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身份及地位

鲁迅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是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母亲鲁瑞、父亲周伯宜。在这一生中他写了小说,散文,杂文.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
家庭背景
出生日期：1881年九月二十五日（农历八月初三）
出生地：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
祖父周福清（1837一1904），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欲县知事，此时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
父亲周伯宜（1860一1896），秀才，闲居在家。
母亲鲁瑞（1857一1943）思想颇为开通，出身于绍共近郊安桥头一户官宦人家，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家庭：
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孚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那一 quot;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鲁迅真是幸运，他的人生长途的起点，就设在这样一处似乎距乐园相当近便的地方。

这就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介率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 远远的。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周介率甚至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一 quot;祖 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的雄心，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鲁迅家中 有两只大书箱，从《十三经注疏》和《四史》，到《王阳明全集》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古文析义》和《唐诗叩弹集》，到科举专用的《经策统纂》，甚至《三国演 义》和《封神榜》那样的小说，都挤挤地堆在其中，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 中，不少人也藏书甚丰，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 欢的好玩的书，从画着插图的《花镜》，到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几乎什么都有。

一次，一位亲戚甚至允许鲁迅到一间堆满杂书的小屋于里自由翻拣，他推开那房门的一 刹那间，脸上的表情会是多么惊喜！从六岁开始，鲁迅就开蒙读书，先是随本家亲戚学，后来又被送到绍兴城内最有名的一家三味书屋去读经书，《论语》、《孟子》……甚至连古旧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也在塾师的指导下读了一遍。自然，要他自己说， 一定不觉得这样读书有什么快乐，但是，一个小孩子初生人世，不愁吃穿，又受着书香门第的熏陶，有傅学的老师指点，能够日日读书，还能用压岁钱自己买喜欢的书来读，这实在是那个时代的小孩子能够享受的最好的条件了。

评论•纪念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摘自《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鲁迅文集选

《而已集》文选
《鲁迅传略》
《伪自由书》文选
《野草》
《朝花夕拾》
《呐喊》文集
《二心集》文选
《阿Q正传》
《白光》
《端午节》
《风波》
《故乡》
《孔乙己》
《狂人日记》
《明天》
《社戏》
《头发的故事》
《兔和猫》
《一件小事》
《鸭的喜剧》
《药》
《彷徨》文集
《祝福》
《兄弟》
《在酒楼上》
《伤逝》
《离婚》
《孤独者》
《高老夫子》
《示众》
《长明灯》
《肥皂》
《幸福的家庭》
《坟》文集
《题记》
《我之节烈观》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娜拉走后怎样》
《未有天才之前》
《论雷峰塔的倒掉》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说胡须》
《论照相之类》
《看镜有感》
《灯下漫笔》
《春末闲谈》
《论“他妈的！”》
《杂忆》
《从胡须说到牙齿》
《寡妇主义》
《坚壁清野主义》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写在‘坟’后面》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一、鲁迅名句：
1、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2、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
3、我好像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
4、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
5、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6、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
7、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8、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9、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10、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

　　鲁迅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

　　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

　　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

　　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中是一个很别样的存在。一方面，无数个人和包括官方在内的组织不断地对他进行盖棺定论式的评价；另一方面，也不断有人在他身上发掘出了新的象征和意味，其中一些出于学术目的，而另一些则出于功利目的。

在鲁迅的身前死后，他一直处于争议的漩涡中心。这对他本人是一种悲哀，作为一个作家，难免需要作文言志，但文字显然不足以表达鲁迅全部的思维，因此作文愈多、言志愈深，则愈遭曲解，而后又要继续作文澄清和说明，这个怪圈直到我们的这个时代，还在由人们代替鲁迅进行着。

个人认为，要初步看清鲁迅的身份，首先要抛弃那些现成的断语和成见，才能避免一叶障目的尴尬。首先，我们要优先警惕的是包含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的评价，例如大陆政权对鲁迅的神化和台湾政权对鲁迅的封杀，这两种行为显而易见地偏离了研究一个人物的正常思路；其次，我们需要关注鲁迅和与他同时代的人们——尤其是学者、作家和政治家们的关系，但却不必过分纠缠其中或者存在的私怨的成分，也不必夸大他们之间的分歧，例如鲁迅和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周作人等人的往来和碰撞，的确是极好的研究方向，却经常使人忽视了他们之间存异之外而又求同的现象。

事实上，作为一个鲁迅的爱好者，我认为有必要回归到本源，通过鲁迅的作品来观察他的身份。这种对作品的解读不是中学课堂里的那种肢解式的阅读，而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求得与鲁迅的精神、脾性和情绪的同步，以更整体的高度去感受鲁迅。

即使不认同对鲁迅的神化，但我还是认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进程中有独树一帜的作用和无可替代的地位。这种作用并非表现在为后人津津乐道的“颠覆性”和“破坏性”上，相反，鲁迅的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奉献了极具建设性的成果。

