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

1.用原文回答大禹是如何做到“相度”而“得其情”的？
相度 ： 观察估量。 “左准绳，右规矩。”
2.文中哪些句子表现了大禹治水“躬历山川，亲劳胼胝”？
“ 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琻。”
3.我国历史上治水的名人有许多,你能再列举几个吗？
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位已高而意益下，禄已厚而慎不取”。他亲自组织百姓兴修水利，先后在期思、雩娄（今河南商城一带）主持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特别是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周围二百里的蓄水灌溉工程——芍陂（又称安丰塘，在今安徽省寿县南），把淠河水和诸山水都引入人工湖中，水多时可以开闸放水，水少时可以关闸蓄水。不仅对防治这一带水灾起了积极作用，还灌溉了一百多万亩的农田，对于推动楚国的经济发展，乃至楚庄王当上中原霸主都起了较大的作用。
汉武帝的左内史倪宽，身居高位，却“衣若僮仆”“食若庸夫”“侧身行道”，尤以“劝农业，缓刑罚，卑体下士”著称。他主动借贷与贫民，缓收田租，被政府考核为最下等，险些罢官。公元111年倪宽组织百姓穿凿六辅渠，扩大了原郑国渠的灌溉面积。他还“定水令，以广溉田”，使六辅渠的水利不被权贵豪强所独占，得到百姓称赞。
西汉元帝时南阳郡太守召信臣，亲自四出寻找水源，察看水势，率领百姓开通沟渠引水灌田，修筑陂塘、堤闸数十处。其中一个钳卢陂就灌田三万亩。他还亲自制定管水制度——《均水约束》，并刻石立于田畔以利执行。召信臣“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后人立祠供奉：“前有召父，后有杜母”（指召信臣和60年后的南阳郡太守杜诗）。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北宋的一位为政清明、勤劳奉公，而又积极治水除害的人。天圣二年（1024年）秋，范率领通、楚、泰、海四州民夫四万余人修筑捍海堤，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天圣六年春建成长达一百五十余里的捍海大堤，此堤被后人称为“范公堤”。景佑元年（1034年），范公回到故乡任苏州知府，他一到就“募游手疏治五河，导积水入海”，并亲临工地，植庐舍于荒野，过家门而不入。经一年艰辛努力，河道疏通，积水得排，当年苏州就收获稻米七百万石。
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改革家的王安石，壮志之一就是“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他在任地方官时就组织群众兴修水利，为相后，又积极变法革新，颁布《农田水利法》，大兴水利，引黄淤灌，形成“四方争言水利”的全国性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一生清廉正直、刚毅不阿的明朝贤吏海瑞曾指出：水利“国计所需，民生攸赖，修之举之，不可一日缓也”。他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疏通了上海南跑口到嘉定南渡间一万八千丈的河道，又疏通了阻水严重的白茆河。“吴淞江借饥民之利，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一举两得。”
民族英雄林则徐发配到边关，也不忘为民大兴水利。他的治水思想、管水文告和屯垦著作以及治水技术等，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姜师度（？－723），唐魏州（今河北大名北）人。曾任易州刺史、御史中丞、大理卿、司农卿、陕州刺史、河中尹、同州刺史、将作大匠等职。“勤于为政，又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在初唐甚有政声。
唐神龙年间（公元705－707年），姜师度在易州刺史及河北道监察兼支度营田使任内，于蓟门之北引水为大沟，以防奚人及契丹入侵；又考魏武帝曹操修渠旧事，“傍海穿漕”，修平虏渠，避开了海运艰险，使中原腹地至北疆前线的粮运得以畅通无阻。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姜师度改任陕州刺史。到职后，他看到州西太原仓虽距黄河不远，但常须用车载米至河边，然后登舟西运关中，颇费人力。他根据地形地势，率众开挖了地道，仓米“自上注之，便至水次”，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元二至四年，他又在华阴县境开敷水渠，“以泄水害”。在郑县（今陕西华县）疏修利俗及罗文故渠，引水溉田；并建堤于渭水之滨，以防漫溢。开元六年，蒲州改河中府，姜调为河中尹。辖境原有安邑盐池，年久渐形涸竭。师度经过考察，“发卒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享其利。开元七年，再迁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境）刺史，又于“朝邑、河西二县界，就古通灵陂择地引洛水及堰黄河灌之，以种稻田，凡二千余顷，内置屯十余所，收获万计”。
