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电影叶问，你认为叶问是一个怎样的人

叶伟信的《叶问》，可谓本年度最成功的华语商业电影。cast实力派，题材情节从框架而言落了俗套但让观众买账，其中的武打很是一流，这些不再赘言。

我想说的是林家栋，或说他演的角色李钊。他所体现出来的行为、人格，还有由他所带动的一系列配角，是真正的中国人精神的体现。这个角色带给林家栋的镜头并不算非常多，在表现上的突出程度逊于任达华、行宇（武痴林）和樊少皇，但实际上，林、任和樊三个人完整地体现了中国人的性格，而刻画最深的，就是林家栋所饰演的李钊。下面是他出现的八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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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场景：茶馆起纷争，作为巡捕的李钊到了现场，以他的职权和手中的枪趾高气扬，目中无人。叶问出来，用武术使李钊贴服。

第二个场景：金山找来佛山踢馆，李钊一再劝叶问出手，维护佛山尊严。金山找被打败后，被李钊在旁讽刺。

第三个场景：叶问以一打十，击败日本人，以下对话（李钊为叶问和三浦间的翻译）：
三浦：再来吧。
李钊：他（三浦）想你再来。
叶问：我不是为这些米来的。
李钊：他（叶问）说，他会再来。
三浦：你叫什么名字？
李钊：他（三浦）想知道你的名字。
叶问：我只是一个中国人。
李钊：他叫叶问。

第四个场景：李钊来提醒叶问要小心三浦，以下对话：
李钊：你自己以后小心点，我不知道三浦会做什么。
叶问：（打李钊）走狗！
李钊：我怎么是走狗啦？他们的死关我什么事？我只是个翻译！我不用吃饭啊？！我要吃饭的！
叶问：要吃饭？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啊？！
李钊：我没有，你有，你有很多啊。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打死十个一百个！打死一千个！我是一个翻译，不是一个走狗！我是一个中国人！（最后一句用日语说，很好地体现了李钊的个性。）

第五个场景：李钊带一日本军队主任佐藤来找叶问，后对张永成（熊黛林）有非分之举，叶问将副将打倒，李钊对昏迷的佐藤泄愤，踢断他的腿。后李钊被日本人毒打，但没有透露叶问的行踪。

第六个场景：李钊回家，带回食物给其家人（母亲、断腿的哥哥和年纪尚小的弟弟妹妹），带回衣物给叶问一家（李钊将叶问一家藏在自己家里）。

第七个场景：三浦来棉花厂找叶问，以下对话（李钊为叶问和三浦间的翻译）：
三浦：我想给你一个机会。效忠日本天皇，教我们皇军中国功夫。那么，你还有半点生存的权利。
李钊：他（三浦）说他很欣赏你，想让你教日本人学功夫。
叶问：我不会教日本人。你这么想看我打，我就跟你打。
李钊：他（叶问）说，他会好好考虑做教官的事。你还想与三浦将军您切磋。

第八个场景：叶问打败三浦，佐藤举枪想射杀叶问，被李钊制住，射偏的子弹打中叶问但伤不致命。副将后被李钊枪杀。愤怒的群众以为是李钊要杀叶问，将其暴打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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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八个场景，很容易就知道，要不是李钊，叶问早就死了，没戏可唱。叶问把民族大义全揽上身，一脸严肃，一骨头的硬和倔。但他不知道他的这种性格会让他被杀，而如果他被杀，意义不会是他维护了民族尊严，有骨气，而是白死。而以他于民众的这种象征意义，他的死将是对民众意志和士气的打击，将会相当消极。

但是，叶问并不代表中国人的精神。纵观全片，仅叶问一人站出来反抗。我说，叶问是个人物，实际上我要表达的是，叶问是异类。叶问甫一出场，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大少爷形象。但武术的天赋和勤奋造就的身板和埋藏在他心底的原则又使他与传统的纨绔子弟不同，让他存在着“觉醒”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在全片的开端，叶问是一个带着玩票成分，物质生活丰腴的咏春高手。而他到片末所体现的“宗师”身份，实际上始于他感受到战乱之苦，加上目睹廖师傅之死和得知武痴林身亡才真正觉醒。至此，叶问开始抗争，对抗屈辱现实，成为宗师。

由于赋予了太多的特殊性，甄子丹所饰演的叶问，并不代表中国人的精神。而在乱世，个人甚至民族的品格是可以很容易被放大的。而处在日本侵华时代的民众，更能体现中国的文化和精神，而其中，金山找、周清泉和李钊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前二者，一个被赋予了很多的莽汉和汉奸形象，一个则是通过开办工厂帮助百姓的商人形象；一种其实已经被说烂了，而另一种，有能力在日占区继续经营，背后的手段的努力自是不容忽视。他们两个都带给我思考，但他们却并非重点。李钊才是。

描绘李钊这个角色很难，他太复杂，难以给予一个简单的定义。正如叶问被他接济后，也只能说：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李钊很会向上爬，无论他的主子是谁——在国民政府时代，他是一个警察头子，在日占时代，他是日军随身翻译官——他知道自己的用处，并知道怎样利用这些用处；李钊很小人得志，以权凌人——做警察头子时以手中的权威和枪显摆，在叶问第一次打败金山找时以佛山人的身份向金山找嘲讽，成为日军翻译官后尽管自己只是日军下达命令的一个传话筒，他仍洋洋自得，狐假虎威。

