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是墨子学说的中心，“仁爱”则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
兼爱是一种无差等的爱，仁爱是一种有差等的爱。兼爱不分亲疏厚薄，不分贵贱贫富，不分人我彼此，爱人要远施周边，尊卑长幼之间要互相爱护。
而仁爱则不同，它建立在“亲亲”的血缘关系之上，他人之父与己之父，他人之母与己之母，他人之兄与己之兄都是有差别的，有亲疏之分的，爱人涉及到国家、上下、君臣之间的关系。
墨子认为“仁爱”是自私之爱， “兼爱”就是要祛除自私之心， 爱他人就像爱自己。 他认为，儒家的爱，有厚薄，有区别，有层次，集中表现在自己的家庭，家庭里又有亲疏差异，其实最后的标准是看与自己关系的远近，因此核心还是自己。
儒家看来，如果社会没有等级，世界就成平的了，何来尊严，何来敬畏，何来秩序？但在墨家看来，世界本来就应该是平的，只有公平才有所有人的尊严。只要各人都亲近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会实现太平。
墨子提倡兼爱是为了“兴天下之利，除无下之害”，他所面对的现实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全社会性的，全社会的和平安稳和万民之共同大利是他提倡兼爱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
孔子的仁爱则是他的道德思想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企图实现道德价值的重整和人文秩序的重建，两者显然不同。
兼爱远比仁爱宽泛，仁爱则比兼爱具体。兼爱的实现是以天志作保证的，它忽视了人的内在天性，而仁爱既有天理作为其超越的根据，又植根于人的内在心性，用纯哲学的术语说，兼爱的根据是外在的超越，仁爱的根据是内在的超越。
孔子的仁爱，主张从自身做起，层层外推，虽说高远，但并不空疏，亦不艰深，较易转化为实际。正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退自如，随机应变，游刃有余。而墨子的兼爱，虽说是从现实出发，然而，它仗义直言，义无返顾，刚猛有余，柔性不足，令人有进无退，难以接受，而且它让人们不分等级、不分贵贱、不分人我地相亲互爱，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兼爱”，虽然难于实行，却为天下提出了一种纯粹的爱的理想。这种理想就像天际的光照，虽不可触及，却让人明亮。
孔子的仁爱思想和墨子的兼爱思想是不同的
孔子充分肯定了管子的思想贡献，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者与！”，在继承了管子对于社会层次结构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仁爱”的范畴。“仁爱”对人类层次结构的肯定表现在，儒学所强调的身、家、国、天下是逐层扩大的范畴。与孔子仁爱思想不同的是兼爱思想，兼爱思想则否认了社会层次结构的存在。那么，明显地不符合人存在的实际，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人存在的层次结构的文明背景下，墨家又如何能够成为显学呢？这又不得不从中国哲学对人的理解说起。
在中国古人看来，人是生命形态、群体形态和自然形态的有机统一体。人首先是一个生命的存在物，同时他也是人群体中的存在和自然万物中的存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单一的存在形态的人存在。与人的生命形态、群形态、自然形态这三种存在形态相伴随，也就存在着人的生命形态矛盾运动、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和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随着《易经》所建立起来的哲学理论模型在对人的生命形态的矛盾运动认识中的运用，中医也就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基础，而逐渐脱离中国哲学的视野。这个时候，中国哲学是从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和自然形态矛盾运动两个方面展开对人的认识的，这一时期的思想代表是管子的思想。
《管子》一书开宗明义，说：“地辟举则民留处，国多财则远者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 “地辟举则民留处，国多财则远者来”强调了对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处理在人的发展中的意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则试图把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和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的相互联系来认识和处理人的发展问题；“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则强调了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在人的发展中的意义。《管子》的这个开宗明义奠定了《管子》思想的整体脉络，通观《管子》一书，既强调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对人发展的意义，也强调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对人发展的意义，并试图从二者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角度分析和认识人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是战争连绵、社会动荡的历史，人的群形态矛盾以异常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在人发展中的意义得到了空前的彰显，这一时期的思想家自觉地舍弃了对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的关注，把对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的思考作为自己的重心。孔子修改了管子的“国多财则远者来”的思想，提出了“近者悦而远者来”的认识，在对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的关注基础上，建立了儒学的思想体系。与儒学同时代的道家，同样地也舍弃了对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的关注（见我的文章《老子的思想》一文）。儒、道对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认识的舍弃，为关注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的墨家思想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可能。在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中，人是相对于物、相对于非人的东西而出现的，在人与物的矛盾作用中体现的是人的共性，对共性的强调掩盖了人存在的层次结构，墨家也自然地提出了兼爱的思想。正是由于墨家否认了人的层次结构，其思考的重心又是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所以才被以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为其基本问题的中国哲学所淘汰，儒家和道家思想成为影响我们民族思想主流。
