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地寺院的布局特点

早期汉地平地佛寺的典型布局，应兼具如下要素：寺院以阁楼式塔为中心，内供佛像或舍利；整体布局采用九宫十字中央轴线对称；塔四周由堂、阁、廊等围成方形庭院，僧房与佛堂形成相互抱合的格局；塔周围多平坦场地，为僧侣绕塔拜佛诵经之所；此类佛寺形制宏大，多为官方所建。如前述东汉时期洛阳白马寺、以及皇家敕建浮屠祠、《洛阳伽蓝记》所载永宁寺、徐州浮屠祠等诸多寺院，推测多采用此类布局制式。从近代考古发掘的汉末至南朝的佛教寺院遗址来看，部分印证如上的推测(此为理想模型，实际建设中定会有相应的出入，早期佛教寺院的构建要素及主导思想大致如此)。　　如上图四座寺院的平面图，左为北魏著名的佛塔永宁寺遗址的发掘平面图，中间为北魏洛阳思远寺遗址的发掘平面图。佛教传人东汉末至南朝期间将近500年，暂无实例可供研究。1949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平地佛教寺院做了一系列的挖掘保护工作，北魏洛阳永宁寺，北魏思远寺等一批重点寺院遗址相继发掘。此二寺属于佛教人华早期阶段中心塔式布局的典型。《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最大佛寺永宁寺“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僧房楼观一千余间……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宫墙也。四面各开一门”。现永宁寺遗址已经初步发掘，与文献记载十分吻合。寺院遗址中央为九层佛塔的基座遗迹，遗址庭院西方有夯土楼基，构图对称，可能原寺院四方都曾有过门楼。　　《魏书·释老志》记载洛阳白马寺建成后“遂为四方式”，可见当时中心塔式布局的形制十分普遍。根据对北魏上述佛寺发掘情况，逆向推测我国首座佛寺白马寺的布局形式，应以一座大型楼阁式塔为中心，四周廊庑门殿环绕，形成中央轴线对称的佛寺。　　此外，相比营建初期的白马寺，北魏时期寺院布局应更为丰富：寺内不再独竖佛塔，塔后已出现殿堂类建筑。这与当时佛教修行方式的改进有关：随着佛经的翻译，信徒不仅仅以绕塔顶礼为主要修行方式，而是更多的参与到禅修诵经的活动中。可以传法、讲经的佛殿，逐渐开始在寺院建筑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当前汉地持有早期佛寺布局的寺院基本已毁灭殆尽，但汉中著名的法门寺历经后代修葺仍保持原格局，显得弥足珍贵。法门寺号称“关中塔庙始祖”，寺内宝塔以藏有释尊真身舍利闻名于世。唐朝法琳所著《破邪论》对法门寺佛真身舍利做了记载：“佛既去世，弟子等以香木焚身……减后一百一十六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佛舍利……今洛阳、彭城、扶风、蜀郡、姑臧、临淄等皆塔焉。”此处“扶风”即为法门寺所在地陕西扶风县。　　据法门寺唐地宫出土《大唐成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载“元魏二年(公元555年)岐守拓跋育初启塔基，肇申供养”此为有准确纪年的可考史料，法门寺建寺之时定早于此，故应属于汉地早期典型的平地佛寺布局类别。根据上文分析，元魏二年之时法门寺布局推测为以供养释尊真身舍利的佛塔为中心，周围僧房环绕而成中轴对称的中央塔式寺院。后历经北周武帝法难，法门寺遭严重损坏，据记载“厢宇外级唯有两堂独存”。直至隋代，隋文帝大兴佛教，并效法阿育王广造舍利塔，法门寺得以复建。唐代为法门寺最繁荣之际。继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敕赐名为“法门寺”之后，法门寺以“佛真身舍利”而闻名于世，唐代多位皇帝每隔三十载赴法门寺迎请佛舍利，影响甚众。唐时密宗繁盛，法门寺成为唐王朝皇家御用道场，寺院规模也日趋宏伟，最终形成以佛祖真身舍利宝塔为中心，北、东、西三向连成“瑰琳宫二十四院”建制的宏大建筑群。明弘治初年《重修法门寺大乘殿之记》云：“大乘殿前有御香亭。最前有舍利塔，高叠七层，楞隅八方……见之者莫不景仰。雄峙千古，镇压关中……殿北侧东西，唐制二十四院、钟鼓楼、扩法幢、九子母殿并皆完俱。”明代的此段记载形象描绘出重修法门寺时寺院建筑的宏大场景。后来，法门寺历经多次重修，主要以宝塔和大殿为主，而周围配套院落逐渐毁坏，寺院规模逐渐缩小。如图11中所列法门寺为1987年法门寺地宫发掘时的测绘平面图，寺院坐北向南，为典型四合院式。中央矗立释迦佛舍利真身宝塔，南北轴绫上尚存两组建筑——大雄殿与铜佛殿，东西向有钟、鼓楼各一座。近代的法门寺规模甚小，已无法再现唐时宏伟格局，但寺院整体仍清晰的显现出早期营建时中央塔式十字轴绝的格局。　　同样，与我们隔海相望的日本也保留了一批具早期寺院布局风格的佛寺。日本“飞鸟寺式”寺院建筑为其中之典型代表。如图1l“飞鸟寺式”——大阪四天王寺，创建于推古天皇元年(公元593年，相当于我国隋朝)，从整体平面可见，佛塔位于整个佛寺的中心点；寺院布局十字轴绕关系明朗；佛塔之后建有金堂；佛塔及金堂处于回廊围合成的庭院内。四天王寺是日本最早的佛寺之一，据传系仿洛阳白马寺而建。四天王寺虽然历经后世再建，但仍基本保持公元5世纪初建时的规模形制。四天王寺的布局从侧面实证我国汉代早期佛寺亦为此类中心塔式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