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文学常识的问题？

　　找了些，不过一家之言，希望LZ辨证对待
　　而且，其中《朝花夕拾》是作品集，不好说成书的具体时间
　　其他几部名著成书年代也只能说八九不离十，
　　资料源于网络，部分由本人判断，如有错误，请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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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维
　　评价一

　　世有“李白是天才，杜甫是地才，王维是人才”之说。王维不仅是公认的诗佛，也是文人画的南山之宗(钱钟书称他为"盛唐画坛第一把交椅")，并且精通音律。是少有的全才。

　　王维诗在其生前以及后世,都享有盛名。史称其“名盛于开元、天宝间，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新唐书》本传）。唐代宗曾誉之为“天下文宗”（《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杜甫也称他“最传秀句寰区满”(《解闷》十二首之八)。殷□说：“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河岳英灵集》)唐末司空图则赞其“趣味澄□，若清□之贯达”（《与王驾评诗书》）。昔人曾誉王维为“诗佛”，并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并提。以思想内容而言，王维诗远不能与李、杜相提并论;而在艺术方面,王维确有其独特的成就与贡献。唐刘长卿、大历十才子以至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王维影响。直到清代，王士□标举神韵，实际上也以其诗为宗尚。但这派诗歌,往往陶情风景,缺乏社会内容。

　　评价二
　　王维是一个达到了大自由境界的人。
　　自由于人来说是一种高层次的奢侈。身且不言，心亦如此。人有时挣脱不了客观世界给自己的心灵束缚，又往往超越不了自我，所以，即使偶尔心灵能获得一种短暂的释放，这种自由也是不纯粹的，往往带有一种被绑缚的痕迹。
　　不过是一种风筝的自由罢了。

　　人的本体是有重量的，你时时矫正着、注意着它的存在，自然会感到很累很沉重。
　　王维达到的，是一种抛舍自我的境界。
　　因而在自由之境，他游走自如。
　　印度的僧，为求彻悟，肉体上千修百炼。我觉得，这是人为地制造一种肉体与精神的同步（或者说，肉体是作为精神的陪刑者）——心灵在苦炼跋涉的同时，肉体也遭受苦难，直至“涅盘” ，二者同化、升华。在此之前，他们对生命本体的意义上的理解，是限于肉体与精神的分离的。
　　王维不然。王维修禅，并不拘泥于一种外在的形式。不去削发为僧，隐居寺院；而优游林泉，往返于繁华、清净之间，间或“焚香独坐。。。。。。”。不故意 弃不欲弃者，而无心求心欲求者——一切行云流水，他的自由正是源于一种对自我完全的理解。身是物，我即天，身心合一天人合一，一切来自天然，如何能不自由！

　　吟诗做画对王维来说亦是一种完全自由的创造，其诗歌体现了一种纯粹的中国艺术精神。
　　他持一种宏阔的宇宙观，以一双俯视的眼睛观世。天人之间的同步感应反映到审美态度上，便体现了一种审美主、客体的同步观念：物我之间，不再是一种因果关系，“我”之精神，本身便是一种物华的放射。
　　禅者自由的心灵见之于诗，流露出的是一种触目而真的感觉方式：其眼目所见，充满禅意，与其说是移情，不如说是一种与自然之间感觉上的沟通——对于共同本质的了悟。这种感觉方式无疑是一种超乎常人的“直觉”。而诗歌因此而流溢出的精神美，正是一种理性的“真”。

　　王维的诗，实现了一种审美知觉的超越，直接达到了审美对象的最高意蕴。自由是一座精神的最高峰，他的人格、诗歌精神都达到了自由的高峰。

　　王安石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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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策
　　《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采，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地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西游记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西游记》的内容是最为庞杂的。它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和内容，既让佛、道两教的仙人们同时登场表演，又在神佛的世界里注入了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有时还掉书袋似的插进几句儒家的至理名言，使它显得亦庄亦谐，妙趣横生。这种特点，无疑使该书赢得了各种文化层次的读者的爱好。
　　《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巧妙地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西游记》是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