《旧唐书》对姜师度赞之称：“师度既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虽时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纬，时人为之语曰：‘傅孝忠两眼看天，姜师度一心穿地’。” （引文见《旧唐书·姜师度传》）
王景，字仲通，原籍琅邪不其（今山东省即墨县西南）人，明帝时曾任侍御史、河堤谒者等职，后迁庐江太守，为东汉著名的治水专家。
据《汉书》记载，自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决魏郡以后，黄河泛滥，汴渠侵毁，久而不修。到明帝时，“汴流东侵，日月益甚，水门故处，皆在河中，漭漾广溢，莫测圻岸，荡荡极望，不知纲纪”，“兖、豫之人，多被水患”。在这样的形势下，汉明帝审时度势，下决心治理黄河、汴渠，并于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春，召见王景询问河、汴治理方略。王景青年时，即“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沈深多技艺”。因善于理水，曾与将作谒者王吴共修过浚仪渠，他采取“墕流法”施工，水不复为害，名益著。明帝与之交谈后，倍加赞赏，亲赐《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命王景仍与王吴一起共同主持治理河、汴工程。
永平十二年夏四月，王景、王吴率卒数十万，“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在大规模施工中，王景“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碛，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以各种当时可能采取的技术措施，开凿山阜高地，破除旧河道中的阻水工程，堵绝横向串沟，修筑千里堤防，疏浚淤塞的汴渠，自上而下对黄河、汴渠进行了治理。特别是在汴口治理中，创造性地采取了“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的措施，交替从河中引水入汴，从而改善了汴口水门工程，作到了河、汴分流。
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永平十三年夏四月，工程全部完成，数十年的黄水灾害得到平息，汴渠恢复了通航功能，大面积被淹没的耕地重新焕发了生机。汉明帝闻奏后十分高兴，亲自“行幸荥阳，巡行河堤”，并下诏称：“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故荐嘉玉絜牲，以礼河神。东过洛汭，叹禹之绩。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继世宗《瓠子》之作。”同时明帝还下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王吴及诸从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永平十五年，王景从明帝东巡，至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南），明帝嘉景治河功绩，又拜为河堤谒者，“赐车马缣钱”。
王景这次治河，由于工程浩大，动用人力物力甚众，“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投资之巨，相当惊人。从此以后，河流规顺，在八九百年间史书上少见有关黄河改道的记载。论者以为，东汉之后能出现这种情况，王景治河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到后人的广泛传颂。（引文见《后汉书·明帝纪》《后汉书·王景传》）
