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外省的城区，总有一些房子让人一看就感到凄凉，就像见到最阴森的修道院、最萧条的旷野或者最破落的废墟一样。也许修道院的沉寂、旷野的荒漠和废墟的凋败，那些房子都兼而有之。里面的住户生活得悄无声息，让外地人直以为那是些无人居住的空宅；不过一有陌生人在街上走动，窗口倒会有人突然探出一张不动声色的面孔，像僧侣一般，朝窗外冷漠而阴沉地瞥上一眼。索缪城里有一所住宅就具备上述的凄凉成分。它坐落在一条起伏不平的街道的尽头；那是一条直通上城古堡的街道，如今已少有人来往；尽管冬天冷，夏天热，有几处还阴暗不堪，它却自有引人之处：石子的路面始终清洁干爽，而且回声清脆；街面狭窄，线路曲折，两旁的房屋属于老城区，安静地蜷伏在城墙脚下。三百多年的古宅虽然是木结构，倒还结实。房屋的格式多种多样，给索缪老城区的这一地段平添独特的情调，足使热心访古的游客和艺术家们驻足留连。谁能经过这里不赞叹纵横于屋面的那些厚实的木板呢？它们两端都雕刻着稀奇古怪的图案，构成一溜黑色的浮雕，横贯于大多数房屋的底层之上。这一家横木上覆盖着青石板，给单薄的外墙勾出一条条蓝线，木结构的屋顶被岁月压弯，朽蚀的屋面盖板经过多年日晒雨淋也扭曲走形；那一家发黑的窗台十分醒目，上面原先的精细雕纹如今模糊难辨，而且仿佛已脆弱不堪，承受不住贫苦女工放在上面的棕红色的陶土花盆，只勉强地支托着盆里瘦长的石竹和月季。再往前去，有几家大门上凸出粗壮的钉头，钉头上镌刻着家传的象形文字。这些象形文字本来就是老祖宗们随心所欲勾画出来的，其含义今天当然不易考证；有的或许是哪位新教徒表明信仰的记号；有的或许是反新教联盟的成员用来诅咒亨利四世①的咒符。有几户市民阶级的人家，门上也刻有乡绅的家徽，表示自己的祖辈曾享有主持市政的光荣，免得后人淡忘。总之，这里的门上记载了整部法国的历史。有一幢房屋破旧得一晃三摇，外墙的泥灰却留下当年能工巧匠的高超手艺；隔壁是一所贵族宅第，在石砌的拱形门楣上，祖传的纹章尚依稀可辨，但毕竟经受过一七八九年以来一次次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浪的吹打，如今只剩下劫后的余痕。边条街上的铺面既不像小店也不像货栈。热衷寻访中世纪文物的人会发现这里的一切跟上一辈的女工习艺工场一样简陋朴实。低矮的店堂既无货摊也无货架和玻璃橱窗，进深很大，里面阴暗，内外都没有一点装璜。大门分上下两截，门上很不讲究地钉上了铁箍、铁锔；门的上半截往里开着，下半截装有弹簧门铃，不断地被人推进推出。空气和阳光从门的上半截往里灌，或者通过气窗、天花板和矮墙之间的空档进入店堂，半人高的矮墙上面有便于装卸护窗板的滑槽，结实的护窗板清早卸下，傍晚装上之后再用铁闩锁得严严实实。这矮墙是用来陈列商品的，但是决没有为招徕顾客而精心布置。陈列的商品按经营对象的不同而不同，无非是三、两桶食盐和鳕鱼，或者几捆缆绳和帆布；楼板的横梁上挂几束闪闪发亮的黄铜丝，靠墙放一溜金属的酒桶箍，或者在几个架子上摆出一些布匹。进去看看？一位青春焕发的白净姑娘，裹着洁白的围巾，露出通红的手臂，应声放下正在编织的活计，忙向后铺叫她的父母；这时店东就会出来听你吩咐，态度或冷淡或殷勤，或有问必答或爱理不理，全凭店东不同的脾性。成交的也许不过是两个铜板的小交易，也许是高达两、三万法郎的大生意。你还能见到专做橡木板材生意的老板坐在店堂门口，绕动着大拇指跟邻居聊天；表面看去，他不过有些做酒瓶架的劣质板条，但是在码头那边的木工场里，他的货源足以供应安茹地区一切箍桶作坊的全部用料。遇到好年景，他能算出箍桶匠们总共需要多少板材，计算之准确，误差不超过一两块板材。一天阳光能教他发财，一场恶雨能让他亏本。半天之内板材市价能跳到十一法郎或跌到六法郎。这一带跟都兰地区一样，气候的阴晴决定市场的盛衰。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行老大，都眼巴巴地盼望晴天；晚上睡觉时唯恐天一亮就听说夜里上了冻。他们既怕刮风，又怕下雨，更怕天旱，只盼雨水、云彩和晴暖的气候能随人所愿而适时地降临。晴雨表让人时喜时忧，一会儿使人紧锁愁眉，一会儿又教人笑逐颜开。这条街是索缪城里的“大马路”。“好一个金子般的天气！”这句话促动整条街上家家户户都扳着手指算账；人人都会跟邻居说：“老天爷下金雨了！”他们心中有数：一道阳光，一场时雨，会带来多少好处。在晴朗的季节，每逢周末，尽管还没有到中午，你就别想买到一文钱的东西。这里讲信用的生意人也都有自己的葡萄园、自己的田地，他们需要趁着好天气到乡下去忙上几天。所以，买东西和卖东西，收支和盈亏，他们早都算计周全；平日里生意人尽可以把十二小时中的十小时用来说笑聊天，没完没了地发表高见，飞短流长地传递闲话，窥探隐私。谁家的主妇买回一只竹鸡，准有人要问她的丈夫：炖鸡的火候是否恰到好处？谁家的姑娘在窗口探一下脑袋，决躲不过一帮又一帮闲人的眼睛。总之，谁的内心都几乎坦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连黑乎乎、静悄悄、让人无法看透的深宅大院，也遮不住半点秘密。人人几乎都永远像生活在露天一样。家家户户都在大门外吃午饭，用晚餐，拌嘴斗气。