　　〔附〕学者对《西游记》的评价
　　《西游记》一书，自始至终，皆言诚意正心之要，明新至善之学，并无半字涉于仙佛邪淫之事。或问《西游记》果为何书？曰实是一部奇文、一部妙文。——（清代学者）张书绅
　　吴承恩撰写的幽默小说《西游记》，里面写到儒、释、道三教，包含着深刻的内容，它是一部寓有反抗封建统治意义的神话作品。吴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人都喜欢看。——鲁迅
　　《西游记》其想像新奇，上天下地，出神入化，可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主要人物的性格也极为鲜明，而且读者面最宽，老少咸宜。此书的副作用极小，是一部鼓舞人积极斗争、永不灰心、为达到目标而百折不挠的书。——（北大教授）白化文
　　没读过《西游记》，就像没读过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样，这种人侈谈小说理论，可谓大胆。——（法国当代比较文学家）艾登堡
　　《西游记》全书故事的描写充满幽默和风趣，给读者以浓厚的兴味。——《法国大百科全书》

　　似庄而谐的神魔小说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中，《西游记》要算是最驳杂的一部书。它糅合进了佛、道、儒三家之言，对这样一部神魔小说，要想做出比较确切的、与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吻合的理性解析，首先考察一下它的成书过程以及作为小说情节主体的唐僧取经故事的演变过程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从这中间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这个本来是弘扬佛法的故事怎样会加入道教的内容，又怎样蜕变为富有文学魅力、情趣的小说，以及由其自身矛盾所形成的艺术特点。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西游记》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臻于第一流的伟大作品。它也是明代长篇小说的重要流派之一——神魔小说的代表作。它在神魔小说中的地位，相当于《三国演义》之于历史演义小说。
　　神魔小说通常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叫做出身传，另一个部分叫做灵应传或降妖传。《西游记》的结构也是这样。第一至十二回是全书的引子，其中前七回讲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天宫等故事，为他的神通广大和后来追随唐僧去西天取经提供背景材料；第八回至第十二回则介绍小说的另一主人公唐僧，交代取经的缘由。第十三回至第一百回，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演述唐僧、孙悟空师徒四人降妖伏魔、西天取经的故事。
　　孙悟空出身传中的大闹天宫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机智的、坚强的孙悟空的形象。他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格，藐视腐朽无能的天宫统治者，喊出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口号。正像有人所说的，“如果没有历史上发生的许多次规模巨大的、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大闹天宫的情节不可能想像得那样大胆，孙悟空作为一个叛逆者的形象也不可能塑造得那样光彩夺目。”西天取经的故事表现了神魔小说的两大主题：寻找与追求，斩妖与降魔。《西游记》把二者巧妙地联系和结合起来。它告诉人们：为了寻找、追求、实现一个美好的理想和目标，为了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必然会遇上或多或少的、或大或小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必须去顽强地战胜这些困难，克服这些挫折。

　　水浒传

　　金圣叹将《水浒传》与《离骚》、《庄子》、《史记》、《杜诗》、《西厢记》合称为“六才子书”。冯梦龙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定为“四大奇书”。与《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共列“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到了20世纪，文学评论家除了评论《水浒传》的文学成就，亦开始对《水浒传》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和价值观产生兴趣。1930年代初，鲁迅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曾这样评论《水浒传》：“‘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对于《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历来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认为《水浒传》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明代的李贽。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主要是明朝的左懋第提出的，他认为《水浒传》教坏了百姓，强盗学宋江。并且认为如果不禁毁《水浒传》，对于世风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当时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将《水浒传》在全国各地收缴。另外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是金圣叹。这也是他把七十回以后砍掉的原因之一。
　　19世纪50年代，当时所持的看法是认为《水浒传》是描写歌颂农民起义的。这种看法是当时各种教科书，文学史和小说史所持的一个主流的看法。