郑国，战国末年韩国（今河南中西部一带）人，著名水工。公元前246年（韩桓惠王二十七年，秦王政元年），郑国奉桓惠王之命西去秦国，劝说秦王兴修水利工程，企图使秦国把注意力放在国内，无暇东顾。秦国采纳了郑国建议，并于当年开始凿泾水修渠。施工中秦王发现郑国来秦是韩王的“疲秦”之计，怒而欲杀郑国。郑国辩解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洫志》）秦王认为有理，命他继续修渠，渠道终于建成。《史记·河渠书》载：郑国“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今陕西泾阳西北仲山）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 “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为纪念郑国的功绩，时人遂名该渠为郑国渠。
这条渠道的经行地区，经郦道元考证，在《水经注·沮水》中记称：“渠首上承泾水于中山西邸瓠口，……渠渎东径宜秋城北，又东径中山南，……又东径舍车宫南绝冶谷水。郑渠故渎又东径巀嶭山南、池阳县故城北，又东绝清水，又东径北原下，浊水注焉，自浊水以上，今无人。……又东历原径曲梁城北，又东径太上陵南原下，北屈径原东，与沮水合。……沮循郑渠，东径当道城南，……又东径莲芍县故城北，……又东径粟邑县故城北，……其水又东北流，注于洛水也。”以今地而言，大致流经泾阳、三原、高陵、富平、蒲城等县。秦以后，此渠灌溉范围虽有缩小，但历代不绝，为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孙叔敖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楚国令尹。姓蒍，名敖，字孙叔，一名艾猎。期思（今河南省固始县）人。孙叔敖一生政绩颇多，而以治水最为人所称道。
在司马迁的《史记·循吏列传》中，他被列为首篇：“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虞丘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也。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汉王延寿在《孙叔敖庙碑记》中，赞颂孙叔敖“宣导川谷，陂障源泉，溉灌沃泽，堤防湖浦，以为池沼。钟天地之美，收九泽之利”。说明在他倡导下，春秋时楚国已普遍在湖泊中的隆起部分挽堤为垸，发展水利，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孙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国遂霸。”
《淮南子·人间训》曰：“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这大概是我国最早的渠系工程之一。据《左传·宣公四年》记载，有楚令尹虞丘子荐孙叔敖一事，那么，这一灌区的修建，当在楚庄王九年（公元前605年）以前。期思、雩娄均属今固始辖境，地处史河与灌河之滨。令人较为费解的是，前者是下游，后者居上游，何以能引低水而灌高田？史载不详。但《太平御览》和《太平寰宇记》在转引《淮南子》的这句话时，其文是“楚相作期思之陂；灌雩娄之野”。意思是否指“作期思之陂”是一码事，“灌雩娄之野”是另一码事呢？也不能排斥这样的可能性；在期思与雩娄之间，当年修了一些规模并非巨大的拦洪蓄水工程，从而形成“长藤结瓜”式的陂塘系统，既根治下游水害，又保证了上游灌溉。孙叔敖正是在兴建这项水利工程上，显示出他的才能，由此楚庄予以重用，任他为相。
孙叔敖在固始的治水业绩是相当可观的，不少志书均有这类记载。据嘉靖《固始县志》记叙：县境内陂塘、湖港、沟堰凡932处，“盖肇自楚之孙公，汉之刘馥”。乾隆《光州志·沟洫志》载有康熙年间任固始县知县杨汝楫的《水利图说》，其文云：“昔孙叔敖于邑之东南，如史河浚其渠，曰清、曰堪，清灌上闸，堪灌三汊口。西有曲河自西南来，亦筑坝拦水，灌石嘴头。南如急流、羊行、子安等河，宣导堤防，各有灌口。当年之沐膏泽而咏勤苦者，已一一载简册矣。嗣后陵谷变迁，清、曲河，坝废闸弛，急流、子安等河道梗基湮，即堰港陂湖，亦俱淤塞。总之，历年久远，而楚相之故道，不可复考。”古时期思属楚，汉世祖（光武帝）更名固始。延熹三年（公元160年）五月，县令段世贤曾为孙叔敖建庙立碑。明人刘昌《谒楚令尹庙》诗曰：“期思城里吊遗踪，祠庙深沉动鼓钟。阴德已闻慈母教，余恩犹启后人封。霜葭摧碧连荒草，雨藓沿青上古松。读罢残碑出门去，寒山漠漠水重重。”据《固始县志》称，县北期思镇，有春秋楚令尹孙叔敖墓。可惜如今均已荡然无存。
安徽寿县境内的芍陂，兴建于楚庄王时期（公元前613～前591年），也是孙叔敖所创建。这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型灌溉工程，唐代改名为安丰塘，至今仍发挥着灌溉效益。《后汉书·王景传》：“（庐江）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水经·肥水注》：“芍陂周一百二十里许，在寿春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又注：“陂水径孙叔敖祠下，谓之芍陂读。”史料记载多称芍陂“径百里，灌万顷”，其规模当可想见。东汉、三国时期、唐肃宗、元世祖当政年代，都曾在这里屯田，大获其利。但由于垦殖过度，历代豪强占塘为田，虽几经修整，到解放前夕，芍陂堤堰残废，灌溉面积仅六七万亩。解放后建成淠史杭水利工程，芍陂已成为淠东干渠的反调节水库，面貌焕然一新。如今的芍陂，长约25公里的塘堤全部用块石护坡，蓄水一达1亿多立方米，可灌溉63万亩农田。如楚相亡灵有知，亦当含笑九泉吧！