路过这里的外乡人被他们品头论足，挨个儿分析。从前，到内地来的人总不免挨家挨户地受到取笑，由此而产生一段段故事；擅长编制市井笑料的安茹居民也从而获得“牛皮大王”的美名。老城区像样的旧宅都坐落在街道的高处，原先这都是些当地头面人物的公馆。我们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一所凄凉旧宅中，这些房屋在法兰西淳朴民风日益衰微的今天，只成了世道人心还朴实的旧时的遗物。顺着这条古色古香的曲折街道一路走去，连最不足挂齿的小东西都能唤起你思古的幽情，整个气氛使你不得不浮想联翩。你会发现有一处拐角相当阴暗，格朗台先生的公馆的大门就龟缩在这凹处的中间。倘若不跟你说说格朗台先生的身世，你就无法领会在内地把谁的家称作公馆该有多大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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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亨利四世（一五五三—一六一○）：纳瓦尔国王，信奉新教；一五八九年袭承法兰西王位，为便于治国，于一五九四年皈依旧教（天主教），并倡导宽容。
格朗台先生在索缪城里颇有声望，凡在内地只住过几天或者根本没有住过的人难以弄清这种声望的前因后果。当地还有人叫他格朗台老爹，不过这么称呼他的人大多年事已高，人数日益减少。他在一七八九年的时候，是位相当有实力的箍桶匠，能读能写，善于算账。共和政府在索缪地区拍卖教会产业的那个年月，箍桶匠才四十上下，同一位富裕的板材商的女儿结婚不久。格朗台把手头现款再加上妻子的陪嫁，凑成一笔两千金路易的资本，携款直奔县政府；他用岳父给的二百枚面值加倍的金路易，从监卖国有地产的凶狠的共和政府官员手中，廉价买到区里最好的几片葡萄园，一座修道院和几块按收成交租的分种地。这种便宜交易尽管不公道，却是合法的。索缪城的居民本来就没有什么革命思想，他们把格朗台老爹看成敢作敢为的共和党，热衷于新潮流的爱国派。其实箍桶匠只看中葡萄园。他被任命为索缪地区行政机构的委员。他的息事宁人的处世态度对当地的政治和商业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政治上他包庇贵族，千方百计阻挠当局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商业上他承包供应共和军一、两千桶白葡萄酒，共和政府把原来打算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地产，几片属于一家女修道院的肥沃的草场，划到他的名下，算是付给他的酒钱。到拿破仑的执政府上台之时，好好先生格朗台被委任为市长；他治理有方，葡萄园的收成更好上加好。拿破仑称帝之后，格朗台成了无职无权的白丁先生。皇帝不喜欢共和党，有“红帽子”嫌疑的格朗台的职务于是被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大地主接替；那人后来在第二帝国时期被晋封为男爵。丢掉官职，格朗台先生并不惋惜。他当政时已经为民造福，修了好几条高质量的公路，从城里直达他在乡下的产业。他的产业在丈量登记时占了很大的便宜，只需缴纳微薄的税金。他在各处的庄园自从官方登记上册之后，靠他持久而精心的耕作，都成了享誉一方的“尖子”，这一术语专指那些能生产极品佳酿的葡萄园。为此，他简直有资格申请荣誉团的勋章。免职发生于一八○六年，当时格朗台先生五十七岁，他的妻子三十六岁，他们合法爱情的结晶、独一无二的宝贝女儿才十来岁。大约是老天爷怜恤他丢官，想给他一点安慰吧，那一年他接连得到三笔遗产：先是他的岳母谷迪尼埃太太的，然后是他妻子的外公拉倍特里埃先生的，最后是格朗台自己的外婆让蒂叶太太的。三笔遗产数目有多大？谁都不知道。三位老人生前爱钱如命，长期以来积金攒银，私下里以把玩金银当消遣。拉倍特里埃把放债叫挥霍，总觉得守着金钱比放高利贷实惠。所以索缪城的居民只能根据面上的收入估算他们究竟有多少积蓄。于是格朗台先生得到新贵的头衔，那是我们拚命讲平等也抹煞不了的殊荣，他成了当地最举足轻重的纳税人。他经营的葡萄园总共有七十公顷，遇上好年景，可以生产七、八百桶好酒。他还有十三处按年成交租的分种地和一座老修道院。为了省钱，他把修道院的门窗连同彩绘玻璃大窗统统用砖砌死，既可以免税，还便于保存，他还有八、九十公顷草场；一七九三年，他在那里种了三千株白杨。他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买下的产业；这些都是面上的财产。至于他手头的资金，只有两个人知道大致的数目：替格朗台先生放债的公证人克吕旭先生和索缪城里最殷实的银行家格拉珊先生。格朗台只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才私下里同格拉珊做点赚钱交易。在内地，若想得到别人的信任，或者若想发财，就得像克吕旭先生和格拉珊先生那样守口如瓶。尽管他们从不露半点口风，但是他们公然对格朗台先生毕恭毕敬的态度，也足使旁观者揣度前任市长财力的雄厚。索缪城里人人相信格朗台家有个堆满钱财的秘密金库，并且传说他每天深夜要去察看成堆的金银，从中得到无法形容的快慰。爱财如命的人看到格朗台的眼睛里透出一股仿佛已被染上金色的黄澄澄的目光，更相信这事决非虚传。大凡习惯于靠利滚利赚大钱的人，总不免跟色鬼、赌徒或马屁精一样，眼神中自有一些难以界定的习性，躲躲闪闪、贪得无厌、神秘莫测的表情，跟他们有相同癖好的人一眼就能识别。这种心心相通的暗语好比是着迷于酒色财气的人们之间通用的行话。格朗台先生从不欠谁的人情；为了收成，要制作一千只酒桶还是五百只酒桶，老箍桶匠兼种葡萄的老手，计算起来精确得好比天文学家；他从来不曾打错算盘，每逢酒桶的市价比酒价还高的时候，他总有酒桶出售，并设法把自己的葡萄酒藏进地窖，等酒价涨到二百法郎一桶他再抛出，而一般小地主早在五路易一桶时，就把酒售空了。