　　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是鲁迅所写的唯一一部回忆散文集，一向得到极高的评价。作者说，这些文章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回忆文”。本书为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一九二七年七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1928年9月结集时改名为《朝花夕拾》。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一九二九年二月再版。一九三二年九月第三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重排出版。书的封面为陶元庆所绘。
　　《朝花夕拾》共收入10篇作品。包括：对猫的厌恶和仇恨的《狗.猫.鼠》；怀念长妈妈的《阿长与<山海经>》；批判封建孝道观念的《二十四孝图》；表现封建家长制阴影的《五猖会》；描绘迷信传说中的勾魂使者《无常》；写塾师寿镜吾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揭露庸医误人的《父亲的病》；描写一个心术不正，令人憎恶的衍太太形象的《琐记》；最使鲁迅感激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潦倒一生的同乡好友《范爱农》。《朝花夕拾》将往事的回忆与现实的生活紧密的结合起来，充分显示了作者关注人生、关注社会改革的巨大热情。
　　这十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的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及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关于翻译本书，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信中说：“《朝花夕拾》如有出版处所，译出来也好，但其中有关中国风俗和琐事太多，不多加注释恐不易看懂，注释一多，读起来又乏味了。”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提到增田涉和佐藤春夫合译《鲁迅选集》时说：“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范爱农》写法较差，还是割爱为好。”
　　本书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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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战国时期
　　《战国策》汉朝
　　《水浒传》明朝
　　《西游记》明朝
　　《朝花夕拾》 本书为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

