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现代史》

你好

分析
题目是“现代史”，可鲁迅先生却不惜笔墨描述了“变把戏”的场面。不去记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人民怎样推翻三座大山，却顾左右而言它，真有些“文不对题”，难怪鲁迅先生会自嘲说写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
但只须略加寻思，就不难领悟鲁迅先生那深邃冷峻的思想和睿智机巧的构思。
在历史观上，鲁迅先生走过进化论之后，就不再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要不然就无法理解他的思想何以那样晦暗而绝望，他的内心何以那样犹疑而痛苦，因为他不认为可以遵循着历史规律确定一条光明的大道，尽管他相信将来应该创造一个“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但他却不愿意指引别人，他觉得只能对自己负责，因为自己的路也可能是一条绝路。这就是鲁迅先生基于对“当下”、对中国的思考而形成的历史哲学。
所以鲁迅先生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正源自他这种对中国现实的“当下”的深刻认识，因而王富仁先生称鲁迅先生为“现在主义者” ，鲁迅正是站在“当下”出发，才看出中国的一切历史全是无意义的纷争。“修史的学者们怎样铺张”，都只是道出了其表面的变革（《灯下漫笔》），没有真正揭示中国历史的本质。历史是什么？“这历史没有年代，……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没有年代”就是没有时间，而历史是在时间维度上延展的，没有时间的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只是无序的混乱、停滞与死寂，只是人吃人，不仅仅是阔人吃穷人，而是全都在“吃人”，互相吃，包括刚刚觉醒的“狂人”，就是在发现自己也是吃人者之后最终绝望而沉寂。 所以鲁迅先生不认为历史（至少是中国历史）有什么发展进步，有什么规律可循（或可寻）。
波普就曾说：“历史的特点在于它关注实际的独特的或特定的事件，而不关注规律或概括。” 这就可以理解鲁迅先生写《中国小说史略》，细致研究了古典小说作品，却不着力梳理其发展脉络，因为他怀疑历史的必然性。作为一个历史非决定论者，他从不试图“用历史说明未来”，如果要概括中国历史，他就会这样总结：历史是“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小杂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为了忘却的纪念》），是“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谈金圣叹》）。这历史“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只有两种物质就是刀与火，“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做侍，只有这一个纯氏吵模型”（《“圣武”》）。这俨然就是在中国这块大空地上上演着一场场大的“变把戏”，哪有什核芦么历史规律历史进步？有的只是混乱与重复、虚妄与愚昧、相互的耍弄与被耍弄、相互的欺骗与被欺骗，“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娜拉走后怎样》）。《阿Q正传》里乱乱哄哄纷纷扰扰的“可惨与可笑”的悲剧与闹剧就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影。
一场场历史动乱，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朱元璋、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蒋介石……，穷人整治了阔人，自己成了阔人又整治穷人，然后再被穷人整治。象耍猴一样，愚昧麻木的国民被“聪明人”耍弄着，自以为是的“聪明人”不自觉中也早已做了人们的玩物，因为谁都从来没有做过真正的“人”。这就是中国的历史。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百年孤独》、《白鹿原》、《茶馆》等都是通过一个场所演绎了作者的历史观，而鲁迅先生的这篇散文则更是一则历史的寓言，是用艺术的方式对历史最简明的概括。

民间的“做戏”与官方的“做戏”往往有着同构性。鲁迅还写过《现代史》一文，说的是街头的各种戏法，最后才说“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其实鲁迅想说，迹差一部“现代史”，不过是政坛上的各种戏法变换。按鲁迅的说法，《受戒》中的那些和尚，不过都是“做戏的虚无党”。当然，并非因为鲁迅一再批判这种“做戏”的“国民性”，我们才认为这种品性不必欣赏、不应歌颂。实际上，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仍能时时感到这种上上下下的“做戏”之风，仍然只要“想一想”便到处可见那种“庄严的滑稽”，仍然随时可见到那种“既要当婊子，又要竖牌坊”的行为。前些年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村骗乡，乡骗县，县骗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层层往下念。”这说的是政治生活中的“做戏”，也是政治携州郑生活中的“滑稽”。这种把“做戏”与“做事”相混淆，辩颂把“戏场”与“天地”相混淆的“国民性”，也只要稍稍“想一想”就能明白其危害的。
http://www.chinawriter.com.cn/zjzl/zjk/wbb/zxzyzp/686_1788.htm

鲁迅的文章读不懂？不是吧？
肯定是吓我。

为了说明 中国人的好奇心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