的学者从始至末开始的，所以外国的一些学者就开始对我们进行抨击，认为我们这种举动完全是出自民族尊严感，于是对于这次断代的准确性持有保留态度。但是我国的学者之所以进行这次断代，是因为我们想搞清楚这段险些被人遗忘掉的历史，经过一段漫长岁月的整理和断定，最终成就了 夏商周断代工程。从而证实了，夏朝是存在的。证实夏朝的存在，我认为是这次断代的最终目的，因为之前就有很多人质疑我们的商朝到底存不存在，但是甲骨文和青铜器的出土，证实了商朝，但是夏朝始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但是二里头那次遗址给我们这次断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帮助，所以最终断定，夏朝并非子虚乌有，而是确有其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外国学者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一直持着怀疑态度，恨不能我们没有历史才开心快乐，幸好我们的祖先非常争气，虽然我们的青铜器时代来的比较晚，但是很快度过婴儿期，在短短几百年内远远超过了美索不达米亚，从而证实了我们伟大先民，是多么的智慧！
内容全部来源于网络收集，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QQ：24596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