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国库有多少钱

先看看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他的：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

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却说的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连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

“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事实上，明朝早在崇祯帝即位之前，就已名存实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真是没一个说的过去的，有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亲爹妈争名分而与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做什么将军、什么侯的皇帝，有喜欢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红丸的皇帝，有喜欢微服私访调戏良家妇女的皇帝，真是一蹋胡涂到了极致，整个二十五史，没有这么胡闹的朝代。

而且，明朝自始至终，外有边患，蒙古、瓦剌、满州相继而起，战事纷纷。内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宗贤、王承恩，相继把持朝政，而且自从有了奸宦的擅权，就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都使朝政内耗于此。

所以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了。这样的国家接了手，已无机会可言。

但是崇祯皇帝还是没有学他的祖先们，登基伊始，他就体现了他高出明朝皇帝的地方。一是果断，二是勤政。

天启七年八月丁巳，崇祯即皇帝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十一月乙巳，魏忠贤缢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伏诛。崇祯元年正月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崇祯二年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

这一系列的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看到了明朝的希望。（虽然他随后就宠信了宦官王承恩）。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记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而且，从崇祯的诸多举措来看，他也是想有为的，他在位十七年，动辄下《罪已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

如在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皇帝是如此说的。

“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明季北略》卷十三）

但就这样一个果断、勤政、爱民的皇帝，为什么会亡在流贼与清兵的刀下？

崇祯的果断是有据可查的，诛魏氏，是他十七年皇帝生涯中最光辉的事情。之后，他的果断就用错了地方。

怀疑＋果断，是皇帝给所有忠臣良将最大的毒药。袁崇焕，一个打死了努尔哈赤的功臣，一个让所的满州人心惊胆寒的军人，一个赤胆忠心，一心想学岳飞的人，最终与岳飞有了同样的下场，死在了最低劣的抄袭来的反间计上，自毁长城，是崇祯的果断。“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

崇祯的疑心是明朝皇帝中最大的一人。在杀了袁崇焕后，他越发的不信任大臣，在他的任上，究竟杀了多少封疆大吏，罢了多少内阁首相，没数过，但若算算年平均数的话，尤其是他在位的最后几年，可能没有人能比的上他。

如果一个皇帝在政事上是这般的果敢，那么，亡国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至于他的爱民，他的《罪已诏》，他动辄就下的“减膳、撤乐”的命令，那真是“汲汲于誉”，掩人耳目。崇祯年间，边患纷扰，流贼频仍，战事纷起十余年，北方大旱十余年，百姓无以为生，已到了易子为食的地步，国库无钱。显而易见。

在崇祯九年，其实就有人提出了解决财政空虚的方案，《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 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

“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这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大学士钱士升加以驳斥。

其实这个李生也是迂腐，大明朝存在了两百多年，哪有穷皇帝的道理，何况前朝还有好几个小气的把银子放的发了霉的皇帝和好几个特别会搜刮的皇帝。肯不肯拿出来才是关键，要皇帝向臣下要钱，那多没面子，而且他这样说，是不是暗指皇帝也留着私房钱不肯拿出来？他这个折子仅仅就这样处理了，是他的命大。

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打开内库一看，其“ 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这么多钱，若真是放用来放库赈灾助饷，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进不来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尽了（只是可能）。就算不够用，也比下《罪已诏》、“减膳、撤乐”要实惠的多，老百姓也会买他一点账。

崇祯的亡国，《明史.流贼传》中说的还是很全面:

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导致明朝的灭亡，党争、法坏、边患、流贼等等，无一不可写几本专著，这里只是一时之慨。
笑笑眉
　　
崇祯是个亡国皇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比较不挨骂的亡国之君。且看看历史上有名的几个亡国之君。汉末的汉献帝，软弱无能。陈后主陈叔宝，是个荒淫无耻有了名的皇帝。隋炀帝杨广，不说了，暴君的名气可与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长于妇人之手，几曾识过干戈？虽有一手的好词，却是以三千里江山为代价，最后做了违命候，连个小周后都保不住，生日都过不了。北宋二帝，徽宗与李煜差不离。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骂名多于同情（李煜因词而幸免）。

但崇祯不一样。先看看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他的：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