放在更大的背景中看，墨家思想和以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为支撑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则有着很大的类似性。与墨家的否认了人的层次结构的“兼爱”思想相似，西方文明则产生了的“博爱”思想。无论是墨家的兼爱，还是博爱，支撑这种理念的思想基础都是以否认人存在的层次结构为前提的。人与人的矛盾作用和人与物的矛盾作用由于其矛盾对象的不同，也使其矛盾运动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规律，需要用不同的认识方法来认识、处理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和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从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这个角度看，墨家思想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从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这个角度看，墨家的兼爱思想也好，西方的“博爱”思想也好，其理论支撑则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人存在的真实的。马克思也隐隐觉察到了支撑博爱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不足，提出了道德是有阶级性的观点。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否认了人的层次性，也就看不到爱与恨的原因了。兼爱也好，博爱也罢，都不可能是真爱，试问：你能够真正作到对待一个陌生老人和对待自己的父母亲一样的爱么？你能够作到对待一个陌生的小孩和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的爱么？把问题极端化一下，试问：你能作到爱一个老虎和爱一个人同样的爱么？你能作到爱一个老老虎和爱自己的父母一样的爱么？你能作到爱一个小老虎和爱自己的儿女一样的爱么？我看，没有人能作到，博爱也罢，兼爱也好，都不过是人们幻想的“爱”而已
墨子熟悉儒家，但终于否定了儒家。其中最重要的，是以无差别的“兼爱”，否定了儒家有等级的“仁爱”。他认为，儒家的爱，有厚薄，有区别，有层次，集中表现在自己的家庭，家庭里又有亲疏差异，其实最后的标准是看与自己关系的远近，因此核心还是自己。这样的爱，是自私之爱。他主张“兼爱”，也就是祛除自私之心，
爱他人就像爱自己。
墨子的这种观念，碰撞到了儒家的要害。儒家“仁爱”的前提和目的，都是礼，也就是重建周礼所铺陈的等级秩序。在儒家看来，如果社会没有等级，世界就成平的了，何来尊严，何来敬畏，何来秩序？但在墨家看来，世界本来就应该是平的，只有公平才有所有人的尊严。在平的世界中，根本不必为了秩序来敬畏什么上层贵族。要敬畏，还不如敬畏鬼神，让人们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督察之力，有一番报应手段，由此建立秩序。
《非儒》篇说，在儒家看来，君子打了胜仗就不应该再追败逃之敌，敌人卸了甲，就不应该再射杀，敌人败逃的车辆陷入了岔道，还应该帮着去推。这看上去很仁爱，但在墨家看来，本来就不应该有战争。如果两方面都很仁义，打什么？如果两方面都很邪恶，救什么？
在爱的问题上，儒家比较实际，利用了人人都有的私心，层层扩大，向外类推，因此也较为可行；墨家比较理想，认为在爱的问题上不能玩弄自私的儒术，但他们的“兼爱”难于实行。
在中国伦理史上，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都主张爱人”，但儒家的爱人是“仁爱”，墨家家的爱人是”兼爱”。虽然在“爱人”这一点儒墨两家有着共同之处，但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毕竟还是有着一些区别的。
第一、“兼爱”和“仁爱”的核心不一样
儒家的仁爱精神是建立在亲亲基础上的，并且亲亲的核心是孝悌。儒家道德以孝悌说仁爱，又把孝悌建立在返本的自然情感上，而把仁从外部的规范变为人性的本能。在亲亲基础之上，孝梯通过纵横两个方面把血缘关系和等级关系两方面构造起来。孝移于君，便有了“忠”，悌移于尊，便有了“义”。 然而，墨家兼爱的核心却是爱无差等，是一种没有等级观念的爱, 要求人们抛弃儒家所说的血缘等级等因素, 做到爱人如己。就是墨子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 视人之家若视其家, 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由此达到“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 盗贼无有, 君臣父子皆能孝慈”的和谐安定的社会局面。 而在墨子看来，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行得通的。
第二，“兼爱”与“仁爱”的本质不一样
儒家道德讲“爱人”，归根结底是爱己、为己。儒家道德的修己安人之道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个人利己这一目的的方法。这种行为在本体上表现为“不忍人之心”，在行为上表现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以力假人者霸，以德行人者王。”由此可见，儒家之仁爱是在“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推的人情法则作用下，达到利己、为己的目的.然而，墨家兼爱却是一种利人、为人之爱。墨子把是否‘中万民之利”作为评价人的行为善恶的准则。墨子认为，讲兼爱必须给人以实际的利益。关于爱人和爱己的关系，墨子认为两者并不矛盾。他说:“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
第三，“兼爱”和“仁爱”的产生起点不一样
儒家的的“爱”不是由外向内强加于人的, 而是自发的。它以人性向善作为其哲学起点, 孔子“爱人”的观念是对人性的信赖和人格的尊重。儒家注重伦理,认为首先要作为一个尽“孝”道的人, 才有可能去爱其它的人, 这是行仁之道的基本条件。提倡“亲亲”之爱, 乃是发之于人的本性, “父子”血缘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和起点。因此，儒家的爱是由特殊性到普适性的, 由“爱亲”产生而推至“爱众”、“爱民”。墨子则认为“爱”是自外向内的, 由于现实的需要而存在。他的政治思想以“天志”为本。面对战国时期频繁的兼并战争、崩坏了的道德规范,墨子从“天志”出发推出“兼爱”, 让“爱”成为天下太平的工具。在墨子的学说中, “爱”是外在产生的, 作为人们生存必需拥有的一项品质而强加。 第四，“兼爱”与“仁爱”实现的方式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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