所以格朗台先生博得大家的敬重。一八一一年的收成是臭名远扬的，那年他明智地紧收慢放，把货一点一点卖出去，一次收成就给他赚了二十四万法郎。说到理财的本领，格朗台先生像猛虎，像大蟒。他懂得躺着、蹲着，耐着性子打量猎物，然后猛扑上去，打开血盆大口的钱袋，把成堆的金币往里倒，接着又安静地躺下，像填饱肚子的蛇，不动声色地、冷静地，按步就班地消化吞下的食物。他从谁跟前走过，谁不感到由衷的钦佩？对他既抱几分敬重，又怀几分恐惧。在索缪城里谁没有尝过他利爪的滋味？抓一下让你疼得入骨三分。有人为了买地，找克吕旭贷款，利率是百分之十一。有人用期票到格拉珊那里去贴现，先得扣除一笔大得惊人的利息。市面上难得有哪天没有人提到格朗台先生的大名；连晚上街头的闲聊也少不了要说起他。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位种葡萄的老手的殷实家产堪称当地引以为荣的一宝。所以不止一位做生意的或开客栈的索缪人，得意洋洋地在外地的来客面前吹嘘：“先生，我们这一带百万元户有两三家，可是，格朗台先生哪，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的家底儿！”一八一六年，索缪城里最擅长计算的人作过估算，这位老先生的地产大约值四百万法郎；可是，若以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七年之间以每年平均收入十万法郎来推算，他手头积攒的现金应该跟他的不动产的价值不相上下。所以，当人们打完一局纸牌，或者谈过一阵葡萄种收，最后提到格朗台的时候，自作聪明的人们会说：“格朗台老爹？……总该有五、六百万吧。”倘若赶上克吕旭先生或格拉珊先生在场，听到这话准会答腔：“你倒比我还在行，我可是从来都没有法子知道这个总数。”要是巴黎来的客人提到罗启尔德或拉菲特等银行巨头，索缪城的居民就赶紧打听，问他们是否跟格朗台先生一样有钱。如果巴黎人付之一笑，不屑地答道“是的”，索缪人就会面面相觑，难以置信地摇摇脑袋。这么大的家产给这位富翁的为人行事披上了金丝编织的外衣。就算最初他的生活起居有些特别，曾经是人们说笑的话柄，那么这话柄早已陈旧得无人再提。格朗台先生的一言一行如今成为人们判别是非的规范。他说什么话，穿什么衣裳，他的一举一动，乃至于眨眨眼睛，都成为当地的金科玉律；人人都像自然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作用那样，研究格朗台，并能从他最琐细的动作中发现深邃而无言的智慧。人们说：“今年冬天一定很冷，格朗台老爹戴皮手套了：赶紧摘葡萄吧。”“格朗台老爹买进大批板材，今年酒的产量一定可观。”格朗台先生从不买肉和面包。他的佃户每星期给他送来足够的食品，阉鸡、母鸡、鸡蛋、黄油和小麦，都是用来抵租的。他有一所磨坊，租用磨坊的人除了缴纳租金之外，还亲自登门拿小麦去磨，然后给他送回麸皮和面粉。他们家只雇用一个老妈子，人称大高个娜农，她尽管上了年纪，每逢周末还亲自做一家人吃用的面包。格朗台先生跟租他菜园的菜农说好，要他们供应蔬菜。至于水果，他的果园收成之多，大部分还得拉到市场去出售。取暖用的木材，是从田园四周作为篱垣的矮树或烂掉一半的老树上锯下来的；佃户们把乱枝截成一段一段，用小车运进城，给他在柴房里堆好，讨他说声谢谢。他的众所周知的开支，无非是圣餐费，妻子和女儿的衣着花销以及教堂坐位的租金；还有大高个娜农的工钱，买灯烛、给锅子镀锡、纳税、房屋修缮和作物种植等方面的费用。他最近又买进一片三百六十多公顷的树林，委托一位邻近的居民代管，他答应付代管费。自从购置了这片树林，他才吃上野味。老先生生活上很不讲究，话不多，通常只用一些简短的现成的句子，轻声说出自己的想法。打从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时代起，每逢必须长篇大论或探讨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马上会结结巴巴、含糊其辞，弄得听的人很吃力，还不得要领。这种口齿不清、前言不搭后语、思路凌乱的连篇废话，缺乏起码的逻辑，人家以为是他缺乏教育所致，其实他是装出来的。在我门下面的故事中，有些情节足以说明这一点。另外，凡遇到生活难题和商业难题要他对付、要他解决，他惯于搬出四句像代数公式一样准确的口诀，说：“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等着瞧吧。”他从来不说“是”或“不是”，也从来不落下白纸黑字。有人跟他说话，他只冷冷地听着，右手托住下巴颏儿，肘弯支在左手背上；而且无论什么事，他拿准主意之后就决不反悔。哪怕一笔微不足道的生意，他都要盘算半天。当他的对手经过一番勾心斗角的谈判，自以为没有露出半点口风，而其实已经给他摸清底细，他却回答说：“这事我得跟内人商量商量，现在不能作出决定。”他的妻子早已给他压迫得成了百依百顺的奴隶，在生意上却是他最合适的挡箭牌。他从不上别人家去作客，也从不肯应邀赴饭局或请客吃饭。他从不大声喧哗，仿佛什么都讲节俭，连动作都力求省劲儿。由于他始终尊重所有权，所以他决不乱动别人的东西。然而，尽管他说起话来细声细气，举止稳重，箍桶匠的谈吐和习惯仍不免有所流露，尤其在家里，不像在别的地方那样因顾忌而克制自己。体格方面，他身高五尺，肥胖，结实，腿肚子的围长足有一尺，膝盖骨鼓溜溜地像个大结，肩膀宽阔；圆脸，皮色乌亮，布满了小麻点，下巴笔直，嘴唇没有一点曲线，牙齿雪白，眼睛里透出冷酷，像是要吃人，老百姓称之为蛇眼；脑门上皱纹密布，堆起一道道颇具奥妙的横肉，不知深浅的青年人拿格朗台先生开心，把他发黄变灰的头发叫做雪里藏金。