苏轼对王维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评价
对王维的诸多评价略分有三：一是对王维佛禅思想的评价；二是对王维禅诗的品赏论衡，即以禅喻诗；三是对“雪中芭蕉”图的争论。分述如下：
一、王维的佛禅思想研究
关于王维佛禅思想的评价，最早的当属其诗友苑咸的“当代诗匠，又精禅理”（《酬王维序》）[1]之推崇。其弟亦曰：“至于晚年，弥加进道，端坐虚室，念兹无生。”[2]（P494） “无生”又作无起。谓诸法之实相无生灭，与“无生灭”或“无生无灭”同义。佛教认为所有存在之诸法无实体，故无生灭变化可言。然而凡夫迷此无生之理，起生灭之烦恼，故流转生死；若依诸经论观无生之理，可破除生灭之烦恼。由王维“端坐虚室，念兹无生”的实践可知其晚年深受佛禅影响。中唐诗人杨巨源《赠从弟茂卿》中对王维与佛禅亦有关涉：“扣寂由来在渊思，搜奇本自通禅智。王维证时符水月，杜甫狂处遗天地。” [2]（P）讲到禅对王维、杜甫的巨大影响。
两唐书在王维传中对王维的奉佛有明确提及，尤其是《旧唐书》本传的评价，屡为后人征引，本传曰：“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廸，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3]《新唐书》卷二百二曰：“兄弟皆笃志奉佛，食不荤，衣不文彩。别墅在辋川，地奇胜，有华子冈、欹湖、竹里馆、柳浪、茱萸沜、辛夷坞，与裴廸游其中赋诗相酬为乐。丧妻不娶，孤居三十年。”两唐书中均提到王维长斋奉佛，不衣文彩，认为王维笃信佛禅，并在实际行动中得以体现。此后对王维与佛禅的密切关系几成定论。
《杜诗详注提要》云：“至吟杜巻中，载徐增一诗，本出于《说唐诗》中。所谓“佛让王维作，才怜李白狂”者。盖以维诗杂佛趣，白诗多逸气。”虽未径直以“诗佛”称王维，但此意已十分明显。王渔洋《香祖笔记》卷二评谢肇淛《小草斋诗话》“殊多愦愦，惟所云王右丞律选、歌行、绝句种种臻妙，图绘音律独歩一时，尤精禅理，晚居辋川，穷极山水园林之乐，唐三百年诗人仅见此耳。”当代诗匠，兼精禅理，诚如渔洋所评：“唐三百年诗人仅见此耳。” [4](P30)清人牟原相说“王摩诘诗如初祖达摩 过江说法，又如翠竹得风，天然而笑。”[5]( 913)王右丞一些上乘禅诗确实达到了自然而工，如翠竹随风而动，芙蕖倚风自笑的天然境界。
二、以禅喻诗
“以禅喻诗”虽不自严羽始，然而自沧浪以来大为流行。在对王维禅诗的评价上，自宋以后呈现渐多趋势，尤其以明清为最，而且主要集中在以禅喻诗上。以禅喻诗细分起来，又有以禅参诗、以禅衡诗、以禅论诗。 关于对王维禅诗的评价主要是以禅参诗、以禅衡诗。分别论述如下：
明胡应麟《诗薮》：“右丞辋川诸作，却是自出机轴，名言两忘，色相俱泯。黄叔灿《唐诗笺注》：“辋川诸诗，皆妙绝天成，不涉色相。” 以般若空观、色空相寂的佛家观来评王维辋川诗作。同书评《鹿柴》诗：“返景照入，空山阒寂，真糜鹿场也。” 糜鹿在佛家是“真性”的象征。“鹿苑”为佛始说法度五比丘之处，或做仙人住处。 以佛家之鹿场来比喻回光返照下的空山鹿柴。谓《鹿柴》诗深得般若三昧，当体即空。徐增《而庵说唐诗》：“摩诘精大雄氏之学，句句皆合圣教。”[2](P511)指出王维精通佛学，其诗多合禅意，句句皆合圣教或是夸张之说，整体而论可谓评价不虚。
《香祖笔记》引方回《瀛奎律髓》：“右丞终南别业有一唱三叹，不可穷之妙。如辋川孟城坳、华子冈、茱萸沜、辛夷坞等诗，右丞唱，裴迪和，虽各不过五言四句，穷幽入元，学者当仔细参则得之。” 王渔洋《蚕尾续文》曾说：“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6](P83)王摩诘五言绝句，尤其辋川诗作，深得禅家“不二法门”、“色空相即”三昧，故须仔细品赏，方得其妙。
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曰：
以禅喻诗，昔人所诋。然诗境究贵在悟，五言尤然。王维、孟浩然逸才妙语，笙磬同音。并时刘慎虚、常建、李颀、王昌龄、丘为、綦毋潜、储光羲之徒，遥相应和，共一宗风，正始之音，于兹为盛。[5](P1545)
管世铭对以禅喻诗持赞赏态度，并对王维诗中的禅意予以高度评价。
《说诗晬语》卷下七十一曰：
王右丞诗不用禅语，时得禅理；东坡则云：“两手欲遮瓶里雀，四条深怕井中蛇。”言外有馀味耶？
不用禅语而造禅理，正是对右丞禅趣诗的高度评价。
所谓以“以禅衡诗”，是用禅家所谓大小乘、南北宗等说法来品评诗歌的高低。如王琦《李太白集注》卷三十四引《居易录》：“尝戏论唐人诗，王维佛语、孟浩然菩萨语、李白飞仙语、杜甫圣语、李贺才语。” 作者在这里以佛语等四语来衡量四位诗人，实则并无轩轾。
王渔洋曰：“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李白“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眘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7]认为王维一些绝句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是上乘之作。
