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文教制度及其影响

第五章 隋唐五代的教育

隋唐五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它经历了隋（公元581—618年）、唐（公元618—907年）和五代（公元907—960年）三个时代，是中国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的再建和高度发展的时期，国家经历了由分裂到统一，又由统一而变为分裂割据的过程。

在教育制度上，隋唐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教育行政体系和学校教育体系日趋完备与全面运作的定型化阶段，而且由于科举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使中国古代教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第一节 隋唐五代的文政政策与教育行政制度

一、文教政策

（一）隋代的文教政策

隋代国祚虽短，从公元581年杨坚统一南北， 建立隋王朝，到公元618年为唐代， 只有37年历史，却成功地结束了魏晋以来数百年的分崩离析，出现了全国统一的局面。

隋文帝杨坚励精图治。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认识到要以儒学为治国的指导思想， 他在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十一月的诏书中指出：“朕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国家以德代刑，以儒学为统治思想，就需要用儒学来教化人民和培养官吏。隋文帝还于开皇三年下《劝学行礼诏》，强调：“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治国立身，非礼不可”，要求全国州县皆置博士习礼，京师国子寺也扩充规模，一时出现儒学繁荣的局面。

隋文帝在崇儒的同时，对佛道也不排斥。他笃信佛教，多次尊称佛教为“圣教”，并自言：“我兴由佛”，且诏令广立舍利塔，大量刻印佛经，但隋朝佛教并未介入教育领域和左右政治，在隋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还是儒学。隋炀帝对儒学更为热衷， 他在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七月颁《求贤兴学诏》，强调“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隋炀帝时科举中设明经科，大量收集经书，并创立了经、史、子、集的目录学分类法，对儒家经籍的整理考订，作出一定贡献。可见隋代文教政策表面上看是崇儒尊佛，实际上是以儒学占主导地位。

（二）唐代的文教政策

李渊建立唐王朝后， 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兴学敕》，申明“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深博。朕今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前就结交十八学士，亲近儒生。即位后经常与儒臣讨论治国方略。他曾明确表示：“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周、孔之教”，并强调指出：“重学尊儒，兴贤造士，能美风俗，成教化。”

随着崇儒方针的确立，儒家经典也受到重视。唐太宗鉴于经籍文字多讹谬，特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行天下，命学者习焉”。这五经便是《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所修成的定本，作为学校的统一教材。

儒学既已定为治国之本，所以各级官吏的选拔、任命的标准也均以儒学为准。唐代的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也均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唐文宗在位命人刻制石经， 于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峻工。石经共分十二经（只缺《孟子》，即成为近世流行的十三经）。这些石经成为以后经学研究和学习的范本。经学的再度统一，标志着儒学的统治地位最终确立。

唐代尽管大力尊崇儒学，但也提倡道教、佛教及百家之说。尤其是道教，倍受唐统治者垂青，其地位仅次于儒学，政策上曾以“二教并举”为“不易之制”。《封氏闻见记》说“国朝以李氏出自老君，故崇道教。”李渊曾奉老子为始祖，因而崇道，曾排定顺序为：道先、儒次、佛三。唐玄宗执政时，利用道教遏制佛教，专设崇玄学，广征道家学者，专门研究道教经典。自此后，道教日趋兴旺。高宗时将道家经典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仪凤三年（公元678年）诏曰：“《道德经》、《孝经》并为上经，贡举皆须兼通。”并设“道举”一科。唐代许多皇帝自己也信佛。建佛寺、造经像，李渊曾为之倡。宪宗时崇佛达到高潮。由于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佛教教育也由此兴盛。当时每个大寺院都是一个佛学教学和研究的场所。寺内设有“讲堂”，禅师设座讲经。因此，有唐一代、儒、佛、道虽然各有进退，但其文教政策总的说来，就是尊崇儒学，兼重道佛。

（三）五代时期的文教政策

唐末五代群雄割据，社会动乱，中国历史又进入分崩离析、兵连祸结的时期。在短短的53年中，就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同时并立割据的还有吴越、南汉、闽、关、楚、前蜀、南平、后蜀、南唐、北汉等十国。当时战事频仍，社会生活极不安定，统治者无暇顾及教育，学校不修，历代学制都不完善，在中国教育史上可以说是学校教育最为衰落的时期。

五代时期的文教政策，史籍记载不多。从仅有的一些史料看来，主要还是继承隋唐崇儒的文教政策。

二、教育行政制度

隋唐五代的教育行政管理在制度上有所创新，其管理机构和运行机制较前代更为健全。

（一）中央教育行政机构

中国古代比较完备的中央集权制的教育行政体系创始于隋代。隋代在中央教育行政制度设置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废止了以司徒、太常为教育行政长官的制度。司徒、太常在汉魏以来一直是主持文教选举的教育行政长官。自隋开始，司徒的名义仍在，但己成为一个不负实际责任的顾问官。二是设立了国子寺（后改为国子监），作为专管学校教育的行政机构，并置祭酒作为最高的教育行政长官。隋文帝即位初期，为了加强对学校教育的管理，在中央设置国子寺，内设祭酒1人，总管教育事业，下有属官主簿、录事各1人。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国子寺为国子监。国子寺（监）及国子祭酒的设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设立专门管理教育的机构和官员。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教育行政体系日趋完备和全面运作的定型化阶段。唐代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具有多重性的特性。其一，唐承隋制，以国子监作为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管理六学及广文馆。其二，由于国子监对礼部的隶属关系以及科举制度的实施，礼部通过掌管天下贡举之政令，而成为兼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其三，由于宫廷贵胄教育自成体系，以及中央有些部门设置了从事专业教育的机构，因而在国子监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管理教育的机构。兹将中央各种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功能分述如下：

（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

隋唐在地方上实行州县二级制。 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唐太宗分天下为10道。 至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唐玄宗李隆基改10道为15道，置采访观察使以常驻，道逐渐成为州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地方行政就演度为道，州、县三级。府州长官如府尹，州剌史及其佐官少尹、别驾、长史、司马等，县长官有县令、丞、主簿、尉等，都是“亲民”之官，负有“总治民政”、“劝课农桑”、“宣扬教化”等职责，因而也是地方教育的创办者和负责长官。唐代没有专设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地方教育长官一为长史，统辖州、县官学。长史的重要工作之一是主持地方官学学生的考试。另一地方教育长官为司功参军事，其职掌为：”掌官吏考课、假使、选举、祭祀、祯祥、道、佛学校、表疏、书启、医药、陈设之事。”

隋文帝在崇儒的同时，对佛道也不排斥。他笃信佛教，多次尊称佛教为“圣教”，并自言：“我兴由佛”，且诏令广立舍利塔，大量刻印佛经，但隋朝佛教并未介入教育领域和左右政治，在隋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还是儒学。隋炀帝对儒学更为热衷， 他在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七月颁《求贤兴学诏》，强调“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隋炀帝时科举中设明经科，大量收集经书，并创立了经、史、子、集的目录学分类法，对儒家经籍的整理考订，作出一定贡献。可见隋代文教政策表面上看是崇儒尊佛，实际上是以儒学占主导地位。
隋代这些文教制度直接影响了唐代以至后世的政治文化教育制度，中国科举制度能延续千年并能为巩固封建制度产生重大作用，都与隋代的文教制度不无关系。同时，这些制度也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