他的鼻尖肥大，顶着一颗布满血丝的肉瘤，有人不无道理地说这里面包藏着一团刁钻的主意。这副长相显示出阴险的精细，从不感情用事的清正和他的自私自利；他的感情只专注于吝啬的乐趣和对女儿欧叶呢的爱怜，这是他唯一的继承人，是他心目中真正疼爱的宝贝。他的言谈举止，乃至于走路的步态，总之，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出由于事业上始终一帆风顺而养成的一种自信的习惯。所以，格朗台先生尽管表面平易近人，骨子里却有一股铁石般的硬脾气。他的衣着始终如一，一七九一年是什么装束，今天还是什么装束。结实的鞋子，鞋带也是皮的；一年四季，他总穿一双毛料袜子，一条栗壳色粗呢短裤，在膝盖下面扣上银箍，黄褐两色交替的条绒背心，纽扣一直扣到下巴颏，外面套一件衣襟宽大的栗壳色上衣，脖子上系一条黑色的领带，头上戴一顶宽边教士帽。他的手套跟警察的手套一样结实，要用到一年零八个月之后才更换，为了保持整洁，他总以一种形成定规的动作，把手套放在帽沿的同一个部位。索缪城里的人对这位人物的底细，也就知道这些。
城里只有六位居民有资格出入他的公馆。前三位中最起眼的人物是克吕旭先生的侄子。自从这位青年当上索缪初级法庭的庭长之后，他在克吕旭的姓名之后，又加上了蓬丰这一名称，而且力求让蓬丰的身价超过克吕旭，他的签名已经改成克·德·蓬丰。辩护律师一旦冒失地照旧叫他克吕旭先生，出庭时马上就会后悔自己糊涂。凡是称他庭长先生的人都能得到他的庇护，他对叫他德·蓬丰先生的人更报以满意的微笑。庭长先生三十二岁，有一处名叫蓬丰的地产，年收入七千法郎；他还在等着继承两位老叔的遗产，一位是克吕旭公证人，另一位是克吕旭神父，图尔城里圣马丁大教堂的教士会成员，这两人据说都相当有钱。三位克吕旭靠许多本家弟兄撑腰，外加同城里的二十来家沾亲带故，跟从前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家族一样，俨然结成一个私党；而且同梅迪契家族有帕齐家族这个宿敌一样，克吕旭叔侄也有自己的对头。德·格拉珊太太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所以常热心地来陪格朗台太太打牌，走动很勤，希望自己心爱的儿子阿道尔夫能同欧叶妮小姐结亲。银行家德·格拉珊先生竭力促成妻子的远谋，暗中不断给老财迷一些好处，决战的关头总能及时赶到前线。这三位格拉珊也有自己的同伙、本家弟兄和忠实的盟友。在克吕旭这一方，神父是智囊，由当公证人的兄弟全力支持，激烈地同银行家的太太争地盘，力图把格朗台的大笔遗产留给自己的侄儿庭长。克吕旭和格拉珊两家明争暗头的目标，就是欧叶妮·格朗台小姐的嫁奁；这事在索缪城里早已成为家家户户的热门话题。格朗台小姐会嫁给庭长先生呢，还是阿道尔夫·德·格拉珊？各有各的说法。有些人的答案是：格朗台先生既不会把女儿许配给庭长，也为会把女儿许配给德·格拉珊少爷。他们说，老箍桶匠野心大得很，要找个贵族院的议员当女婿，凭着一年三十万法郎的收入当陪嫁，谁还计较格朗台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酒桶生意？另一些人则反驳说，德·格拉珊本来就是贵族世家，有钱有势，阿道尔夫又是一表人材，除非格朗台身边有教皇的侄儿在向他求亲，跟这样的人家联姻他还能不心满意足吗？他毕竟是个白丁，索缪城里谁没有见过他拿着削木刀做酒桶？况且他还戴过“红帽子”。更有心计的人提醒说，克吕旭·德·蓬丰先生随时都能出入格朗台家，而他的对头只有星期天才能上门。一派人认为德·格拉珊太太同格朗台家的女眷关系密切，胜过克吕旭叔侄，久而久之她会说动格朗台母女，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派却回答说，克吕旭神父是天下最巧于辞令的人，女人和僧侣斗法，正好势均力敌；用索缪城里一位出言俏皮的人的话来说：“他们是旗鼓相当。”据当地更谙内情的老人们的看法，像格朗台老爹那样精明的人，决不会让家产落到外人的手里，索缪的欧叶妮·格朗台小姐只可能嫁给在巴黎做葡萄酒批发生意十分得法的格朗台先生的儿子。对于这一看法，克吕旭派和格拉珊派异口同声反对：“首先，格朗台老哥儿俩三十年来没有见过两次面。其次，巴黎的格朗台先生对儿子抱有很高的期望。他本人是巴黎城里的一区之长兼议员，又是国民卫队的上校，商务法庭的法官。他不承认索缪的格朗台同他是本家，只妄想同拿破仑宠信的哪个公侯之家联姻结亲。”方圆七、八十里，甚至在从安茹到布卢瓦的驿车里，人们七嘴八舌，谈论起这位富家独女的亲事来，什么话没有？一八一八年初，克吕旭派一度明显地占了格拉珊派的上风。素以花园、华宅、田庄、河流、池塘、森林而闻名的弗洛瓦丰地产，价值三百万法郎。年轻的德·弗洛瓦丰侯爵由于急需现款，不得不计划卖掉。克吕旭公证人，克吕旭庭长和克吕旭神父，在党羽的帮助下，设法打消了侯爵分段出售的念头。公证人劝说侯爵：分段出售，必得同投标人打无数次官司才能收齐他们应付的款项；倒不如卖给格朗台先生一人，他买得起，而且还能付现钱。临了，公证人同侯爵做成这笔皆大欢喜的生意。于是好一片风光美丽的侯爵封地，被吞进格朗台先生的血盆大口。索缪城的居民看到格朗台先生办完手续，就把打了些折扣的田价一次付清，无不惊讶万状。这件新闻一直传播到南特和奥尔良。格朗台先生搭一辆老乡回家的便车，到弗洛瓦丰察看新置的产业，他以主人的身份看了一遍之后，返回索缪城，认为这一笔投资等于放了一笔利息五厘的贷款，并立刻萌生一个宏伟的设想，打算把他的全部家当都归并到这片地产上来，扩展这片侯爵领地。
《欧叶妮·格朗台》的故事其实很简单：悭吝精明的百万富翁，有一位天真美丽的独生女儿，她受上了一个破产落魄的亲戚，为了资助他“闯天下”，不惜倾囊赠予全部私蓄，从而激怒爱财如命的父亲，父女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吓得胆小而贤淑的慈母从此一病不起；可是在期待中丧失父亲、损耗青春的痴情姑娘，最终等到的却是发财归来的负心汉。这类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我们并不少见，但是为什么巴尔扎克的这本小说会成为一部杰作呢？除由于巴尔扎克为情节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行动背景外，更由于小说作者创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既然在这里“风俗研究”已与“哲理研究”结合，那么这些人物形象就不仅是典型化了的个人，而且还是个性化了的典型。