李钊灵活、圆滑。两次充当叶问与三浦对话的翻译，是他的圆滑使叶问得以保全，他的灵活在于不只是不让叶问的话触怒日本人，他还为叶问留了很大的后退空间。在藏匿叶问一家后被日本人毒打逼问时，他也尽力为自己开脱，才没有被日本人打死。如果是传统爱国教育片，这个人物在被拷问时可能会说的是，我tmd知道但我tnnd不说。这种实在可笑。

李钊重义，尽管他所表现出很多所谓小人特质。他由始至终都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尽管恃权凌众，但他在酒楼阻止争吵和劝叶问与金山找，为的是一种秩序，和佛山武术的尊严；尽管为日本人办事，但武痴林的死实际上与他无关，也数次帮助叶问脱险，其中两次没让叶问的言语激怒日本军，一次冒着全家的安全包庇叶问一家，最后一次阻止了日本人杀害叶问，并因此被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悍然打死。

李钊能忍。被毒打也坚决没有透露叶问的信息。屈辱地充当日本人的翻译，背后是他要养的老母、残疾的哥哥和年纪尚小的弟弟妹妹。他说：“我只是个翻译！我不用吃饭啊？！我要吃饭的！”其实，他还负着至少四个人的吃饭问题。

这就是李钊，一个带出了传统中国人的形象的角色。
他卑微，但顽强。中国人委曲求全，李钊也是。中原土地多次被侵略，包括元朝的蒙古族、金或清朝的满族，到后来的多国部队、日军侵华，这是一片是非之地。但每一次，中国人都存活下来了。甚至原来的侵略者被中国的社会文化所同化。历朝历代，分合不断，经历各种苦难的中国人还是一如既往地活着。在变化甚大的社会环境中，李钊硬是活下来了，还混得很可以。他活得缺乏尊严，对一个日本小兵都必须卑躬屈膝，但他活下来了。

他自私，但自私不仅限于自己。中国人为生存而努力着，但中国人重情，重关系。中国人知道如果只有他一个活下来，那是生存将失去意义。中国就是人挨着人或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李钊要吃饭，所以可以帮日本人做事，从实质上帮助了日本侵华，他很自私。但他肩负的岂止是他一个人的活命，他还照顾着家人，维护着叶问。如果他自私得只顾着自己，他不会维护叶问。试想，如果在他充当三浦和叶问间翻译时身旁还有人懂汉语和日语并揭穿他，他必死无疑；试想，如果被发现他把叶问藏匿在自家，他要付出的甚至是全家的性命；试想，如果不是他制止并杀死佐藤，使日本军当时有个指挥（甚至只是手枪不在他手上），愤怒的民众可能就无法将他杀死。他大气？不见得，但他的自私却无意间流露出一种大气和仁慈。

他灵活，但缺乏原则。中国人缺乏信仰和原则，灵活地活着却没有方向。李钊很会往上爬，但是他不论是谁的政府，都往上爬。因为“上面”意味着“权力”，虽然这些权力的性质并不相同。中国传统的三纲到现在还影响着中国人。父纲、夫纲、君纲，这是完全的本位主义。这种思想使中国人信奉权力，敬畏处于父、夫和君这些位置的人，当然，这些位置已经延伸到包括官员、商人在内的一切有着公权力或垄断性经营权力的人和机构。但其实质上，中国人敬畏的是位置，以及位置所代表的权力，而不论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是谁。这种敬畏甚至发展成一种对权力的崇拜和贪婪，前者造就奴才，后者导致争名夺利。失去了原则和信仰的人，容易迷失。

他忍受，但更是妥协。李钊对日本人所有的，是恨。李钊面对日本人，在表面上是毕恭毕敬的。日本人的吩咐，他照做不误。被日本人毒打，他默默忍受。中国人面对压迫，很大部分人选择了一味的忍受和妥协，并美其名曰：包容。这与胡适式的妥协不一样，胡适式的妥协是在抗争中为自己争取权力，但在既得利益者之前，还是需要忍让，不谋求一步到位，但争取使自己始终处在具进步空间的位置之上。但中国人把妥协演绎得太极端了，就是不断地忍受，直至忍无可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多起义造反而少改革改制。其实只要统治者不时施舍蝇头小利，把握好压迫的力度，要管治中国还是不难的。

他敢怒，但不敢付诸行动。在叶问打倒找他的日本人后，李钊愤怒地把昏迷的日军主任佐藤的腿踢断。这只是泄愤，有如阿Q式的精神胜利。其实，如果不是在擂台上，叶问根本毫无胜机，有很多时候，中国人在追求一种仅为象征式的凯旋，而非实质上的胜利。

他是李钊，他还活着。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武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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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之前：好武术，喜欢平静的生活。
战争初期：关心家人，一家为中心，安于现状。
后期：爱国者，为激励中国人民奋斗。

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