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兄弟为什么失和甚至决裂？

鲁迅兄弟为失和甚至决裂说法众多，此处仅列举一两种。

1、鲁迅说的“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应该就是周作人夫妇一方所述造成兄弟失和的直接原因。

2、1924年6月，兄弟关系恶化到顶点。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去取回自己的书和一些器具，更严重的事态发生。

根据鲁迅当天日记和在场目击者的讲述，他刚进西厢，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从屋里奔出，指着鲁迅破口大骂，言辞污秽，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立即打电话喊来几位亲友，夫妻俩一唱一和，当众痛骂鲁迅。

骂到酣处，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接住拦开，才未击中；而忍无可忍的鲁迅也抓起一个陶瓦枕，掷向周作人。在众人拉架劝解下，鲁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东西离开。

扩展资料：

到20世纪90年代，鲁迅逐渐走下政治神坛，这一公案可以公开讨论了。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

“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

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

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两人的说法，足以否定猜测和传言。周氏兄弟失和之谜，依然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中。我们能确认的，只有周作人的满心愤恨，和鲁迅的彻骨悲凉；这中间，是一个叫羽太信子的日本女人。

家事成为公案，个人隐私成为研究破解的对象，这是名人的待遇，也是名人的代价。不知因深邃敏锐而灵魂永远不能安息的鲁迅，会以怎样的目光看待后世对其家事的不休言说？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鲁迅兄弟失和内情

　　失和的原因有多种解释，据鲁迅挚友许寿裳的说法，主要是因为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不会持家，遭到鲁迅的批评。周作人耳根子软，听了夫人的说法，与鲁迅决裂
　　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断交信。信中说：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那一日，鲁迅日记中写道：
“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此前五天的日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可见问题已很严重了。事情发展得这样突然，是旁观者始料不及的。他们的好友张凤举和川岛对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语焉不详。许多年后，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兄弟两人的冲突，点明其中原委。文章写道：
失和原因
　　鲁迅爱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经营的。他原来在1919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家眷来住，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我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我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鲁迅那时并无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
　　……
　　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弟媳羽太信子虽然出身卑微，自幼受苦，但羽太信子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为人自私、刻薄，生性铺张浪费，好搬弄是非，加之患有歇斯底里症，情绪很不稳定。
　　鲁迅三兄弟搬住一家后，家政大权便握在了这位日本妇人手中。鲁迅当时的月收入为400大洋左右，他除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在生活上，羽太信子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用度上没有计划和节制。家里雇了六七个仆佣，每餐饭如果稍不合口味，便撤了另做。孩子上学，雇有专门的黄包车夫。遇有家人偶感风寒，必延请索价不菲的日本医生。
　　从当时鲁迅兄弟的收入情况看，600个大洋折合成现时的人民币，约为3万元左右，怎么看都是白领阶层，只要安排得当，一家人的日子会过得舒适安逸。然而，羽太信子除了肆意挥霍外，根本不会持家。至于周作人，从不问这类凡间俗事，一头扎进他的“苦雨斋”，潜心治学。

　　鲁迅从兄长的角度出发，当然不能容忍羽太信子如此挥霍无度，待至后来，因校方拖欠，他的薪水往往不能按时交出来，一家人的开支无形中短出了一截，加之他曾数度规劝弟媳，于是，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鲁迅兄弟失和之谜