与此相反，一些评论则认为王维的诗作多以禅语入诗，缺乏禅趣。《空同子》云：“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奉佛之应哉。”[2](P511)正是指出了王维诸作中枯燥的禅理诗与活泼的禅趣诗并存的现象。明代憨山老人也认为王维诗中多以禅语入诗，实是浪得虚名，并非善禅：
昔人论诗，皆以禅比之，殊不知，诗乃真禅也。陶靖节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末云“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此等语句，把作诗看，犹乎蒙童读“上大人孔乙已”也。唐人独李太白语自造玄妙，在不知禅而能道耳。若维多佛语，后人争夸善禅，要之非禅耶。特文字禅耳。若非陶李造乎文字之外。
《金刚经》称“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发心而无心可发，得悟而无悟可得，此乃是禅者境界。无心而道禅此乃是禅诗境界。以佛语入诗者，心存佛言名理，处于我法二执，自不能入灵妙境地。无怪乎身为明代四大高僧的憨山有“非禅”之讥。
3．雪中芭蕉辩
王维不仅擅长诗歌，亦是南宗画的开创者，对与其画与禅的关系，历来多有评说，尤其是对《袁安卧雪图》中之“雪中芭蕉”的评论。概括起来，大约有二：一是争论“雪蕉”之有无；一是争论“雪蕉”之寓意。略举数端如下：
宋释惠洪《题王维雪中芭蕉图》，有“雪里芭蕉失寒暑”之句，以芭蕉非雪中物。宋朱新仲《猗觉寮杂记》云：“岭外如曲江，冬大雪中，芭蕉自若，红蕉始开花。知前辈虽画史亦不苟。洪作诗时未到岭外。”[2](P539)《香祖笔记》卷十：“比过岭，则芭蕉隆冬亦不凋，始知摩诘雪中芭蕉未可轻议，特粤中雪不易得耳。”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南方雪中，实有芭蕉。”以上诸论均认为王维雪中之景属实，岭外即有此景象，不过不易见罢了。
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雪中芭蕉纯属谬误。明谢肇淛《文海披沙》卷三则认为“雪蕉”属纰缪：“作画如作文，少不检点，便有纰缪。如王右丞雪中芭蕉，虽闽广有之，然右丞关中极寒之地，岂容有此耶！
二是辩寓意的。唐张彦远《画评》：“王维画，得兴处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作一景；画《袁安卧雪图》有雪里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真。（《宣和画谱书史会要》，《清河画舫录》明张丑）《梦溪笔谈》云：“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求也。世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色彩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2](P539)下引《画评》。《山水家法真迹》云“如雪中芭蕉，脱去凡近，非具眼不能识也。” [2](P526)慧洪评：“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岂可限心绳墨哉！王维作画雪中芭蕉，诗眼见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论则讥其不知寒暑。” （《冷斋夜话》卷四）[8]（P42）此类评论多认为王维作画是兴到神会，不能坐实论之。慧洪则把其中的寓意与佛家联系起来，但具体体现了什么寓意，并未言明，仅是以“妙观逸想”评之。
至王士祯把诗和画结合，“世谓王右丞画雪中芭蕉，其诗亦然。如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下连用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诸地名，皆寥远不相属。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指矣。（《池北偶谈》卷 十八）其观点仍不出“兴到神会”四字。
4．古代关于王维与佛禅研究的影响
上述对王维与佛禅的研究虽然有些地方较为简略，但就整体来看，奠定了20世纪王维佛禅研究的大体格局。20世纪对于王维与佛禅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上述三方面。一是佛禅思想研究，讨论了王维思想信仰中的佛禅因素，尤其是王维与禅宗的密切关系，并指出王维思想中还有净士等信仰，研究逐渐深化。二是对王维禅诗的研究。此部分是王维研究的重点，论文最多，多数论述王维诗中的禅意。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章讨论了佛禅对王维诗歌的影响。
三是王维绘画与禅宗的研究，仍是主要集中在《袁安卧雪图》中“雪中芭蕉”上，除对古人“兴到禅会”的认同外，主要是对背后寓意的揭示，如陈允吉等先生认为是宣佛教教义的。