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却说的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连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

“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事实上，明朝早在崇祯帝即位之前，就已名存实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真是没一个说的过去的，有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亲爹妈争名分而与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做什么将军、什么侯的皇帝，有喜欢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红丸的皇帝，有喜欢微服私访调戏良家妇女的皇帝，真是一蹋胡涂到了极致，整个二十五史，没有这么胡闹的朝代。

而且，明朝自始至终，外有边患，蒙古、瓦剌、满州相继而起，战事纷纷。内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宗贤、王承恩，相继把持朝政，而且自从有了奸宦的擅权，就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都使朝政内耗于此。

所以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了。这样的国家接了手，已无机会可言。

但是崇祯皇帝还是没有学他的祖先们，登基伊始，他就体现了他高出明朝皇帝的地方。一是果断，二是勤政。

天启七年八月丁巳，崇祯即皇帝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十一月乙巳，魏忠贤缢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伏诛。崇祯元年正月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崇祯二年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

这一系列的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看到了明朝的希望。（虽然他随后就宠信了宦官王承恩）。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记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而且，从崇祯的诸多举措来看，他也是想有为的，他在位十七年，动辄下《罪已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

不可能有太多钱，崇祯虽然是亡国之君，但他也算个勤勤恳恳的皇帝。他在位的十七年里，为了支付巨额的军费开支，已经把明朝两百多年积累起来的皇室内帑都花光了。他自己穿的是麻布衣，周皇后把自己的首饰都捐出去了，还在皇宫内开辟菜地自己种菜，这都充分说明朝廷包括皇室都已经到了非常拮据的地步。李自成攻入北京之后对明朝高官进行逼抢，这也就表明了他并没在国库得到多少好处，才把怨气发在这些官僚身上。所以，一句话，明末崇祯帝的国库基本上没钱了，李自成进京后得了不少钱，但那都是从明朝遗臣身上捞来的。

明朝的癌症-从内部烂掉的汉族朝代

中国的传统社会和政治组织是从西周开始的家国体制，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这个体制对中国的一统和繁荣确实有莫大的好处，但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就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对立面了。皇帝有自己的家，大臣也有自己的家，各个家都是国的一分子，但各个家都想尽可能扩大自己的利益。这种扩大，是借用权力，从其他的‘家‘(权力小的)抽来的，对社会总财富的增长毫无用处。就好象癌症一样，明朝到了后期肿瘤扩散到全身，即使到了南明，福鲁唐桂诸王王朝内部，各王之间，仍然是你争我夺，私利高于一切。桂王手上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地时，孙可望李定国两个人还是斗得不亦乐乎。这种朝廷，不灭亡真是没有天理了。
明朝的灭亡，是最典型的从里面烂掉的例子。唐宋辽金元清诸朝的灭亡，外部压力或内部的民族与割据问题是主因，只有明朝是从中期开始一点一点烂下去，外部的压力只占很小的份额。没有满清，明朝一样要完蛋。
有人说张居正是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这个我也是相当赞同的。万历初年明朝居然还可以有这个一样良好的财政局面，不容易阿。不过反思之，在旧体制里搞这种改革，纵然有短期的效果，长远看来不过是暂时直接补充一些营养罢了，癌细胞不除，很快又会消耗得干干净净。纵观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改革是真正成功了的。为什么国家要改革？

关于崇祯的内帑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谎言可谓甚嚣尘上，谬种流传，为害甚烈，影响波及，甚至连一些专家学者也未能幸免！

我们首先看看崇祯内帑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当时人的记载
锦衣卫佥事王世德这样说：“廷臣动请内帑，夫内帑惟承运库耳，钱粮解承运库者有，一曰金花，二曰轻赍。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宫人宦官赏赍。轻赍银所以为勋戚及武臣俸禄随发，非唐德宗之私库，聚而不散者，安有余资？野史谓城破时尚有大内积金十余库，不知十余库何名？承运库外有甲字等十库存方物也。城破时惟车裕库珍宝存耳，乌有所谓十余库基金者？而纷纷谓上好聚敛，内帑不轻发，其不冤哉？！”《崇祯遗录》