　　以文学成就而言，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璧”，他们的文学思想和文学主张至今都有重要的影响。感情一直十分融洽的兄弟二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互勉共进，交相辉映，曾一度是众口相传的文坛佳话。但出人意料的是这对“双子星”却突然失和决裂了。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断交信。全文如下：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 作人。之后不久，鲁迅就搬出了他出资购买的北京八道湾11号寓所，移居砖塔胡同。至1924年6月11日，二人关系恶化到了极点。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启孟（周作人字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同胞兄弟竟发展到“骂詈殴打”，究竟是为什么呢？由于当事人鲁迅和周作人生前对个中情由均保持沉默，因此外界一直众说纷纭，颇多揣测。　　研究者通过对周母、周建人、许广平、许寿裳等他们兄弟的多名亲友留下的相关记述、回忆和谈话研究后，一致认为，失和的原因并非是由于政治、思想、人生选择上的重大分歧，而是因为一些家庭内部纷争所致。这些家庭纷争又是些什么事呢？公认的说法都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有关。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1919年冬天，鲁迅买下八道湾11号寓所后，把母亲、兄弟都接了过来，一家人实现了大团圆。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开始管理整个家里的开支。周氏一家人口虽不少，但以鲁迅和周作人每月共600多块银元的收入，只要用度合理，完全能保持一种衣食丰足的体面生活。可并非出身豪门的羽太信子却极讲排场派头，家中雇用了十多个仆人；无论大病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看；还经常心血来潮，把已做好的饭菜退回厨房，要求重做。这样挥霍无度的结果是家里入不敷出，经济上十分紧张。鲁迅把每月的收入全部交出来，把多年的积蓄垫进去，有时还四处借贷，家中仍然是月月亏空。本应对妻子进行规劝的周作人偏偏是个“妻管严”，对妻子大手大脚的胡乱花销，不敢讲半句不是，只要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闻不问。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而作为长兄且对家庭责任感很强的鲁迅的经济负担无疑加重了许多，自然对弟媳的做法有些看不过眼。羽太信子则感觉鲁迅妨碍了她在家里的权威，所以也对这位大伯哥讨厌起来，这大概就是矛盾的起因。再加上周作人心地糊涂，对妻子的话偏听偏信，不加分辨。于是琐碎的矛盾慢慢越积越深，终于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导致兄弟决裂。　　婚姻生活的不幸，与二弟周作人的失和，是鲁迅个人生活中对他打击十分沉重的两件事。前者因为后来与许广平的结合而获得解脱；后者，鲁迅虽然一直希望能够兄弟和解，却因为没有得到周作人的回应而留下了终生遗憾。

简单而言是政见不同，最后决裂是因为其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女人，最终决裂

鲁迅夫人许广平著的《鲁迅回忆录》写于1958年，1961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书稿经过了集体讨论和修改，因此，书中有些内容是有悖作者原意的。该书出版50年后，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手稿本面世，还原了被极左思潮遮蔽和诠释了近60年的鲁迅。下文即摘自《鲁迅回忆录》手稿本。
　　谈起周作人，听鲁迅在病中休息的时候是这样叙说的：“我的小说中写人物时不是写老大就是写老四。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绝不提起一句，以免别人误会。”
　　有时茶余饭后鲁迅还会很随便、很自然地感叹出自己所遭遇的经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我总以为人不要钱总该可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住的时候，我的工资收入，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名信子），连周作人的，不下六百元，而每月还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回家。又看到汽车从家里开出，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呢？”原来家内人不断的大小轻重的生病，都常常要请医生到来，鲁迅就忙着应付这些差事，从没有计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那么他们每月收入有六百上下（鲁迅三百，周作人二百四十），稿费在外，都哪里去了呢？鲁迅说：“她们一有钱又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去了，不管是否急需，都买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从腌萝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他们用一个总管叫徐坤的，这人精明能干，什么事都可以妥托。如周作人父子共有三部黄包车，那包车夫的聘请和工资都经徐坤的手，连周作人买双鞋子，订造件大衣，都是由徐坤叫人来做，这就可以有大笔的从中取利的机会。
　　有一回小孩在窗下玩火，几乎烧起来，被鲁迅发觉很紧张，认为应该训戒，她们听了很不舒服，仿佛玩火也不要紧，只要不被鲁迅看见好了。在鲁迅呢，艰难缔造的新居，是经过无数心血，花了无可计量的精力才得完成的果实，自然珍视。就一般人来说，也没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禁戒的。她们别有脏腑的行动，鲁迅哪里料想得到。也许这些日常琐屑，正为进谗资料，而周作人视而不见，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他一切都可列入浪费精力和时间之类的处理生活方法，也做成日积月累的意见不同处。鲁迅还提到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安然看书的好气量，他说，“要是我就不能够做得到。”
　　鲁迅还经常借债维持整个大家庭的开支，如果节约一些，不是免得多向外借一些吗？有时借款是辗转托之他人，向银行纳高利贷来的。在这里我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为了他哥哥还不完的债的艰苦生活情况。鲁迅当时所想的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类似：“自己负担轻，他们需用，就交给他们用好了。”
　　鲁迅除了负担八道湾绝大部分家用之外，连日本人信子的父亲羽太家：每月家用的接济，儿子重久三次到中国和在日本不时的需索以及军营的所需费用，及第三个女儿福子的学费，也都是由鲁迅每月收到工资，即行汇出的。后来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之后，常常感叹地说：“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生活才得有预算，也比较的不愁生活了。”对照以往生活的紧张情况，后来可以量入为出，也可以接济一些急需求学的青年，可说利用资财得更有意义了。
　　话又说回来，鲁迅虽然在上海，但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他的确是这样，不因为兄弟的不和睦，就连他的作品也抹煞。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产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买来细读一遍，有时还通知我一同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