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新历史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剧,很容易陷入一个矫枉过正的怪圈,一个明显例子是:为奸臣翻案,顺带隐晦地批判一把传统史观的“正面”人物。经不住时间考验的“新历史主义”历史剧,大抵就是让浸淫传统史观的观众过一把颠覆的瘾,可之后呢,解读的人发现颠覆后的人物更经不起推敲,再看就味同嚼蜡了。“为颠覆而颠覆”注定走不远。
如果让一个受“新历史主义”熏染的流水线编剧写《大明王朝1566》的剧本,我丝毫不怀疑,他能把嘉靖写成懒惰点的李世民;把严嵩写成鞠躬尽瘁顾全大局背骂名的李鸿章;把张居正写成暗地放冷枪满门心思为上位的权谋家;把海瑞写成一心博取直名的清流。万幸的是,刘和平这名杰出的编剧,没有被某一史观桎梏,没有让自己笔下的人物成为翻案的工具。注入自己思考的还原,既表现出自己对传统史观下某些历史人物及事件批判的不同理解,也不至于陷入另一种极端,使人物沦于平面苍白。
二
《大明王朝1566》流露出浓郁的人情味,这种人情味超越政治分歧、善恶忠奸、阶级隔阂,渗入几乎每一个人物的骨髓,这也是为什么剧本里的人,跃然纸上,免于符号化。因为人情味首先是基于“人”的前提下,只有把每一个人物首先视作“人”去写,再考虑人物的倾向性、局限性,“海瑞”、“嘉靖”、“严嵩”们才能活起来,人情味才会充盈《大明王朝1566》的浮世绘中。
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君主、士大夫、农民、商人、歌女...是人就会让我们不至于过分隔阂,尽管身份阶级年代的差异还在,但人性的共同点是我们走进他们的世界,去感受他们的那根线。
司礼监值房里吕芳对冯保的教导;浙江总督署签押房胡宗宪对谭纶的点拨;王用汲和海瑞的惺惺相惜;杨金水在水中的宣泄呐喊;严嵩倒台后在六必居的话语;嘉靖雪夜里的若有所思......大明朝的天底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念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无奈,交织在一起就是流露出悲悯与希冀的“1566年”。
三
在中国的“1566年”,商人是悲剧的,是最值得同情的群体之一。
沈一石有自己的可鄙之处,苟且织造局、浙江巡抚,当着宫里的差,捞自己的钱!赚钱都赚到皇帝老子的头上。但他到底只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商人,和千千万万中国商人一样,商人不和官僚捆绑在一起,似乎就注定混不开,商人腰缠万贯、富可敌国,朝廷仰仗他们的财富,尤其是末世。且看远征新疆的左宗棠,还没从十余年太平天国之乱缓过来的清廷,又面临海防塞防之争,清廷纵然同意他收复新疆,国库也挤不出多少银子。靠谁救急?还不是商人---大名鼎鼎的胡雪岩。多方疏通才筹来钱粮。可坐拥金山银山的他们,地位又是多么不伦不类,随手翻翻封建官僚呈给君主评议商人的奏折,就足见他们对商人的轻视和鄙夷。
商人要过活、要致富,不看官僚的颜色,便是空话。朝廷拿不出军粮了,找谁开刀?最简单的还不是抄商人的家!商人就是如此尴尬。
沈一石可鄙,比他更可鄙的是腐败贪婪的大明官僚。
且看沈一石饰演者赵立新的话:
“沈一石,何苦来着呢?魂归邙山也许是最好的路了,他是个绝顶聪明之人,事到如今,国库亏空,裕王、严党、甚至嘉靖皇帝,也绝不能叫他活了,他死,其他的人才能活,在这个算盘上,皇帝的心思,沈一石怎会参不透呢!只有抄了他的家,填补亏空以外,目前还真无他法了,入火海,与他的古琴为伴!与他的“芸娘”为伴永远永远地在一起!此时,死对他来说,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全部人关心的他的家产,这次倒是透明了,公开了,想必结果却是大家无法面对和接受的!“真”真相,往往不是大家所需要的!不是吗?这么一个浙江首富,全部家产却还不及一个普通中产阶级?还是因为大明王朝的官宦实在太腐败,沈一石,苦呐!唉……杨金水一语道破天惊:“宫里的生意是大,也不要缴税,外面都打量着你赚了多少钱,可你赔进去的比赚的不少……”为什么?言外之意……明白乎?也真不知,这是为何啊?”
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归邙山。狡兔死,良弓藏。我之后,君复伤,一曲《广陵散》,再奏待芸娘。
剧中其他角色,每个人都有位置、性格和目的,因其不同而冲突。事出有因,行事合理,虽说是架空了历史,却让人觉得无比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