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同印度人民的往来，史书上有记载的是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今阿富汗)看到蜀地出产的竹杖、布匹。大夏人说这是商人从身毒(yuán dú，其时中国对印度的称呼)买来的。这说明我国的产品当时已输入印度。唐朝时候，统称印度半岛为天竺。唐与天竺交往频繁，表现为：1�双方不断遣使通好。641年，天竺国王尸罗逸多(戒日王)“遣使入朝”。唐太宗也一再派梁怀开璥(jìng)、王玄策等出使天竺。高宗、武则天、玄宗时使臣往来不绝，经常互赠礼物。2�双方经济文化交流频繁。647年，天竺摩揭陀国遣使来中国“献波罗树，树类白杨”。随即，唐太宗派人到天竺学习熬糖法。7世纪末，我国的纸和造纸术通过尼泊尔传到印度。印度的医学、天文历法、语言学、音乐、舞蹈、绘画和建筑艺术等，在唐朝时传入中国。孙思邈的《千金方》引用了天竺医学家的理论和天竺药物。天竺天文学家瞿昙罗曾担任唐朝太史，并编写《九执历》。僧一行改订历法，参考过《九执历》。唐朝十部乐中有天竺乐，唐《秦王破阵乐》在天竺也很受欢迎。敦煌、云冈及龙门石窟的壁画和雕塑，都受到天竺北部艺术风格的影响。
公元630年至834年的二百年间，日本派19次遣唐使(其中到达中国者为15次)来华，规模之大少者二百人，多者五六百人。这充分证明了当时日本对唐文化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了唐朝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鉴真六次东渡的感人事迹，代表了中国人民与邻国友好交往的真诚愿望。中日友好交往，既对日本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变、社会生活的进步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同时也丰富了唐朝的经济文化生活。
猪曰：吾问无为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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