相传孙叔敖怀有绝世之才，出任令尹之前，他不过是一位“楚之处士”，“期思之鄙人”。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他的才干，推荐他为楚相的呢？史料中载有不少别饶风趣的故事，兹摘录一二，以飨读者。
刘向《新序·杂事》：“樊姬，楚国之夫人也。楚庄王罢朝而晏，问其故，庄王曰：‘今旦与贤相语，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贤相为谁？’王曰：‘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问其故，曰：‘妾幸得执巾栉以侍王，非不欲专贵擅爱也，以为伤王之义，故所进与妾同位者数人矣。今虞丘子为相数十年，未尝进一贤。知而不进，是不忠也；不知，是不知也。安得为贤？’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于是辞位而进孙叔敖。孙叔敖相楚，庄王卒以霸，樊姬与有力焉。”
在《说苑·至公》中，刘向另有一则记载：“楚令尹虞丘子复于庄王曰：‘……臣窃选国俊下里之士，曰孙叔敖，秀赢多能，其性无欲。君举而授之政，则国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庄王曰：‘子辅寡人，寡人得以长于中国，令行于绝域，遂霸诸侯，非子而何？’虞丘子曰：‘久固禄位者，贪也；不进贤达者，诬也；不让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为臣？愿固辞。’庄王从之。赐虞丘子采地三百，号曰国老。以孙叔敖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孙叔敖执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见于王曰：‘臣言孙叔敖果可使持国政，奉国法而不党，施刑戮而不委，可谓公平！’庄王曰：‘夫子之惕也。’”
《吕氏春秋·不苟》持另一说，认为荐孙叔敖为楚相的，是其好友沈尹茎：“荆王欲以为令尹，沈尹茎辞曰：‘期思之鄙人有孙叔敖者，圣人也。王必用之，不臣不若也。’荆王于是使人以王舆迎叔敖，以为令尹，十二年而庄王霸，此沈尹茎之力也。”是谁推荐孙叔敖为楚相，各说不一。在此也不必纠缠于繁琐的考证，但孙叔敖确有宰相之才，且在各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当无疑义。
孙叔敖的贤名由来已久，传闻他天性仁厚，又极谦逊谨慎。《新序·杂事》载：孙叔敖少时出游，“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而泣，其母问其故，叔敖对曰：‘闻见两头之蛇者死，向者吾见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见，杀而埋之矣！’其母曰：‘吾闻有阴德者，天报以福，汝不死也。’”《说苑·敬慎》载：“孙叔敖为楚令尹，一国吏民毕来贺。有一老父粗衣，冠白冠，后来吊。孙叔敖正衣冠而出见之，谓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尽来贺，子独后来吊，岂有说乎？’老父曰：‘有说。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已厚而不知足者，患处之。’孙叔敖再拜曰：‘敬受命，愿闻馀教。’老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孙叔敖虽身居相位，但生活十分简朴。《孙叔敖庙碑记》中说：“其忧国忘私，乘马三年，不别牝牡。……专国权宠，而不荣华。一旦可得百金，至于没齿而无分铢之蓄。破玉玦，不以宝财遗子孙。”真是生前两袖清风，死后一贫如洗。《史记·滑稽列传》中有一则故事，内容是叙述楚国乐师优孟讽喻庄王，不可忘记孙叔敖的功劳。现一并摘录如下，以为佐证。
“（孙叔敖）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死，汝必贫困。若往见优孟，言我孙叔敖之子也。’居数年，其子穷困负薪，逢优孟，与言曰：‘我，孙叔敖子也。父且死时，属我贫困往见优孟。’优孟曰：‘若无远有所之。’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余，像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也，欲以为相。优孟曰：‘请归与妇计之，三日而为相。’庄王许之。三日后，优孟复来。王曰：‘妇言谓何？’孟曰：‘妇言慎无为，楚相不足为也。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于是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后十世不绝。”
