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 曹禺 讲述了一个什么故事

学生出身的交际花陈白露住在大旅馆，靠银行家潘月亭的供养生活。童年和学生时代的好友方达生闻知她堕落了，从家乡跑来“感化”她，让她跟自己结婚并随自己回去。但对社会和生活都已失望的陈白露拒绝了他。

此时同楼的孤女“小东西”为了逃避蹂躏闯到她的房间，她虽全力救助，但终于还是被黑帮头子金八手下的人卖到妓院里，不堪凌辱而死。潘月亭也被金八挤垮，银行倒闭。陈白露慑于黑暗之浓重，看不见出路，黯然自杀。方达生则表示要与黑暗势力抗争，迎着日出而去。

扩展资料

剧本中心人物是围绕主要人物陈白露展览出来的，作者安排陈白露作为“穿线人物”，通过她带出来一个个人物来。剧本主要是通过陈白露寄居的豪华大旅馆，和小东西陷身的下等妓院为活动场景，将四方杂处的各色人等引进舞台，以展示各自性格，揭示社会风貌。

选择这样的地点来展示“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画面，也说明了作家艺术构思的巧妙。剧本中的人物除陈白露和方达生外，可分成两类：一方面联系着黑势力的代表金八、大丰银行的经理潘月亭、银行经理秘书李石清、富孀顾八奶奶、博士生张乔治、“面首”胡四以及旅馆侍役王福升等这些“有余者”；

一方面联系着刚到城市不久的小东西、大丰银行书记黄省三、老妓女翠喜以及卖报的哑巴等这些社会的“不足者”。这样便把“有余”与“不足”两个世界的景象都展现在观众面前，让人们看到了一幅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的里外两面。上层社会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下层人民的食不果腹、卖身卖命的悲惨生活。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日出

《日出》以3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天津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的华丽客厅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宝和下处”为具体地点，展示了“有余”和“不足”两个社会阶层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实现了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的揭露。全剧共四幕，其时间分别为：黎明，黄昏，午夜，凌晨。作品主要描写了三类人物：一是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在社会上发生不同变化的青年学生，如堕落为交际花的陈白露、仍然向往光明的方达生；二是"有余者"的代表和附庸，如银行家潘月亭、大丰银行襄理李石清、富孀顾八奶奶、面首胡四、打手黑三、洋奴张乔治、大旅馆茶房王福升以及没出场的恶霸金八等；三是社会底层的“不足者”，如妓女翠喜、被银行抛弃的小职员黄省三、不幸落入黑社会之手的小东西等。
　　曹禺在清华读书期间，特别是在河北女子师范教书期间，见识过许多“娜拉式”的新女性，陈白露就是她们中的一位。在没有走进社会之前，她们都是美丽而纯真的"竹均"，对未来充满理想；走进社会后，很快就变成了玩世不恭的“白露”。她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和美丽，在娱乐圈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暂时在现代大都市中站住了脚，没有重蹈子君的覆辙，但是，却面临着娜拉和子君都未曾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如何抵御金钱的诱惑和腐蚀。于是，很快投入了银行家潘月亭的怀抱，完成了从“不足者”到“有余者”的变化。方达生的出现，唤起了陈白露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但过去的美好也仅仅是回忆中的一点残留，她清楚地知道，已经回不去了，自己只是潘月亭养在鸟笼里的一只金丝雀，即使有方达生的援救，即使鸟笼的门可以打开，也已经丧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不会自己觅食了。陈白露是作者心中的一个理想，也是作者对这个理想的哀思，因此，即使她已经被彻底的锈蚀，但在作者的心目中，她仍然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女性，为了保护被人随意买卖的“小东西”，甚至不惜与金八作对。
　　在作品中，潘月亭、李石清和黄省三，构成了一个既互为对照又互为补充的“三段式”人物链，很好地表现了“有余者”和“不足者”的对立和变化。潘月亭和黄省三可以看作是“有余者”和“不足者”的代表，而李石清则可以看作是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典型。因此，作品中的“潘李之间的冲突”和“李黄之间的冲突”都是作者有意识地要“着力”描写的重点片断，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让人们看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残忍”。
　　李石清是一个极端自私而又阴险狡猾的人，而黄省三则是一个非常神经质而又胆小怕事的人。通过李黄之间的冲突，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石清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动因。黄省三现在的处境，就是李石清的过去，也有可能是李石清的另外一种前途，如果他不是像现在这样丧心病狂地不择手段往上爬，他完全有可能落入或重新落入黄省三的境地。反过来说，如果黄省三也像李石清一样有心计有手腕还有胆量，他也可能成为李石清第二。而李石清如果拥有了潘月亭的钱财和权势，他就会比潘月亭更加贪婪和荒淫。现在的李石清就如同“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在对待媳妇时就比当年的婆婆更加残忍。李石清非常看重自己现在的"襄理"位置，他深知自己往上爬的艰辛和屈辱，他看见了现在的黄省三就像看见了过去的自己，他从心底里瞧不起像黄省三这样的怯懦者和失败者。
　　与《雷雨》曾受到许多批评一样，《日出》也曾遭到不少严厉的质疑。诸如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喜剧因素问题、第三幕（宝和下处）的安排是否合理的问题，以及“突击了‘现象’而忘记了应该突击的‘现实’”，“没有把笔锋直接指向造成一切黑暗和罪恶的根源的帝国主义”等等，最后的焦点，集中在了从《雷雨》到《日出》的变化，是作者的进步还是退步的关键问题上。这是一个仍然可以进行再探讨的问题。一个得到了多数人认同的意见是：曹禺的这次“试探一次新路”的努力，不仅是成功的，而且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