通览鲁迅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他从不拘泥于题材和体裁，在文学上，鲁迅已经超越了形式的层面，不管以何种体裁写作，都能游刃有余、圆熟通透，但凡涉略某种形式，鲁迅都能在作品上体现出那种对形式掌握的成熟和率性，事实上，形式和表达早已不成其障碍。不管是散文诗、小说还是杂文，甚至《故事新编》这样的寓言故事，鲁迅经常都代表着一个文体的开创者、完善者和集大成者，当一个作家在这么多文学领域都能达到非一般的高度时，我们很难再计较他没有一部长篇小说的事实。

与此相呼应的，鲁迅的作品看似政治性十足，实际上题材也绝不狭隘，非常地多元化，在众多的题材里，鲁迅始终秉持民生、民智的命题，不管是深沉的爱还是深刻的恨，都建立在此基础上，因此鲁迅方能让文字驰骋宇内却不会失控，通过鲁迅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倡导科学、理性、自省、有爱、不妥协的形象，而非之前我们被灌输的那个怒目金刚的骂将般的浅薄形象。

我们可以理解鲁迅的激烈，一个有着坚定的现代思维的人，一旦发现他所处的社会、所爱的祖国是这么一个与现代思维相悖的地方，会有多大的失望。鲁迅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种失望和挣扎。他不遗余力地赞颂那些人格健全、果敢执着的新人类，鞭笞那些委琐冷漠、面目模糊的旧人类，他的性格和责任感不允许他出世和逃避，也许变换一个时代，鲁迅更有机会表现出他的建设性，但在那个时代，鲁迅进行的工作更多的表现在“破旧”上，而“立新”隐藏在了“破旧”的背面，难于被人发现。

鲁迅对传统文化和国学有着很深的造诣，对国外文化和文学也有不俗的研究。即便不作为一个作家，学者鲁迅一样足以在历史上留下名字。在鲁迅的非学术作品中（即小说、散文诗、杂文等等），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中外典故信手拈来的功底，而且往往一针见血，又发前人之未发。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鲁迅的一次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诙谐轻松中就成就了一篇研究魏晋文化的重要文献。

鲁迅并不轻视传统文化，但同时也深刻体会到迷信传统给中国造成的伤害，以及传统中大量的弊害。事实上，鲁迅的观念即是现代文明启蒙以来的主要准则：尊重传统，保护传统，但在现实行事中要勇于求新，相信科学，依赖理性，彰显人性，建立新的道德体系。这个启蒙的工作，即便在现在的中国，也远远没有完成，甚至发展出了新的蒙昧和愚民，体制的压抑和人性的扭曲也仍然普遍存在，个人崇拜和政党崇拜依然流行，缺乏民生意识和个体价值观念的现象仍然还是主流。在这个时代，鲁迅的作品依然对我们有指导意义，用鲁迅自己的观点来说，这即是他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一个作家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而不能，也许就是鲁迅这一个人了。

鲁迅晚年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对苏联政府的友好，但终鲁迅一生，他始终对当局和政权组织保持一定的警惕和独立，以保证自己的观念无所偏颇。这也符合现代文明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从这方面来说，鲁迅的不从政和胡适的从政虽然出发点相似，但鲁迅显然更愿意做一个观察者和第三方，也因此他的观点更加清晰和透彻。显而易见却又经常被人遗忘的是，鲁迅是一个有着清醒的国家和民族观的人，他希望中国强大、民族强盛，但却并不陷入民族主义和国家至上的陷阱，他平等而友好地看待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民族和人民，不盲目排外，不惧怕交流，不自以为是，不以意淫为乐，他公开讽刺那些写诗以蒙古黄种人虐杀欧洲平民来取得快感的人。这一点上，鲁迅不仅超越了当时民族主义盛行的欧洲，也超越了当代的中国人。鲁迅呼唤中华民族取得真正的自信心，而不是那种自卑与自大并存的极端心理。

此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鲁迅也表现出了对趣味的追求，鲁迅并非一个沉重的思想偶像。鲁迅倡导的人生是有趣味的、机智的、不钻营的，这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虽然时势使人愤恨，但他愿意让孩子们可以开怀大笑，可以活泼勇敢。就这一点来说，鲁迅有别于林语堂的幽默和钱钟书的俏皮，反而是当代作家王小波更加类似鲁迅，他们都嘲讽压抑和扭曲，向往真的趣味。这方面，当代画家和作家陈丹青有非常好的阐述，超越了许多所谓的鲁学家。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鲁迅的身份，他既不是主将也不是旗手，而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大家、一个有着高超技巧、深刻洞察力和社会良心的作家、一个知识分子的典范、一个有趣味的人。我们可以将鲁迅的身份总结为：一个超越了时代，真正做现代人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