你可以查阅下面这些书，我记得这些书上好像有对王维的具体评价
[1] 全唐诗 [Z]. 北京:中华书局
[2] 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M].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3] 旧唐书,卷一百九[Z].
[4] 王渔洋.香祖笔记,卷二[M]
[5] 清牟原相.小澥草堂杂论诗[A].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6] 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7] 王士祯.蚕尾续文,卷二[M].
[8] 慧洪.冷斋夜话[M].张伯伟编.稀见本宋人讲话四种[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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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在词方面不弱于人。。
在政治上更是意气逼人。。。。。

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

孟子》由孟轲口授，其弟子万章、公孙丑整理成书。宋朱熹、清魏源是主张孟轲自著的，但都认为有孟子和弟子参加。

《孟子》作者之谜

《孟子》七篇是继《论语》以后最重要的儒家经典，记述了孟轲一生的主要言行，突出地记述了孟轲主张仁义、反对暴政和武力兼并的政治思想，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此书语言生动，比喻深刻，论证有力，文章气势雄伟，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然而，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历来有多种说法。
一，孟轲自著说。《孟子》的最早注释本，是汉代赵岐的《孟子章句》。赵氏在该书的《题辞》(即序)中说：“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称也；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元何异孙对此所作说明是：“《论语》是诸弟子记诸善言而编成集，故曰《论语》，而不号《孔子》。《孟子》是孟轲所自作之书。”(焦循《孟子正义》引)宋朱熹也从文章风格的匀称一致上，力证该书出自孟轲之手，他说：“《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朱子大全》)清阎若璩和魏源则从有无记述孟轲容貌上推断，《孟子》应为孟轲自著。阎氏在．《孟子生卒年月考》一文中说：“《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魏氏在《孟子年表考》一篇中云：“七篇中无述孟子容貌言动，与《论语》为弟子记其师长不类，当为手著无疑。”
二，弟子辑成说。唐韩愈首先提出这一论点，他在《答张籍书》中说：“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此后，宋晁公武、清崔述又为之补充了三条理由。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认为，《孟子》书中称诸侯都用谥号，“夫死然后有谥，轲著书时所见诸侯不应皆死”。崔述作《孟子事实录》认为，《孟子》所讲的历史事实和地理位置往往不合，“果孟子自著，不应疏略如此”。崔氏又认为，《孟子》对门人乐正子等都称“子”，“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门人皆日子。细玩此书，盖孟子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二子问答之言，在七篇中为最多，而二子书中亦不以子称也”。
三，再传弟子辑成说。清周广业认为，“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纵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是孟轲以其说传授于乐正子等，然后由乐正子及其门徒编辑成书的。
四，师生合著说。此说主张《孟子》由孟轲口授，其弟子万章、公孙丑整理成书。宋朱熹、清魏源是主张孟轲自著的，但都认为有孟子和弟子参加。朱氏指出：“恐是其徒所见，孟子必曾略加删定也。”魏氏也说是万章、公孙丑二人口授而笔之书。此外，《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提到孟轲：“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神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今人杨伯峻认为，乐正子等皆称子，而万章、公孙丑不称，只能证明万章和公孙丑二人参与整理成书； 《孟子》中提到的诸侯，死于孟轲之后的是梁襄王和齐宣王，但也仅后数年，万章、公孙丑整理时，当然要用谥号，从而进一步肯定了师生合著说。
诸说各有依据，但从争辩情况来看，似乎第四种说法较能为人接受

《战国策》（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初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名称和本子，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宋时已有缺佚，由曾巩作了订补。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原师道作《校注》，近人金正炜有《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记述战国时事，定名《战国纵横家书》，与本书内容相似。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共33卷，约12万字。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唐僧取经是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大约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年仅25岁的青年和尚玄奘带领一个弟子离开京城长安，只身到天竺（印度）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过高昌国时，那里的居民非常推崇佛教，国王见他们是从大唐来的和尚，非常高兴，愿封他们为护国法师，加上黄金百两、骏马千匹。弟子动摇了，最后留在了高昌国，而玄奘偷偷溜了出来向西逃去。不料被高昌国士兵截住。没想到他们是前来护送玄奘西去取经的。士兵送给玄奘一匹白马和一些文书，玄奘感激不已。他向王宫方向拜了几拜，就骑马西去了。玄奘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他这次西天取经，前后十九年，行程几万里，是一次传奇式的万里长征，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直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伟大文学巨著。

《水浒传》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年）至宣和三年（1121年），前后三年多。
宋代说书伎艺兴盛，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现在的《水浒传》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 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传》。《水浒传》的故事最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从南宋开始就成为了民间口头文学的主要题材。目前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元朝初年，出现了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描述了晁盖、吴加亮（吴用）等36人的故事，初步具有了《水浒传》的故事梗概。元朝，元杂剧中还出现了一些水浒故事剧本。

《朝花夕拾》是鲁迅所写的唯一一部回忆散文集，一向得到极高的评价。作者说，这些文章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回忆文”。本书为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一九二七年七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1928年9月结集时改名为《朝花夕拾》。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一九二九年二月再版。一九三二年九月第三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重排出版。书的封面为陶元庆所绘。
《朝花夕拾》共收入10篇作品。包括：对猫的厌恶和仇恨的《狗.猫.鼠》；怀念长妈妈的《阿长与<山海经>》；批判封建孝道观念的《二十四孝图》；表现封建家长制阴影的《五猖会》；描绘迷信传说中的勾魂使者《无常》；写塾师寿镜吾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揭露庸医误人的《父亲的病》；描写一个心术不正，令人憎恶的衍太太形象的《琐记》；最使鲁迅感激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潦倒一生的同乡好友《范爱农》。《朝花夕拾》将往事的回忆与现实的生活紧密的结合起来，充分显示了作者关注人生、关注社会改革的巨大热情。
这十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的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及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关于翻译本书，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信中说：“《朝花夕拾》如有出版处所，译出来也好，但其中有关中国风俗和琐事太多，不多加注释恐不易看懂，注释一多，读起来又乏味了。”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提到增田涉和佐藤春夫合译《鲁迅选集》时说：“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范爱农》写法较差，还是割爱为好。”
本书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对王维：

