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性格特点

一、王安忆小说创作的结构特色——线性流动美的叙事结构小说是一门结构的艺术，小说美学的本体不是意象，而是结构。的确，从逻辑上来说，小说任何一部分的产生，都毫不例外地被包孕在结构之中。王安忆小说的创作也非常注重结构的把握与设计。王安忆在小说讲稿《心灵世界》中曾说过：“我觉得好的作品，它就像一座大房子，里面房间很多，像迷阵一样”但她的线索却是简单的。我们只要找到一扇主要的门，这扇门一旦打开，我们就会非常顺利地走遍它所有的房间，并且发现所有的房间其实都是连成一体的。以王安忆的《我爱比尔》为例。其情节链分成四环：阿三爱比尔但比尔不爱她并走了——马丁爱阿三但阿三不爱马丁马丁也走了——阿三去宾馆寻找虚幻的爱情替代——阿三堕落事发被送至劳改农场。故事的开头，阿三坐在去劳改农场的客车上，颠簸着，“阿三看着窗栅栏后面的柏树，心想，其实一切都是从爱比尔开始的。说起来，那是十年前了。”于是故事就以阿三的意识活动开始，展开了第一个情节链。第二个情节还是以阿三的意识展开的，阿三仍然坐在车上，“望着丘陵上的孤独的柏树，心里说：假如事情就停止在这里，不要往下走，也好啊!她想起了那阵子”。第三个情节仍然是阿三的意识活动推动着故事的。阿三还是在车上，望着前往劳改农场路上的景色，“马丁与比尔相比如何呢?阿三问自己?”，第四个情节链则是由阿三在劳改农场的意识流完成，小说结尾的文字是：“阿三的心被刺痛了，一些联想涌上心头。她将鸡蛋握在掌心，埋头哭了。”随着阿三意识的终止，故事的叙述也终止了。二、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语言特色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品的一切内容，一切形式，都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作为读者，每阅读一篇作品，首先接触到的就是文学语言，一句沉甸甸的文学语言，像一条条轨迹，指引我们一步一步深入到作品的纵深处，探寻作家与作品的创作特色。因此，每一个作家，在创作作品的艰难历程中，无不视文学语言为自己作品的外衣，进行精心地搭配和裁制，力求形成自身的特色语言，王安忆也不例外。王安忆曾多次谈到她希望创造一个纸上的“宏伟建筑”，虚构一个纸上的“语言的建筑物”。她一直在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着小说语言的特点，这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及《漂泊的语言》、《心灵世界— — 王安忆小说讲稿》等著作中，可见她对小说语言的重视。（一）、梦幻的具体化语言20世纪80年代前期，王安忆小说的语言是以梦幻般诗化的具体化语言开始的她的文学创作。其语言清纯、质朴，似一缕清风给凄风苦雨的“伤痕文学”以清新之感。同属于反映“文革”十年的各种社会现象，王安忆把笔触伸向了人性的一面，其稚嫩而不掩天然的语言，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以《墙基》为例，“墙基”本身是具有抽象性的，像一堵隔在两种不同文化下，人们之间无形的心墙。这是人们都想逾越的心墙。在这篇小说中，作者运用了清新的笔调和独特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人与人之间是可以沟通，可以了解进而相互尊重的。作者通过少年的心灵感悟来阐述美好的人性，这里的独醒、蒂蒂还有阿年等本来都应是天真烂漫、清纯可爱的孩子，可在“文革”这混淆日月的年代便有了两种不同的命运。独醒、蒂蒂、冲冲等孩子，从小受着良好的教育，从小就懂得尊重人，因为他们知道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是由于人是有尊严的。人性是不能任意被践踏的。阿年等平民百姓的孩子，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可环境造就了他们的粗野、蛮横与无知，在没有辨别的情形下便盲目地跟随时代潮流，对别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自从阿年看了独醒的日记后，使阿年得到心灵的净化，懂得了人是什么，尊严是什么，作者是这样写的：“阿年哭了，从没有过的伤心，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从耳光里感到了屈辱。他恨得直咬他的枕头，他把枕头咬破了一个洞。爸爸在一边讥笑他：“啥地方学来得，死样怪气！”第二天，弄堂里都知道了阿年的事了。于是笑他死样怪气，阿年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孤独。”作者用极简约平实的语言，便把“文革”中觉醒的少年的心理精确、细致地描绘了出来。用颇具具体化的语言，简朴的白话把形象勾勒的栩栩如生。（二）、理性的抽象化语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王安忆语言创作的一个分水岭。王安忆一改前期创作的具体的语言风格来表现故事情节，而是越来越多的采用抽象化的语言来构筑属于她自己的小说世界。对于什么是抽象化的语言，在王安忆看来，抽象化语言不是用来直接展示情景，而是用来间接描写场景的。无论叙述故事，还是描写景物，无论阐释人物心理，还是描写人物对话，“其语言和语言方式全是作者自己的”、“全以客观的语言来描写，保持叙事与人物的距离”，“最为简单最无含义因而便是最抽象的语言”。1叙述化的抽象语言以《长恨歌》为例，作者采取的是叙述化的抽象语言来展开故事情节的。 如文中的“恰是在这静中显出了她们心的活跃。这活跃方才是被压着盖着，发不出声来，现在，就都是她们的世面了。”、“圣诞夜是在王琦瑶家结束的，从那热闹场出来，到平安里，就觉得静得不能再静，敛声屏息似的。”这里其中一个是写40年代上海小姐评选揭晓前一刻的一个场景，极言其静；另一个是80年代一个热闹的圣诞夜结束之后的静。这里不是具体展示场景，而是用平白朴实的语言间接描写场景。虽然读者没有身临其境，但可以通过作者的描述加之各自不同的想象出当时那种静到极致的情景。小说中的语言用的都是平白朴实的语言，都是普遍性的文字，这就是王安忆追求的效果。作者正是用这种普遍性的文字、叙述化的语言，讲述着王琦瑶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和由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构成的命运故事。2陌生化的抽象语言与其它的女作家不同，王安忆小说的语言表现其独特的体验与感受。有时读者要绞尽脑汁去寻找恰当的词语来理解她小说中的陌生化的抽象语言。以《长恨歌》为例。如：她们追逐潮流是照本宣科，不发表个人意见，也不追究所以然，全盘信托的。这里的“照本宣科”、“信托”，用的都不是人们通常使用、理解的意义，作者是将词汇的具体概念放弃，而取其抽象的概念，来表现王琦瑶们对潮流的盲目追随。她不相信，又不敢不信，心里有些挣扎。”这是王琦瑶接到导演让她去试镜头的电话后的心理活动。“挣扎”本是“用力支撑”之意，这里却用来表现她面对可能到来的机会，那种将信将疑、忐忑不安的心理。又如“王琦瑶没听他说完就转身走了，留下他在身后朗诵”，绣花绷上的针脚，书页上的字，都是细细密密，一行复一行，写的都是心事。”等等。正是这些偏离常规的用法，才会给读者以新奇的刺激，充分调动读者的想象力．使作品更加耐人寻味。 王安忆的小说在创作还有许多方面的艺术特色，不仅仅局限于她的结构和语言这两个方面。对于在文学领域仍然不断探索的女作家王安忆而言，她的小说创作仍然只是开始。希望她在今后的创作中能够突破现代小说创作的理论束缚，开创属于她自己也属于人类文学的新天地。

