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大哥李尧枚，比巴金大七岁，他头脑聪慧，在成都中学毕业时，成绩名列全校第一。由于他是长孙，因家庭需要，他放弃考大学化工系和到德国深造的理想，在家忍辱负重，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一度精神失常。他在婚姻上也是不幸的，他割舍了与表妹的爱情，与老人包办的张氏走到一起，并无奈送妻子到城外一个偏僻的村落里去生产。他在祖父、父亲的教导下，聆惯古训，从来没有想到要违背父亲的意志，所以根本没有反抗，也不敢反抗。他由于自身的责任，不愿离开这个家庭。他有时做工回来买些进步报刊与弟弟一起阅读，使巴金开阔了眼界。他对两个弟弟尧林、尧棠还是支持的，为他们筹备学费，使两个弟弟走出封建家庭这个牢笼，只有他一人到码头为他们送行，去千里外的上海。在家庭几乎破产的情况下，把家中的田卖了，兄弟各分2000元钱。他寄给巴金800元路费，让他去巴黎留学，后来又寄了700元。几年后，他曾到上海看望巴金，巴金劝他另谋生路，但他思想僵化，不为所动。他支持巴金以家庭为素材，写出小说《激流》，后来改为《家》，巴金希望以小说打动哥哥，拯救哥哥于水火之中，但当他的小说在报纸上连载，却接到来自成都老家拍来的一个电报，大哥尧枚服毒自杀了。“他好像一个人站在钢丝上行走，随时有从高空掉下来的危险。”封建家庭害了大哥是必然的，似乎说明，大哥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三哥尧林（在家中排行老三，实为巴金的二哥），比巴金大一岁，也是很聪慧的，他的情格开朗、乐观、很有理想，较大哥进了一步，也属他与大哥所处的地位不同。他与四弟尧棠一道走出家庭，迈入新天地。他中学毕业考上苏州东吴大学后，转入北平燕京大学。由于家庭破产无法继续为他提供学费，他就以更好的成绩来争取学校的奖学金，并把做家庭教师微薄的收入交自己的膳费。大学毕业后他到南开中学当英文教师。大哥自杀了，留下一个家庭需要他挑起担子，他心甘情愿地按月把自己一半薪金寄到四川赡养老家，另给巴金弟些许资助。他虽有工作干，但情绪低沉，生活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来，看电影是他生活中仅有的乐趣。他42岁那年患重病，巴金将他送进医院，他对四弟说：“有很多话要讲，只讲给你听”，又叹气说“来不及了”，第二天就在医院去世，他终生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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