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战国时代的儒学宗师，也是当时最有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稷下学宫无疑是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重镇，秉持各家学说的代表人物齐集一堂，放言高论，著书立说，为先秦诸子思想从自由争鸣转而走向兼收并蓄的融合，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学术平台。荀子作为稷下学宫后期的学术领袖，为推进这一进程所作出的贡献，后人应予充分的肯定。“孟荀列传”虽然对荀子事迹的记载相当简略，但对荀子充满了敬意。然而，在儒学“道统”观念确立之后，荀子长期被排除在“孔孟之道”的儒学主流体系之外，甚至还要承受若干曲解、误解和批评。因此，如何为荀子确立其在儒学体系中的地位，至今仍是一个有学术意义的话题。
荀子对孔子相当尊重，而对孟子及其学派却有尖锐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他有把自己作为孔子正宗传人的意愿。以当时的社会影响而言，“孔孟之道”与“孔荀之道”并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以《荀子·尧问》一篇传达的信息而言，当时有一批荀子的崇拜者，他们甚至认为荀子就是“圣人”，即便与孔子相比较也毫不逊色。“为说者曰：‘孙卿（引者按：即荀子）不及孔子。’是不然。孙卿迫于乱世，……当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然则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谓也。是其所以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也。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世不详察，云非圣人，奈何！天下不治，孙卿不遇时也。”其中所表达的对荀子的尊崇情结，不亚于颜渊、子贡等人对孔子的敬仰有加，似乎孟子还没有如此“铁杆”的追随者。 至唐代，韩愈昌明“道统”之说，称孟子去世之后，道统“不得其传”，不仅表现出尊孟贬荀的倾向，而且已经把荀子排斥出儒学正宗的体系之外。在宋代理学大盛时期，荀子更受到空前的贬抑，朱熹甚至告知弟子可以不理会荀子。 如果对这一变化的产生过程加以追寻，可以发现在“道统论”形成之前，荀子曾经拥有较高的地位。《荀子》一书在汉代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汉高祖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不仅岀自于对亡秦教训的总结，而且有其思想渊源。《荀子·正论》谓：“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这说明，汉高祖的思想观念中有荀子思想影响的存在。汉宣帝时，广陵王刘胥勾结楚王为乱，事发，大臣们请行罚诛。汉宣帝因为与刘胥有骨肉之亲，不忍致法，独诛首恶楚王。所依据的理由就是：“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与之皆黑。”（《史记·三王世家》）而《荀子·劝学篇》的说法是：“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这也证明了《荀子》一书在汉代的广泛影响。 但是，对荀子的批评声音，在汉代也已经出现。两汉之交的扬雄就是批评荀子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法言·君子》中说：“或曰：‘孙卿非数家之书，侻也；至于子思、孟轲，诡哉！’曰：‘吾于孙卿，与见同门而异户也，惟圣人为不异。’”唐宋以来，批评之声更是不绝于耳。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对荀子和荀学的批评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而且观点那么尖锐呢？笔者以为，原因有三。首先，荀子对包括子思、孟子在内的儒学阵营的公开批判，使得后世儒家无法搁置“孟荀对立”。其次，荀子的一些论断或者提法，确实与孔孟之道有所不同，如他的历史进化观、性恶论、尊君隆礼论等，对孔子学说有沿革损益，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再次，也有后人对荀子的种种误解。比如，有人指责荀子对“尊君”思想的强调，违背了儒家的君臣之道，就有误解的成分在其中。 而总的说来，荀子在儒学体系中的地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1、荀学具有学术批判精神，具备兼容并包的意识，体现了战国百家争鸣走向学术交融的历史趋势。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荀子·非十二子》的学术史、思想史价值应该给予发掘。2、荀子对儒学经典的传授居功甚伟。汉代儒学，不仅“礼学”出自荀学，“诗经学”乃至于“春秋学”都与荀学有关。清儒汪中著《荀卿子通论》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并对荀子的“传经”作了详细考证，为经学史研究的学者所基本同意。当代大儒徐复观也曾高度评价荀子在经学史上的地位。3、荀子密切关注现实世界的变化，充满事功精神。荀子讲学于齐、仕宦于楚、议兵于赵、议政于燕、论风俗于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不在孔孟之下。孔子不入秦，荀子却对秦政、秦俗多予褒奖，而同时批评其“无儒”。这说明他在坚持儒学的基本信念的前提之下，还在努力争取扩大儒家的政治空间。俯仰于政治与学术之间，荀子所体现的务实精神，应该是汉代儒宗董仲舒的取法对象。他们都为儒学适应时代环境、进而寻求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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