王安忆 同张爱玲一样 同为海派 文笔不辛辣 很温婉 是小家碧玉式的气场

王安忆创作的题材主要是：对现代都市的文化性格的追问和探索、对现代男女情感关系的描述与剖析

1、以女性体现都市的文化和变迁。

（1）题材的选择与张爱玲相似，创作视点受张爱玲的影响。

王安忆自己并不承认张爱玲对她有多大影响。但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在写上海和写上海女人这两点上，两人的创作是有着共同的契合点的。特别是《长恨歌》发表后，研究界普遍认为，这部作品填补了张爱玲之后中断了数十年有“海派小说”的空白，甚至直接把王安忆看作了张爱玲的传人。

但是，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认为主要体现在创作的题材上；也有人认为主要体现在人物的塑造上；还有人认为主要体现在作品的风格上，等等。专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中指出，“在《长恨歌》中，王安忆追求着一种古典式的情愫、一种舒缓的叙事语调。作品在风趣而典雅的叙述语言之中，透露出的是一种王安忆作为知识女性所特有的古典情愫和写作姿态。在王安忆的笔下，不论是对生活琐事的叙述，还是对人物心境的描绘，都富有古典诗词一般的意境，即使是性爱描写也充满了诗意。作家拒绝90年代那种外露而自然的性爱描写，创造了一种荡漾着生命活力的诗情。王安忆的这种情愫，主要得益于张爱玲的影响。……王安忆得益于张爱玲，不是摹仿张爱玲的风格，也不是学张爱玲的神韵，而是从大处着手，把握住了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即偏离‘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宏大叙事视角，而从个人的立场上开掘出都市民间的世界。”

（2）小说描写都市变迁与都市女性命运时的叙事空间呈开放性的特点。（与张爱玲的叙事特点不一样，张爱玲是呈封闭性的特点）
张爱玲笔下的都市与女性的命运是凝固的，人物的活动主要封闭在家族的空间里。

这样的叙述空间使作品人物的心理活动具有浓烈的家庭和闺阁的特点，人物的命运和性格的发展只能是在原地转，体现不出都市与人之间动、变的关系

王安忆，1954年3月生于江苏南京，原籍福建省同安县，现代作家、文学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复旦大学教授。
1972年，考入徐州文工团工作。1976年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1981年初与李章结婚。1987年调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1996年发表个人代表作《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4年《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
2013年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理性的抽象化语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王安忆语言创作的一个分水岭。王安忆一改前期创作的具体的语言风格来表现故事情节，而是越来越多的采用抽象化的语言来构筑属于她自己的小说世界。对于什么是抽象化的语言，在王安忆看来，抽象化语言不是用来直接展示情景，而是用来间接描写场景的。无论叙述故事，还是描写景物，无论阐释人物心理，还是描写人物对话，“其语言和语言方式全是作者自己的”她的小说创作仍然只是开始。希望她在今后的创作中能够突破现代小说创作的理论束缚，开创属于她自己也属于人类文学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