《恸余杂记》：“闯贼西奔，括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两，驼载而去，天下闻而惑之。以为先帝宫中有藏金如许，足支数十年，而顾以二百四十万练饷之加，失天下心，致成瓦解。即甚昏愚，亦不至此。吴喧山曰，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

这两则记载很清楚表明，崇祯末期内帑里早就没有什么银子，已经是穷的一干二净。崇祯以皇帝之尊而至于在臣下面前堕泪，其中情形可想而知！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则史料也能验证上面的记载，在崇祯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也就是李自成进占北京前的一个月的时候。崇祯皇帝在中左门召见吴襄询问调动吴三桂军队进京保卫京师的可能性问题。《晚明史》的正文以及一个注释中有当时两人的对话记录（从上下文的注释来看应该是直接从《绥寇纪略.补遗上》中的文言文翻译过来的）“思宗严厉地责问吴襄：‘三千人何以抵挡百万之众？’吴襄则说‘这三千人并非一般士兵，……，因而能得死力。’思宗问：‘需饷多少’吴襄回答：‘百万’。思宗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调吴三桂勤王之议，终于因为经费没有着落而暂时作罢”[p1120]

这则记录很重要，不知道为什么以往论及崇祯内帑问题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当时的情况已经是如果崇祯不调吴三桂进京守卫，则京师沦陷的危险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出来的。吴三桂率军入京，不一定确保安全，但抵挡住李自成的进攻并非没有根据。以三万人的部队（其中三千人是精锐），要想在野战中战胜闯王十万大军，那自然不可能。但是用这三万人的军队守卫住北京城，可能性相当大。北京城池的坚固在当时整个中国也是首屈一指的。一般情况下，根本就打不下来，以土木堡之变后的瓦剌骑兵以及满清铁骑的威力数次打倒北京城下，也只能望城而止。想攻克北京城，要么内应，要么守城部队实在衰弱，事实上李自成最后之所以能轻松攻克也正是因为，在崇祯十六年的瘟疫之后，城中都是病弱，已无可用之兵。如吴三桂的三万生力军提前进入北京，参与守城，那李自成想要打下北京，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离甲申之变只有一个月了），调吴三桂关宁部队守卫京师，几乎是唯一的能够解救危局的选择。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唯一的选择，当时却也没有能马上决定下来。为什么呢？
吴襄说调动吴三桂入京需要军饷百万，而思宗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相差数额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之多，再加上一些大臣的暧昧反对态度，这样的情况下自然难下决心了（事实上直到3月6日，崇祯才最后决定调吴三桂率军入卫，这个时候大概也就不顾得什么军饷不军饷了，但为时已晚）。按照有些论者的逻辑，大概在这里，又是崇祯吝啬故意装穷，所以放着内帑中成千万甚至上亿的白银不用，硬说只有七万两来欺骗吴襄！只不过我请这些东西也动动自己的脑子，在当时的危急关头，崇祯究竟有什么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撒谎？莫非他真的是要钱不要命的怪人，命没有了，钱再多又有什么用？这些道理某些自以为聪明的论者知道，就崇祯是不知道这些道理的白痴？
事实上崇祯当时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恐怕还是说多了，对照他堕泪对身边近侍私下里说内帑的记载“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崇祯在吴襄面前多半还不敢彻底交代内帑的底细，这七万两只怕还是充门面的话，实际上可能是一万两都不满。当然也不排除这已经是向官僚太监们募捐后的内帑存银了（关于募捐我们后面再说）。

总而言之，根据上面这些史料的记载，崇祯内帑中确实已经没有银子了。那国库中有没有银子呢？也没有！《甲申纪事》中说：“予监督节慎库时，为甲申三月十五日，与主事缪沅交盘，库中止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自正月至三月，日以坐饷为令，或论省坐派，或官坐派，无虚日。至三月十八日始发帑金二万，赏守城军士，银未及发而城破矣。”

而李自成在进占北京之后，确实掠得大量金银，七千万两也好，三千七百万两也好（还有说三千七百万锭，每锭五百两，这就近于梦呓神话了，这样的话白银数量在180亿两以上，我不知道现在全世界的白银加起来有没有这么多？）。那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从现有各种史料记载来看，很清楚！是从大量富商、勋戚、官僚、宦官那里严刑逼勒而来。

