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的出路在哪？

长期的发展战略偏误，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这不仅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也成为引发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游动于城市、农村之间，就是这一结构下的一种世界奇观。虽然游动给城乡都带来了巨大好处，但越来越多的难题也随之而来。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两三千万农民工的失业以及农村新增劳动力的出路，就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极其现实而严峻的挑战。 　　如何应对这一挑战、解决这一难题？各方面提出了不少办法，但归结起来，无外两类，一是城市广开门路、扩大吸纳容量，一是减少外出数量、动员返乡创业。笔者以为，从长远看，农民工的根本出路，在于进城，而非返乡。唯此，才能有效矫正畸形的城乡二元结构，从根本上清除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大障碍。总把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像球一样在城乡之间踢来踢去，就难免球破伤人的危险。 　　对于二元结构的弊端，其实人们早已有所认识，但出于不同的考虑，在改变这种结构方面一直存在争议，而且是握有一定决策权力的人物坚持着保守态度。上世纪80年代中，就有高级领导人对农民打破城市对工业资源垄断、发展乡镇企业的创新行为表示异议，认为这是以农挤工，以乡挤城，是与国营企业争资源、争饭碗，甚至质问：农民不好好种地，办工厂干什么？90年代中实行宏观调控时，面对越来越大的民工潮，又有重量级领导人发声：农民工的出路还是在乡下，而不是进城。直到这次经济危机，大批农民工依然成为第一批受害者，被迫离城返乡。正是这种指导思想的不断延续，使早已成为世界制造大国的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农民大国--农村人口仍占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 　　农民进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资本主义初期，是以极其野蛮、残酷的圈地方式，逼迫农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成为资本家的廉价雇佣劳动力和工业品的消费者；社会的城市化随之迅速推进，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强劲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我们不能重复这一充满血腥的旧路，也不能重蹈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城市+附属贫民窟的覆辙，必须从实际国情出发，开创崭新的城市化道路。用加快完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式，不断使进城务工农民变成有居所有业就的新市民，应是其最重要的特色。 　　农民进城，并非只进入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类超大型都市。虽然这类城市还具有相当的接纳能力，但只进大都市，既不可能也不科学。从中国的具体情况看，更需要发展、更具有潜力的是众多中小城市。农民进城的重点，应该是它们。制定科学的规划，下大力气分批把几百个地级城市、几千个县级城市建设成具有较强辐射和吸纳能力的经济文化中心，就不愁几亿农民没有容身之地。更加合理的城市布局形成之日，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彻底打破之时，现存的东西巨大差距也会随之消除。 　　当然，由于历史的包袱太重，中国的城市化必然要经历一个相当的过程。但只要既定方向不摇摆，指导思想不反复，就一定能够不停顿地迈出坚定的大步履。到本世纪中叶，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时，不应还是农民大国。 离土不离乡，向户口所在中心城镇或开发区移民，是农民进城的大趋势之一，前体是既安居又乐业。离开了原有土地（退耕还林）所有权不变，在中心城镇又有工作，有点实力的还购置房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