欧叶妮·格朗台 [法]巴尔扎克著 李恒基译
某些外省的城区，总有一些房子让人一看就感到凄凉，就像见到最阴森的修道院、最萧条的旷野或者最破落的废墟一样。也许修道院的沉寂、旷野的荒漠和废墟的凋败，那些房子都兼而有之。里面的住户生活得悄无声息，让外地人直以为那是些无人居住的空宅；不过一有陌生人在街上走动，窗口倒会有人突然探出一张不动声色的面孔，像僧侣一般，朝窗外冷漠而阴沉地瞥上一眼。索缪城里有一所住宅就具备上述的凄凉成分。它坐落在一条起伏不平的街道的尽头；那是一条直通上城古堡的街道，如今已少有人来往；尽管冬天冷，夏天热，有几处还阴暗不堪，它却自有引人之处：石子的路面始终清洁干爽，而且回声清脆；街面狭窄，线路曲折，两旁的房屋属于老城区，安静地蜷伏在城墙脚下。三百多年的古宅虽然是木结构，倒还结实。房屋的格式多种多样，给索缪老城区的这一地段平添独特的情调，足使热心访古的游客和艺术家们驻足留连。谁能经过这里不赞叹纵横于屋面的那些厚实的木板呢？它们两端都雕刻着稀奇古怪的图案，构成一溜黑色的浮雕，横贯于大多数房屋的底层之上。这一家横木上覆盖着青石板，给单薄的外墙勾出一条条蓝线，木结构的屋顶被岁月压弯，朽蚀的屋面盖板经过多年日晒雨淋也扭曲走形；那一家发黑的窗台十分醒目，上面原先的精细雕纹如今模糊难辨，而且仿佛已脆弱不堪，承受不住贫苦女工放在上面的棕红色的陶土花盆，只勉强地支托着盆里瘦长的石竹和月季。再往前去，有几家大门上凸出粗壮的钉头，钉头上镌刻着家传的象形文字。这些象形文字本来就是老祖宗们随心所欲勾画出来的，其含义今天当然不易考证；有的或许是哪位新教徒表明信仰的记号；有的或许是反新教联盟的成员用来诅咒亨利四世①的咒符。有几户市民阶级的人家，门上也刻有乡绅的家徽，表示自己的祖辈曾享有主持市政的光荣，免得后人淡忘。总之，这里的门上记载了整部法国的历史。有一幢房屋破旧得一晃三摇，外墙的泥灰却留下当年能工巧匠的高超手艺；隔壁是一所贵族宅第，在石砌的拱形门楣上，祖传的纹章尚依稀可辨，但毕竟经受过一七八九年以来一次次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浪的吹打，如今只剩下劫后的余痕。边条街上的铺面既不像小店也不像货栈。热衷寻访中世纪文物的人会发现这里的一切跟上一辈的女工习艺工场一样简陋朴实。低矮的店堂既无货摊也无货架和玻璃橱窗，进深很大，里面阴暗，内外都没有一点装璜。大门分上下两截，门上很不讲究地钉上了铁箍、铁锔；门的上半截往里开着，下半截装有弹簧门铃，不断地被人推进推出。空气和阳光从门的上半截往里灌，或者通过气窗、天花板和矮墙之间的空档进入店堂，半人高的矮墙上面有便于装卸护窗板的滑槽，结实的护窗板清早卸下，傍晚装上之后再用铁闩锁得严严实实。这矮墙是用来陈列商品的，但是决没有为招徕顾客而精心布置。陈列的商品按经营对象的不同而不同，无非是三、两桶食盐和鳕鱼，或者几捆缆绳和帆布；楼板的横梁上挂几束闪闪发亮的黄铜丝，靠墙放一溜金属的酒桶箍，或者在几个架子上摆出一些布匹。进去看看？一位青春焕发的白净姑娘，裹着洁白的围巾，露出通红的手臂，应声放下正在编织的活计，忙向后铺叫她的父母；这时店东就会出来听你吩咐，态度或冷淡或殷勤，或有问必答或爱理不理，全凭店东不同的脾性。成交的也许不过是两个铜板的小交易，也许是高达两、三万法郎的大生意。你还能见到专做橡木板材生意的老板坐在店堂门口，绕动着大拇指跟邻居聊天；表面看去，他不过有些做酒瓶架的劣质板条，但是在码头那边的木工场里，他的货源足以供应安茹地区一切箍桶作坊的全部用料。遇到好年景，他能算出箍桶匠们总共需要多少板材，计算之准确，误差不超过一两块板材。一天阳光能教他发财，一场恶雨能让他亏本。半天之内板材市价能跳到十一法郎或跌到六法郎。这一带跟都兰地区一样，气候的阴晴决定市场的盛衰。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行老大，都眼巴巴地盼望晴天；晚上睡觉时唯恐天一亮就听说夜里上了冻。他们既怕刮风，又怕下雨，更怕天旱，只盼雨水、云彩和晴暖的气候能随人所愿而适时地降临。晴雨表让人时喜时忧，一会儿使人紧锁愁眉，一会儿又教人笑逐颜开。这条街是索缪城里的“大马路”。“好一个金子般的天气！”这句话促动整条街上家家户户都扳着手指算账；人人都会跟邻居说：“老天爷下金雨了！”他们心中有数：一道阳光，一场时雨，会带来多少好处。在晴朗的季节，每逢周末，尽管还没有到中午，你就别想买到一文钱的东西。这里讲信用的生意人也都有自己的葡萄园、自己的田地，他们需要趁着好天气到乡下去忙上几天。所以，买东西和卖东西，收支和盈亏，他们早都算计周全；平日里生意人尽可以把十二小时中的十小时用来说笑聊天，没完没了地发表高见，飞短流长地传递闲话，窥探隐私。谁家的主妇买回一只竹鸡，准有人要问她的丈夫：炖鸡的火候是否恰到好处？谁家的姑娘在窗口探一下脑袋，决躲不过一帮又一帮闲人的眼睛。总之，谁的内心都几乎坦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连黑乎乎、静悄悄、让人无法看透的深宅大院，也遮不住半点秘密。人人几乎都永远像生活在露天一样。家家户户都在大门外吃午饭，用晚餐，拌嘴斗气。