彭孙贻在《平寇志》中说“（大顺军）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万之藏。贼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李）自成……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搜）括骡车数千辆，马骡橐驼数千，装载归陕。”

谈迁《国榷》说：“所掠输共七千万。大约勋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贾十之二。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

毛奇龄在《后鉴录》中也说：“（大顺军）进拷索银七千万两，侯家什三，阉人什四，官什二，估商什一，余宫中内帑金银器具以及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不及十万。贼声言得自内帑，恶拷索名也。”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李自成确实从北京城内掠得7千多万两的白银，但这些白银全部是出于拷掠富商、勋戚、官僚、宦官而来，大概比例是侯门贵族30%，宦官太监30%，所有的官员大臣20%，商人20%，加起来正好是百分之百，没有一点是出于皇宫内帑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内帑在其中占据的比例少到可以忽略不计！那皇宫内帑中金银的绝对数量有多少呢，一致的说法是内帑无数万之藏！毛奇岭说的更具体，就是李自成把皇宫里的所有值钱的器具，甚至“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全部加起来，也“不及十万”，在他们拷掠得到的财富中千分之一的比例都可能占不到。

那么如何来看待当时的另外一些记载呢？比如上面引用过的《甲申纪事》作者赵士锦说：“贼载往陕西金银锭上有历年字号，闻之万历八年后，解内库银尚未动者。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闯破城后，日以内库银骡车运至西安。见其锭上有凿万历八年字者。闻内库银用至万历七年止，八年以后俱未用也。陈陈相积，扃而不发，卒至以国与敌，可为后世有国者之戒。”
同时被俘的翰林院谕杨士聪亦说道：“内有镇库锭，五百两为一锭，铸有永乐年字，每驮二锭，无物包裹，黄白溢目。其其寻常元宝则搭包囗囗。按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两，金若干万……”[《甲申核真略》三四页转引自]

首先，这两人的记载本身就自相矛盾，一个说李自成军队押送往陕西的银子都是万历八年以后，上面有万历八年的字号，说是以前皇帝用的银子都是万历七年以前的，万历八年以后的银子根本没有动用过；另一个则说，这些银子上面是永乐年号。

这两个人的说法究竟哪一个是事实？如果说前者是事实，那么实在对明朝财政状况美化的类似于天方夜谭了。原来万历当政四十年开销的银子居然都是万历八年以前的？？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张居正确实有些莫名其妙了，他忙碌十年节省赢余下来的国库银子也不过是四百万两而已。而万历就似乎更有点受虐癖好了，他顶着文官对他的集体漫骂去收矿税，而他自己用的银子居然只是万历八年以前的，这不是自虐狂么？莫非他真是有挨骂的癖好？

如果说后者说的是事实，那就更是对明代白银流通使用状况的极端无知了。白银在明代的普遍使用还是在明代中叶以后，白银从海外大量流入中国也是在明代中叶以后，在明代前期，官方征收的赋税大部分也是实物形式，永乐时期从什么地方可以冒出这么多的银子来？编造谎言的人正是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所以才闹出这种笑话。

这两个人的记载显然都是出于道听途说，所以才有如此明显的错谬矛盾。而这这种说法的源头应该就是出于李自成军队的刻意编造的谣言，实际上前面引用的一些作者已经记载了谎言的源头，如彭孙贻说“内帑无数万之藏。贼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这意思就是说闯军用严刑逼打拷掠而从官员商人那里得来的银子，却扬言说是从大内获得，了解情况的人都感到痛恨。
至于那些银子上刻印的年号之类，大概也是李自成做的好事
“（李）自成……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搜）括骡车数千辆，马骡橐驼数千，装载归陕。”
熔铸金银的时候，顺便打上年号之类的，大概并不困难。事实上明朝皇帝收的银子似乎并没有打上年号的习惯，这只能说是李自成等人为了栽赃故意如此了。

