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在神宗时任内阁首辅，执掌国政长达10年。他曾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有效地缓和了社会矛盾，改善了明王朝的财政状况，并在客观上促使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张居正主张取财有制，用财有节。指出“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无节则乏。”反对不顾人民的承受能力横征暴敛，“今国赋所出，仰给东南。然民力有限，应办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中贵征索溪壑难盈，司农屡屡告乏”。张居正主张“固本安民”，不事聚敛。他强调“致理之道，莫要于安民。”“民本邦固，即有水旱盗贼敌国外侮之虞，而人心爱戴乎上，无土崩瓦解之势，则久安长治之术也。”为了做到固本安民，张居正反对赋税负担不均，官吏贪污舞弊，豪强兼并偷漏等现象和行为。他说“今风俗侈靡，官民（指富民）服舍俱无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恃顽不纳田粮，偏累小民；内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无实，各衙门在官钱粮漫无稽查，假公济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财病民之大者。”他提出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是“理逋负所以是国也”，“清隐占则小民免包赔之累，而得守其本业；惩贪墨则间阎无剥削之扰，而得以安其田里”，即清理欠税，惩办贪污、清查隐田。这些思想应用于一条鞭法的改革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张居正还主张农业和商业互为依存，互相促进，反对在财政困难时依靠重征商税来增加财政收入，认为只有减轻赋税征收才有利于农商发展。他说“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至于病，乃无以济也”；“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农商关系的一种新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