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三国演义》的忠义观？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依然对“忠”与“义”心怀钦敬和景仰。现代社会里，人性越来越复杂，人心越来越难以琢磨，在人们的道德意识里，“忠”和“义”更成为人们对真善美、人之初的淳朴风尚的追求。
孔子每日“三省吾身”的第一省即“为人谋而不忠乎？”在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里，“忠”是最重要的为人之道，意指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与对下，都应忠心耿耿。《论语??;述而》中也说“不义而富贵，与我如浮云”，证明“义”也是儒家推崇的处理一切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
汉代以后，“忠义”开始连缀出现，人们用“忠义”来称赞一个人的品德，这时的“忠”具有了官方意识形态，更多的赋予了“忠上”、“忠君”的内涵。而“义”的含义则指对同类的关系范围，如小集团的“结义”，大集团的“聚义”，都是以“义”为号召的联合同盟。
《三国演义》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符合当时的历史现状和思想范畴。《三国演义》中的“忠”、“义”集中表现在刘、关、张。以“桃园三结义”开篇，自始至终贯穿全书，结合得浑然一体，甚至难以区分，“忠”中有“义”，“义”中有“忠”，“忠”和“义”的成败、是非纵横交错，作者将这一矛盾的统一体表述得淋漓尽致，天衣无缝。“忠义”成为《三国演义》中主宰思想和行为的一面鲜艳的旗帜，也成为评判古今英雄豪杰的准绳：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一诺千金，知恩图报；有难同当，富贵同享；背信弃义，天人共戮等等。
在作者的观念里，树立的是刘备这一“仁君”的理想形象。这正是作者在写作和立意上的高明之处。倘若他以曹操为切入点，不正中了“以成败论英雄”的套路吗？为此，他在选材上有足够的事实依据：刘备在任安喜县尉时，“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任新野牧时，民众以歌颂之：“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兵败樊城时，不顾自身安危，携十万之众渡江避难，感天动地，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号泣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玄德于船上望见，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一介书生，颇有霸王乌江自刎的豪气。也许有人认为这一切都是刘备为肮脏的政治目的而做秀，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倘若对所有善意的东西都加以反面推测，人性中还何来善？何来仁？倘若人人怀此狭窄之心、疑虑之心，那将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刘备正是凭着这种“爱民如子”的“大忠大义”，在当时虽不占“地利”的情况下，却占得“人和”，吸引了文如诸葛亮、庞统，武如关、张、赵等英雄才俊，似有百川入海之势，终成鼎足天下之业。正因为作者树立了这样一位“人君”的典范，数百年来，大多数人都接受了“尊刘抑曹”的思想观念。而曹操虽有大智大勇，但他的猜忌、残暴、伪善是无法成就这一形象的。
如果说樊城渡江是刘备在作秀，那彝陵之战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了。有些枭雄在创业的阶段往往以“忠”、“义”团结一大批仁人志士，我们不用怀疑他初始的言行是真实的，但随着权利的扩张，逐渐变成对人心的笼络，在称王称帝后，虚伪和伪善就表露无遗。如为巩固自己的江山，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朱元璋屠戮功臣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刘皇叔在这点上却是值得敬重的。关羽被害后，刘备不顾赵云、诸葛亮的劝阻，一意孤行，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执意伐吴，替关羽报仇，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招致彝陵大败。以刘备的尽忠报国、恢复汉室的政治家气度，竟无法控制为弟报仇的感情冲动；以赵云深明大义、诸葛亮的运筹帷幄，也没有坚定地对刘备横加劝阻，证明他们都是明知是错还甘愿犯错，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一错误抉择是被大家默认甚至认可的，这次任性的冲动，使为之奋斗一生的蜀汉大业就此覆灭，个人理想就此颠覆。
当然，为兄弟报仇，却牺牲无数卑微的所谓“兄弟”的性命，这是“忠义”所暴露出的最为突出的矛盾，也是后人眼里最为不值的政治行为，这是另外一个需要详细讨论的话题，不在此列。但政治上的失败却带给刘备做人的成功，这种不惜以江山为代价一洗血恨、快意恩仇的行为，不正是人性中最真实、最闪光的品质吗？不也正符合“无毒不丈夫”的帝王成功之道吗？这种情怀是罕见的，能做到这一点的世人是绝无仅有的，这种人格魅力是可歌可泣的。因此，这种道德悲剧才广为世俗民众所歌颂。
《三国演义》对诸葛亮“忠义”的多方面描写无处不在，忠拥国君，忠待群臣，义对子民，可以说“忠义”这条红线贯串诸葛亮54岁的平生，无论是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为人处世上，处处都渗透着他的智慧和忠义。他的忠义最主要表现在对汉王朝的大“义”，这种“义”涵盖了“忠”。为报答刘备“三顾”之恩，“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白帝城托孤，奉后主刘禅，明知后主昏庸无能，但他始终如一，毫无怨言，履行了他对刘备的诺言。《出师表》一文成为其“忠义”的陈情表，将诸葛亮的“忠义”表现得情真意切，即使今人读来，依然感人肺腑。
《三国演义》中最成功的刻画应是关羽的“忠义”。关羽生时加封，死后封神，人间遍地建关帝庙，成为人神极至，这与他的“忠义”是分不开的。没人怀疑他在作秀，因为他一身本领，却无政治目的。华容道一役将“忠义”的矛盾在他身上尖锐地对立起来：为“义”他华容道义释曹操，放虎归山；为“忠”，他却背叛国主，没有将曹操斩尽杀绝，斩草除根。“忠”与“义”在这时注定不能两全，但在关羽身上却能和谐统一。因为他无时无刻不以“义”为准则，不偏倚，不疏漏，他的“忠义”是融化在血液之中、骨髓之中，不是高挂在厅堂之上、唇舌之上，他无愧于真正的“义士”品格。这一章读来不但不觉得矛盾，反而全书刻画的“忠义”的高潮，被人们所理解。
张飞是《三国演义》中重“忠义”可以不顾一切，甚至丧失理智的“莽汉”形象。他的鲜明个性和率真也深受读者喜爱。这里不一一累述。
读《三国演义》钟情于故事的精彩情节，欣赏英雄的文韬武略，敬佩作者篇幅宏大且巨细无遗的布局，感动于人性中的本真与本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三国时期的英雄人物已随长江之水东逝，但《三国》中所称颂的“忠”、“义”对读者而言，都算得上是一种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