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看近些年来很多书还有一些在日本成为家长的国人都说其实篡改是没有的 或者说是几十年前曾经有几种小的教科书有篡改 日本主流教科书都是承认的 没有篡改 出于各种需要 就把篡改放大 所以给国人感觉好像一直都是篡改的

1、日本教科书的演变
在二战后，日本的教科书的制度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制度上，原来的国定教科书的制度改为审定制，国家仅通过文部省（现改为文部科学省）制定《学习指导要领》，提出基本的要求，而教材的具体内容，可由学者和教师编写，通过教育课程审议会审定后即可使用。而学校是否采用，则由各学区决定，各种教材通过竞争获得在学校的采用率。
在内容上，战后初期的教科书基本上摆脱了原来的皇国史观和军国主义的思想体系，代之以民主主义的内容。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有一定程度的描写，这是历史教科书的“改善”趋势。尽管这种“改善”是迫于国际压力，而且还很不彻底，但与战前和战争中的教科书相比，还是有根本的变化。
战后伴随冷战的开始，日本右翼势力也对历史教科书的“改善”趋势进行了顽固的抵制，不断地推动历史教科书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历史教科书的“改恶”趋向。总的来看，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是在“改善”与“改恶”这两种趋向的斗争中变化的。
历史教科书的改善趋势，表现在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和进步的学者教师不断追究侵略战争的责任，把侵略的历史事实充实在教科书中，并在教科书之外，通过辅助教材和和平教育向学生进行教育，以引导学生从加害的角度认识战争责任。特别是通过家永三郎从1965年到1997年的持续32年的教科书诉讼，为把“南京大屠杀”、“慰安妇”、“731细菌部队”等问题写进教科书铺平了道路。1997年通过审定的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共7种，全部介绍了慰安妇问题，6种介绍了南京大屠杀问题。于是，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改善”达到了战后的高峰。
日本的保守和右翼势力对历史教科书的改善趋势一直在进行抵制，从上一世纪的50年代开始，他们对上述改善了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三次集中的攻击。人们记忆犹新的是80年代中期的第二次攻击和2005年前后的攻击。从1997年历史教科书“改善”达到战后的高峰开始，右翼与保守势力便对改善了的历史教科书施加压力，迫使7种教科书从原来的记述基础上倒退，而且确定了编写反映右翼势力观点的教科书。因为文部科学省对教科书的审定每4年进行一次，所以到2001年， 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就出笼了。这一次，日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达到8种。
2.具体“篡改”历程：
1955年，日本民主党发动“第一次教科书攻击”，对日本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最大的一次篡改。这次篡改否定了“南京大屠杀”，把日本的“侵略”改成“进出”，淡化了日本加诸世界的伤害。为了还历史本来面目，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1970年编纂了新的历史教科书，并通过法律诉讼告倒文部省，使“南京大屠杀”等史实重新出现在日本教科书中。
1980年代初，出现了“第二次教科书攻击”，日本文部省再度强化了教科书审定标准。于是，“侵略”重新成为“进出”，“南京大屠杀”被说成是“在混乱中发生”……这次“攻击”由于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关注，特别是邻国的强烈反对，日本被迫在教科书审定标准中增加了“处理我国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近现代史的历史事件时，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考虑”的标准。教科书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
19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保守思潮泛起。一些日本右翼学者借机于1997年组成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挑起了延续至今的“第三次教科书攻击”。2001年4月3日，“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被文部省宣布为“合格”，通过了审定。虽然这部2002年版历史教科书，在审定过程中因被认为存在“严重问题”而作了137处修改，但其宣扬“皇国史观”的基调未变。用此书编撰者之一西尾干二的话说，修改不过是删繁就简，并未伤筋动骨。当年8月，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决定，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将为东京的两所特护学校采用。尽管日本右翼篡改历史不遗余力，不过，截至2004年7月，在日本全国544个选择区中，这本教材采用率不到0.1％，更没有被一所公立学校采用。
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是通过精心选取的历史资料，按照编者设计的叙述过程，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其唯心主义史观的理论体系。
第一步，《新历史教科书》在讲述日本的远古历史的时候，突出地强调日本文明的悠久与独特，竭力回避日本与亚洲大陆文明的关系，力图突破传统的日本文明受中国古文明影响的定论。该教科书在这一部分使用了相当多的资料与图片，其实是为证明后面的日本国的优秀所做的铺垫。
第二步，在上述基础上，教科书肯定性地叙述存在本来是有相当疑问的所谓的“神武天皇东征”，相反，对于已经成为历史定论的中国历史文献《魏志·倭人传》中关于卑弥呼的记载，该教科书却表示怀疑，因为与神武天皇相矛盾。为了鼓吹天皇制的所谓的“万世一系”。在学生的印象中建立天皇始终拥有绝对权威的印象，教科书处心积虑地回避日本中世纪天皇的势力虚弱而且被架空的历史事实，却以相当多的篇幅叙述“日本的神话”，包括日本天皇与神的密切的甚至是直系的关系，日本国受到神的护佑的故事等等，使学生建立以天皇为首的日本国的认识基础。
第三步，在进入到日本的近代社会的描述后，该教科书继续沿着上述脉络进行推论：中国与朝鲜都没有觉察到西洋的威胁，所以被西方列强战胜，而日本从幕府的后期就已经觉察到，所以日本能够独立。而其中的原因，与日本是神的后代有密切的关系。这种逻辑关系与教科书的古代部分的神国日本的铺垫恰好形成了呼应。
第四步，关于明治维新，《新历史教科书》强调所谓武士道的“为了公共利益而活动的”的立场，强调“全国的武士，最终是站在为天皇献身的立场，以皇室为统一整合日本的中心，所以使得政权的转移比较顺利地进行”。也就是说，《新历史教科书》将明治维新的核心问题归结为武士对天皇献身的“忠义”精神，将导致日本近代社会巨大变动的事件的原因归结为所谓武士的精神力量。在这样的铺垫下，该教科书毫不掩饰地歌颂明治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全文刊载鼓吹为天皇献身的“教育敕语”。而“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本来在战后被普遍认为是导致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膨胀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五步，前面已经为日本比亚洲其它各国优越的观点埋下了伏笔，所以接下来《新历史教科书》的逻辑就是：近代以来的日本在亚洲的活动，包括战争，都是围绕保护日本在亚洲的当然的领袖地位，都是合理合法的行动，即使发生过屠杀与伤害，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日本方面的自存自卫所必须的行动。日本人应当关注日本人的整体意识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即日本国民是如何在这些活动与战争中确立献身国家与天皇的意识这一精神层面的问题。
以上的五步环环相扣，步步深入，构成《新历史教科书》的理论体系。《新历史教科书》就是通过以上的五步（当然，也可以将这五步细致划分）将读者渐渐地引入其编织好的理论体系，也就是它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就是战前所谓的“国体论”。而一旦进入这一理论体系，人们所关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问题，人们所追究的侵略战争的责任问题，就都已经被彻底地转移或充分地淡化了。
3.邻国的态度

基本上，只要有媒体披露送审新版教科书的部分内容，日本周边国家就对该书的观点和内容纷纷提出严厉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