路过这里的外乡人被他们品头论足，挨个儿分析。从前，到内地来的人总不免挨家挨户地受到取笑，由此而产生一段段故事；擅长编制市井笑料的安茹居民也从而获得“牛皮大王”的美名。老城区像样的旧宅都坐落在街道的高处，原先这都是些当地头面人物的公馆。我们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一所凄凉旧宅中，这些房屋在法兰西淳朴民风日益衰微的今天，只成了世道人心还朴实的旧时的遗物。顺着这条古色古香的曲折街道一路走去，连最不足挂齿的小东西都能唤起你思古的幽情，整个气氛使你不得不浮想联翩。你会发现有一处拐角相当阴暗，格朗台先生的公馆的大门就龟缩在这凹处的中间。倘若不跟你说说格朗台先生的身世，你就无法领会在内地把谁的家称作公馆该有多大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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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亨利四世（一五五三—一六一○）：纳瓦尔国王，信奉新教；一五八九年袭承法兰西王位，为便于治国，于一五九四年皈依旧教（天主教），并倡导宽容。
格朗台先生在索缪城里颇有声望，凡在内地只住过几天或者根本没有住过的人难以弄清这种声望的前因后果。当地还有人叫他格朗台老爹，不过这么称呼他的人大多年事已高，人数日益减少。他在一七八九年的时候，是位相当有实力的箍桶匠，能读能写，善于算账。共和政府在索缪地区拍卖教会产业的那个年月，箍桶匠才四十上下，同一位富裕的板材商的女儿结婚不久。格朗台把手头现款再加上妻子的陪嫁，凑成一笔两千金路易的资本，携款直奔县政府；他用岳父给的二百枚面值加倍的金路易，从监卖国有地产的凶狠的共和政府官员手中，廉价买到区里最好的几片葡萄园，一座修道院和几块按收成交租的分种地。这种便宜交易尽管不公道，却是合法的。索缪城的居民本来就没有什么革命思想，他们把格朗台老爹看成敢作敢为的共和党，热衷于新潮流的爱国派。其实箍桶匠只看中葡萄园。他被任命为索缪地区行政机构的委员。他的息事宁人的处世态度对当地的政治和商业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政治上他包庇贵族，千方百计阻挠当局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商业上他承包供应共和军一、两千桶白葡萄酒，共和政府把原来打算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地产，几片属于一家女修道院的肥沃的草场，划到他的名下，算是付给他的酒钱。到拿破仑的执政府上台之时，好好先生格朗台被委任为市长；他治理有方，葡萄园的收成更好上加好。拿破仑称帝之后，格朗台成了无职无权的白丁先生。皇帝不喜欢共和党，有“红帽子”嫌疑的格朗台的职务于是被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大地主接替；那人后来在第二帝国时期被晋封为男爵。丢掉官职，格朗台先生并不惋惜。他当政时已经为民造福，修了好几条高质量的公路，从城里直达他在乡下的产业。他的产业在丈量登记时占了很大的便宜，只需缴纳微薄的税金。他在各处的庄园自从官方登记上册之后，靠他持久而精心的耕作，都成了享誉一方的“尖子”，这一术语专指那些能生产极品佳酿的葡萄园。为此，他简直有资格申请荣誉团的勋章。免职发生于一八○六年，当时格朗台先生五十七岁，他的妻子三十六岁，他们合法爱情的结晶、独一无二的宝贝女儿才十来岁。大约是老天爷怜恤他丢官，想给他一点安慰吧，那一年他接连得到三笔遗产：先是他的岳母谷迪尼埃太太的，然后是他妻子的外公拉倍特里埃先生的，最后是格朗台自己的外婆让蒂叶太太的。三笔遗产数目有多大？谁都不知道。三位老人生前爱钱如命，长期以来积金攒银，私下里以把玩金银当消遣。拉倍特里埃把放债叫挥霍，总觉得守着金钱比放高利贷实惠。所以索缪城的居民只能根据面上的收入估算他们究竟有多少积蓄。于是格朗台先生得到新贵的头衔，那是我们拚命讲平等也抹煞不了的殊荣，他成了当地最举足轻重的纳税人。他经营的葡萄园总共有七十公顷，遇上好年景，可以生产七、八百桶好酒。他还有十三处按年成交租的分种地和一座老修道院。为了省钱，他把修道院的门窗连同彩绘玻璃大窗统统用砖砌死，既可以免税，还便于保存，他还有八、九十公顷草场；一七九三年，他在那里种了三千株白杨。他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买下的产业；这些都是面上的财产。至于他手头的资金，只有两个人知道大致的数目：替格朗台先生放债的公证人克吕旭先生和索缪城里最殷实的银行家格拉珊先生。格朗台只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才私下里同格拉珊做点赚钱交易。在内地，若想得到别人的信任，或者若想发财，就得像克吕旭先生和格拉珊先生那样守口如瓶。尽管他们从不露半点口风，但是他们公然对格朗台先生毕恭毕敬的态度，也足使旁观者揣度前任市长财力的雄厚。索缪城里人人相信格朗台家有个堆满钱财的秘密金库，并且传说他每天深夜要去察看成堆的金银，从中得到无法形容的快慰。爱财如命的人看到格朗台的眼睛里透出一股仿佛已被染上金色的黄澄澄的目光，更相信这事决非虚传。大凡习惯于靠利滚利赚大钱的人，总不免跟色鬼、赌徒或马屁精一样，眼神中自有一些难以界定的习性，躲躲闪闪、贪得无厌、神秘莫测的表情，跟他们有相同癖好的人一眼就能识别。这种心心相通的暗语好比是着迷于酒色财气的人们之间通用的行话。格朗台先生从不欠谁的人情；为了收成，要制作一千只酒桶还是五百只酒桶，老箍桶匠兼种葡萄的老手，计算起来精确得好比天文学家；他从来不曾打错算盘，每逢酒桶的市价比酒价还高的时候，他总有酒桶出售，并设法把自己的葡萄酒藏进地窖，等酒价涨到二百法郎一桶他再抛出，而一般小地主早在五路易一桶时，就把酒售空了。