如果要在唐代诗人中选一个完美的人，或者说，如果人间有天生完美这回事，那么我投王维一票。
这位生年、籍贯都有争议的人，拥有无可争议的才华：他自幼聪颖，九岁就能做诗、写文章，后来成为诗坛上极负盛名的诗人、李杜之外的另一大宗———盛唐是诗的高峰，而王维便是站在高峰之巅的人之一。仅仅是这一项，便足以千古流芳，而对于他，这只是一生诸多成就之一。他工于草书隶书，娴于丝竹音律，还擅长绘画。这样多才多艺的人，难怪年轻时便名动京师，宁薛诸王富贵之门，“无不拂席迎之”。
不少天才往往外表丑陋或者性格怪异，但是根据唐人《集异记》记载：当年的王维却是白皙少年，风姿俊美，而且风流蕴藉，谈吐风趣。面对这样一个人，你除了叹息上苍的偏爱，还能说什么？就是这样一个人，感情生活也经得起挑剔，31岁丧妻，竟然不再娶，独身了几十年。
但是王维之所以是王维，毕竟还是因为诗歌。重温一下这些妇孺皆知的诗吧：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相思》）。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杂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插遍茱萸少一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渭城曲》）。……还有那些空谷传音、清新绝尘、读来耳目如洗、唇齿留芳的名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为这些诗句，我向王维致敬。
一般对王维的印象是：隐居在幽美山水间、不食人间烟火，但他早年的诗歌，却是充满豪侠之气的，像《陇西行》、《观猎》、《出塞行》，无不慷慨义气，《少年行》更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浪漫气息：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义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这样的浪漫主义，遇到现实的挫折，本来是很容易折断委地，或者归于放浪玩世的，但是王维没有，多遇坎坷之后，他能从苦恼尘俗中自拔出来，归于心灵的宁静。慷慨激昂与清静超脱，这样的两极，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恰恰证明他具有何等强大的心灵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他不论在何种处境下都毫不磨灭天才的光芒，都不失去一代诗人的风范。为了这种心灵力量，向王维致敬。
王维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是惊人的。同样天才的苏东坡是他的知音，评价他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句话几乎成了不同艺术门类互相渗透、作用的定理。许多诗评家对他都推崇得无以复加：清音有余（谢榛），清幽绝俗（施补华），短篇之极则；其气若江海之浮天（方东树），兴来神来，天然入妙，不可凑泊（王士），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殷�）……
最高的评价可能来自王士。他比较王维和韩愈、王安石后指出：“（韩、王）笔力意思甚可喜。及读摩诘诗，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红耳热，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好一个“多少自在”！实在是妙评、绝评。“工”、“奇”“秀”、“雄”是可及的，只是这“多少自在”，需要何等才气，何等性灵，实在高不可及！
至于“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风自笑”，可算最贴切、最迷人的赞美，秋水荷花，本已清丽绝俗，一派天然，况且迎风而笑，其风姿神韵，令人心醉神往。这些赞美本身的文辞也优美如诗，我相信是王维的熏染、点化，使这些人胸次玲珑，妙笔生花。为了这种罕有的艺术感染力，向王维致敬。
对王维的终极评价可能是这样的：“古往今来中国文人中最有才气的是三个人，李后主，王维，苏东坡。”作出这个断言的，不是我，是家父潘旭澜。对家父，这可能是自童年他以“床前明月光”为我启蒙以来，我第二次如此崇拜他。为了两代人之间这种文化血缘的沟通，我又多了一个理由，向王维致敬！

对王安石：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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