综观以上片断资料，大体可知孙叔敖的一生，精于治水，有功于国，奉法守职，持廉至死。他这种一心为人民造福的高尚品德，确实值得人们敬仰和缅怀。
李冰是战国时期的水利科学家，都江堰的创建者，他对天文地理也有研究。秦昭王末年（约公元前256～前251年）为蜀郡守，在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岷江出山口处主持兴建都江堰工程，因而使川西平原富庶起来。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曾在都江堰安设石人水尺，这是我国早期的水位观测设施。他还在今宜宾、乐山一带开凿滩险，疏通航道，又修建汶井江（今崇庆县西河）、白木江（今邛崃县南河）、洛水（今石亭江）、绵水（今绵远河）等灌溉和航运工程，同时修索桥、开盐井等。人民怀念他的功绩，建设庙宇加以纪念。北宋以后还流传着李冰之子李二郎协助李冰治水的神话。
郭守敬（1231－1316）是元代杰出的科学家，擅长水利及天文历算，“巧思绝人”，曾任都水监、太史令等职。他在今宁夏河套地区、京冀豫地区以及京杭运河山东段开通前夕的汶泗河地区做了大量的勘查测量工作，提出了二十几条有关水利的建议，治理河渠塘堰几百所。 在元大都（今北京）附近，他主持重开金口河引永定河水，主持建设了最后打通京杭运河全线的通惠河工程。郭守敬设计制造了20种天文仪器，进行了南北一万一千里、东西六千余里的天文大地测量，1280年完成《授时历》。他首先提出了“海拔”的概念，比德国数学家高斯早560多年。
潘季驯（1521－1595）是明代著名治河专家，曾4次出任“总理河道”，主持治理黄河、淮河、运河，在治黄理论和实践上有重要建树。针对当时河势散漫的情况，他在徐州以下黄河两岸高筑大堤，挽河归槽，实现束水攻沙；堵塞高家堰决口，加固高家堰大堤，逼淮水尽出清口，以清刷黄；以洪泽湖拦蓄淮河洪水，并为运河提供水源。他还提出了利用黄河本身冲淤规律实行淤滩固堤的措施。由他奠定基础的明清河道一直维持了300年之久。他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点：①把治沙提到治黄方略的高度，实现了治黄方略从分水到束水、从单纯治水到注重治沙的转变。②提出并实施了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三条措施，即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淤滩固堤。③著成《河防一览》一书，系统总结、完善了堤防修守的一整套制度和措施。后人评价说：“治河人员只要能记住他书上的一两句话，提出的措施办法就会高人一筹。”
李仪祉（1882－1938）是近代著名水利科学家、教育家。他早年留学德国攻读水利，1915年学成回国后，在中国第一所水利学校——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授、校长，以后又任陕西水利局局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等职。在陕西，他应用近代技术规划了“关中八惠”灌区，并亲自参与了泾惠渠、洛惠渠、渭惠渠建设。1933年他在天津创办了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李仪祉重视引进西方先进水利技术，通过对黄河、淮河、长江治理的规划，将许多西方的先进水利科学技术引入我国，同时还培养了大批近现代水利人才。1931年，他倡议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水利学术团体——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并当选为会长，以后连选连任，直至去世。
在近代史上，古老的中华水文明在某些方面的发展已落后于西方。而李仪祉则是这一时期促进东西方水文明融合的代表人物之一。
4.海瑞墓室后扩建了“扬廉轩”，亭柱上刻有海瑞的两幅对联，其一是“三年不改冰霜操，万死常留社稷身”，请结合你所了解的海瑞，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海瑞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范、正义的象征。这幅对联表达了海瑞一生不改刚直不阿的性格，虽千辛万苦，屡受打击，仍全身心投入到国家繁荣稳定和百姓冷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