所以格朗台先生博得大家的敬重。一八一一年的收成是臭名远扬的，那年他明智地紧收慢放，把货一点一点卖出去，一次收成就给他赚了二十四万法郎。说到理财的本领，格朗台先生像猛虎，像大蟒。他懂得躺着、蹲着，耐着性子打量猎物，然后猛扑上去，打开血盆大口的钱袋，把成堆的金币往里倒，接着又安静地躺下，像填饱肚子的蛇，不动声色地、冷静地，按步就班地消化吞下的食物。他从谁跟前走过，谁不感到由衷的钦佩？对他既抱几分敬重，又怀几分恐惧。在索缪城里谁没有尝过他利爪的滋味？抓一下让你疼得入骨三分。有人为了买地，找克吕旭贷款，利率是百分之十一。有人用期票到格拉珊那里去贴现，先得扣除一笔大得惊人的利息。市面上难得有哪天没有人提到格朗台先生的大名；连晚上街头的闲聊也少不了要说起他。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位种葡萄的老手的殷实家产堪称当地引以为荣的一宝。所以不止一位做生意的或开客栈的索缪人，得意洋洋地在外地的来客面前吹嘘：“先生，我们这一带百万元户有两三家，可是，格朗台先生哪，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的家底儿！”一八一六年，索缪城里最擅长计算的人作过估算，这位老先生的地产大约值四百万法郎；可是，若以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七年之间以每年平均收入十万法郎来推算，他手头积攒的现金应该跟他的不动产的价值不相上下。所以，当人们打完一局纸牌，或者谈过一阵葡萄种收，最后提到格朗台的时候，自作聪明的人们会说：“格朗台老爹？……总该有五、六百万吧。”倘若赶上克吕旭先生或格拉珊先生在场，听到这话准会答腔：“你倒比我还在行，我可是从来都没有法子知道这个总数。”要是巴黎来的客人提到罗启尔德或拉菲特等银行巨头，索缪城的居民就赶紧打听，问他们是否跟格朗台先生一样有钱。如果巴黎人付之一笑，不屑地答道“是的”，索缪人就会面面相觑，难以置信地摇摇脑袋。这么大的家产给这位富翁的为人行事披上了金丝编织的外衣。就算最初他的生活起居有些特别，曾经是人们说笑的话柄，那么这话柄早已陈旧得无人再提。格朗台先生的一言一行如今成为人们判别是非的规范。他说什么话，穿什么衣裳，他的一举一动，乃至于眨眨眼睛，都成为当地的金科玉律；人人都像自然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作用那样，研究格朗台，并能从他最琐细的动作中发现深邃而无言的智慧。人们说：“今年冬天一定很冷，格朗台老爹戴皮手套了：赶紧摘葡萄吧。”“格朗台老爹买进大批板材，今年酒的产量一定可观。”格朗台先生从不买肉和面包。他的佃户每星期给他送来足够的食品，阉鸡、母鸡、鸡蛋、黄油和小麦，都是用来抵租的。他有一所磨坊，租用磨坊的人除了缴纳租金之外，还亲自登门拿小麦去磨，然后给他送回麸皮和面粉。他们家只雇用一个老妈子，人称大高个娜农，她尽管上了年纪，每逢周末还亲自做一家人吃用的面包。格朗台先生跟租他菜园的菜农说好，要他们供应蔬菜。至于水果，他的果园收成之多，大部分还得拉到市场去出售。取暖用的木材，是从田园四周作为篱垣的矮树或烂掉一半的老树上锯下来的；佃户们把乱枝截成一段一段，用小车运进城，给他在柴房里堆好，讨他说声谢谢。他的众所周知的开支，无非是圣餐费，妻子和女儿的衣着花销以及教堂坐位的租金；还有大高个娜农的工钱，买灯烛、给锅子镀锡、纳税、房屋修缮和作物种植等方面的费用。他最近又买进一片三百六十多公顷的树林，委托一位邻近的居民代管，他答应付代管费。自从购置了这片树林，他才吃上野味。老先生生活上很不讲究，话不多，通常只用一些简短的现成的句子，轻声说出自己的想法。打从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时代起，每逢必须长篇大论或探讨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马上会结结巴巴、含糊其辞，弄得听的人很吃力，还不得要领。这种口齿不清、前言不搭后语、思路凌乱的连篇废话，缺乏起码的逻辑，人家以为是他缺乏教育所致，其实他是装出来的。在我门下面的故事中，有些情节足以说明这一点。另外，凡遇到生活难题和商业难题要他对付、要他解决，他惯于搬出四句像代数公式一样准确的口诀，说：“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等着瞧吧。”他从来不说“是”或“不是”，也从来不落下白纸黑字。有人跟他说话，他只冷冷地听着，右手托住下巴颏儿，肘弯支在左手背上；而且无论什么事，他拿准主意之后就决不反悔。哪怕一笔微不足道的生意，他都要盘算半天。当他的对手经过一番勾心斗角的谈判，自以为没有露出半点口风，而其实已经给他摸清底细，他却回答说：“这事我得跟内人商量商量，现在不能作出决定。”他的妻子早已给他压迫得成了百依百顺的奴隶，在生意上却是他最合适的挡箭牌。他从不上别人家去作客，也从不肯应邀赴饭局或请客吃饭。他从不大声喧哗，仿佛什么都讲节俭，连动作都力求省劲儿。由于他始终尊重所有权，所以他决不乱动别人的东西。然而，尽管他说起话来细声细气，举止稳重，箍桶匠的谈吐和习惯仍不免有所流露，尤其在家里，不像在别的地方那样因顾忌而克制自己。体格方面，他身高五尺，肥胖，结实，腿肚子的围长足有一尺，膝盖骨鼓溜溜地像个大结，肩膀宽阔；圆脸，皮色乌亮，布满了小麻点，下巴笔直，嘴唇没有一点曲线，牙齿雪白，眼睛里透出冷酷，像是要吃人，老百姓称之为蛇眼；脑门上皱纹密布，堆起一道道颇具奥妙的横肉，不知深浅的青年人拿格朗台先生开心，把他发黄变灰的头发叫做雪里藏金。
他的鼻尖肥大，顶着一颗布满血丝的肉瘤，有人不无道理地说这里面包藏着一团刁钻的主意。这副长相显示出阴险的精细，从不感情用事的清正和他的自私自利；他的感情只专注于吝啬的乐趣和对女儿欧叶呢的爱怜，这是他唯一的继承人，是他心目中真正疼爱的宝贝。他的言谈举止，乃至于走路的步态，总之，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出由于事业上始终一帆风顺而养成的一种自信的习惯。所以，格朗台先生尽管表面平易近人，骨子里却有一股铁石般的硬脾气。他的衣着始终如一，一七九一年是什么装束，今天还是什么装束。结实的鞋子，鞋带也是皮的；一年四季，他总穿一双毛料袜子，一条栗壳色粗呢短裤，在膝盖下面扣上银箍，黄褐两色交替的条绒背心，纽扣一直扣到下巴颏，外面套一件衣襟宽大的栗壳色上衣，脖子上系一条黑色的领带，头上戴一顶宽边教士帽。他的手套跟警察的手套一样结实，要用到一年零八个月之后才更换，为了保持整洁，他总以一种形成定规的动作，把手套放在帽沿的同一个部位。索缪城里的人对这位人物的底细，也就知道这些。
城里只有六位居民有资格出入他的公馆。前三位中最起眼的人物是克吕旭先生的侄子。自从这位青年当上索缪初级法庭的庭长之后，他在克吕旭的姓名之后，又加上了蓬丰这一名称，而且力求让蓬丰的身价超过克吕旭，他的签名已经改成克·德·蓬丰。辩护律师一旦冒失地照旧叫他克吕旭先生，出庭时马上就会后悔自己糊涂。凡是称他庭长先生的人都能得到他的庇护，他对叫他德·蓬丰先生的人更报以满意的微笑。庭长先生三十二岁，有一处名叫蓬丰的地产，年收入七千法郎；他还在等着继承两位老叔的遗产，一位是克吕旭公证人，另一位是克吕旭神父，图尔城里圣马丁大教堂的教士会成员，这两人据说都相当有钱。三位克吕旭靠许多本家弟兄撑腰，外加同城里的二十来家沾亲带故，跟从前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家族一样，俨然结成一个私党；而且同梅迪契家族有帕齐家族这个宿敌一样，克吕旭叔侄也有自己的对头。德·格拉珊太太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所以常热心地来陪格朗台太太打牌，走动很勤，希望自己心爱的儿子阿道尔夫能同欧叶妮小姐结亲。银行家德·格拉珊先生竭力促成妻子的远谋，暗中不断给老财迷一些好处，决战的关头总能及时赶到前线。这三位格拉珊也有自己的同伙、本家弟兄和忠实的盟友。在克吕旭这一方，神父是智囊，由当公证人的兄弟全力支持，激烈地同银行家的太太争地盘，力图把格朗台的大笔遗产留给自己的侄儿庭长。克吕旭和格拉珊两家明争暗头的目标，就是欧叶妮·格朗台小姐的嫁奁；这事在索缪城里早已成为家家户户的热门话题。格朗台小姐会嫁给庭长先生呢，还是阿道尔夫·德·格拉珊？各有各的说法。有些人的答案是：格朗台先生既不会把女儿许配给庭长，也为会把女儿许配给德·格拉珊少爷。他们说，老箍桶匠野心大得很，要找个贵族院的议员当女婿，凭着一年三十万法郎的收入当陪嫁，谁还计较格朗台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酒桶生意？另一些人则反驳说，德·格拉珊本来就是贵族世家，有钱有势，阿道尔夫又是一表人材，除非格朗台身边有教皇的侄儿在向他求亲，跟这样的人家联姻他还能不心满意足吗？他毕竟是个白丁，索缪城里谁没有见过他拿着削木刀做酒桶？况且他还戴过“红帽子”。更有心计的人提醒说，克吕旭·德·蓬丰先生随时都能出入格朗台家，而他的对头只有星期天才能上门。一派人认为德·格拉珊太太同格朗台家的女眷关系密切，胜过克吕旭叔侄，久而久之她会说动格朗台母女，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派却回答说，克吕旭神父是天下最巧于辞令的人，女人和僧侣斗法，正好势均力敌；用索缪城里一位出言俏皮的人的话来说：“他们是旗鼓相当。”据当地更谙内情的老人们的看法，像格朗台老爹那样精明的人，决不会让家产落到外人的手里，索缪的欧叶妮·格朗台小姐只可能嫁给在巴黎做葡萄酒批发生意十分得法的格朗台先生的儿子。对于这一看法，克吕旭派和格拉珊派异口同声反对：“首先，格朗台老哥儿俩三十年来没有见过两次面。其次，巴黎的格朗台先生对儿子抱有很高的期望。他本人是巴黎城里的一区之长兼议员，又是国民卫队的上校，商务法庭的法官。他不承认索缪的格朗台同他是本家，只妄想同拿破仑宠信的哪个公侯之家联姻结亲。”方圆七、八十里，甚至在从安茹到布卢瓦的驿车里，人们七嘴八舌，谈论起这位富家独女的亲事来，什么话没有？一八一八年初，克吕旭派一度明显地占了格拉珊派的上风。素以花园、华宅、田庄、河流、池塘、森林而闻名的弗洛瓦丰地产，价值三百万法郎。年轻的德·弗洛瓦丰侯爵由于急需现款，不得不计划卖掉。克吕旭公证人，克吕旭庭长和克吕旭神父，在党羽的帮助下，设法打消了侯爵分段出售的念头。公证人劝说侯爵：分段出售，必得同投标人打无数次官司才能收齐他们应付的款项；倒不如卖给格朗台先生一人，他买得起，而且还能付现钱。临了，公证人同侯爵做成这笔皆大欢喜的生意。于是好一片风光美丽的侯爵封地，被吞进格朗台先生的血盆大口。索缪城的居民看到格朗台先生办完手续，就把打了些折扣的田价一次付清，无不惊讶万状。这件新闻一直传播到南特和奥尔良。格朗台先生搭一辆老乡回家的便车，到弗洛瓦丰察看新置的产业，他以主人的身份看了一遍之后，返回索缪城，认为这一笔投资等于放了一笔利息五厘的贷款，并立刻萌生一个宏伟的设想，打算把他的全部家当都归并到这片地产上来，扩展这片侯爵领地
一八三三年九月写毕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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