还有一则很有名的记载是《明季北略》中的一段话“贼拘银匠数百人，凡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这段记载之所以有名也拜郭沫若所赐，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言辞凿凿的根据这段记载说“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发现’崇祯的皇库里藏有三千七百万锭银子，每锭重五百（十？）两，后来都被李自成运往陕西去了”。
这种记载的荒谬性是一目了然的。如果真是“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那就是180亿两，不知道现在全世界的白银加起来有没有这么多？
陈椿年讽刺郭沫若说“这样的嘲骂固然痛快，固然容易使人联想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富，只可惜所据的史料却根本经不起推敲。上述数字即使以每锭五十两计算，也已高达十八亿五千万两，而据万历年间张居正在奏折中计算，当时大明王朝全国‘计每岁所入……不过二百五十余万（两），而一岁支放之数，乃至四百余万（两）’〔1〕。大明王朝从朱元璋开国到崇祯亡国，不过二百七十年光景，即使每年赋税收入以四百万两计算，也须四百五十几年才会积累到十八亿五千万两，全部藏入皇库，”
更可笑的是郭沫若引用《明季北略》的话，都没有引全。实际上这条记载本身就被《明季北略》的作者所否定，郭沫若却似乎对此置之不顾！陈椿年说“更可奇怪的是，郭氏注明他的这一资料来自《明季北略》，然而就在该资料的同一条目中，《明季北略》作者明确指出：‘果有如此多金（指三千七百万锭），（则）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头）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也。’明明是被原作者否定了的假材料，郭氏却以假作真并据此立论，还要注明出处让原作者对它的真实性负责，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史料，这就很难说是在做学问了。”

以上是从当时一些最直接的记载，从正反两方面的分析来看看崇祯内帑究竟有没有一些人所说的那么多银子！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一些间接的记载来进行判断。

上面引用的史料已经说到了崇祯皇帝自己省吃减用，吃的少，穿的差，甚至把皇宫里“酒扈器具之金银者”都拿去变卖充作军饷，实际上，根据其他资料，崇祯变卖的不仅仅是那些酒扈器具，还包括皇宫内储存的人参等物品，如李清《三垣笔记》中记载“上忧国用不足，发万历中所储辽参出外贸易，予时市其中者，上有征也，色坚而味永，与他参迥异。……闻此番贸参，获可数万金”

连皇宫里过去收藏的人参都拿出来变卖供给国家使用了，算是卖得了几万两的银子。当皇帝或者当国家首脑能穷到这样的地步，把日常生活用品拿出来变卖补贴国用，古今中外大概再找不出第二个来！

内帑全部拿出来了，皇宫里的器具甚至人参都拿出去变卖了。这些都还不够，于是他还不得不象讨饭的乞丐一样，低三下四的向他的那些大臣属下以及皇室亲戚请求募捐，这无论正史野史都有大量的记载。《明史.温体仁传》中就有“帝忧兵饷急，体仁惟倡众捐俸助马修城而已”的记载。而明史薛国观传中同样有记载，《晚明史》樊树志已经将之翻译成白话，不妨引用一下“由于财政入不敷出，薛国观向皇上提议‘借助’，即向官僚勋戚以‘借贷’为名捐献金钱，声称：在外群臣包在臣等身上，在内戚畹，非皇上独断不可。他举武清侯李国瑞为例。如果李国瑞这一关能打开，其他皇亲国戚便不难就范”。结果是李国瑞一家故意装穷“把家中杂器摆到大街上出卖，搞的满城风雨”[p1048]，最后的结果崇祯皇帝迫于各方压力，只能作罢。

在崇祯十年四月二十七日的一次谈话中，崇祯皇帝吐露了自己苦苦哀求大臣勋戚以及地方乡绅们募捐以缓解国家目前的财政危机，结果无人响应的苦恼和困惑，他是这么说的“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公体国之心，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有了，怎么这等愚？”[晚明史p975]

到了明亡前夕，崇祯实在是半点钱都没有，甚至连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军饷都发不出来。只得再次厚着脸皮，低三下四的向他的那些大臣以及那些勋戚还有太监们请求捐助。结果是几个太监还慷慨一些“在京城只有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自捐了五万两银子，其余官僚个个如同铁公鸡一毛不拔。阁臣魏藻德仅捐五百两，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装穷。……太监徐高受命劝谕崇祯的岳父周奎”，结果此人始终不肯捐钱，“气得太监徐高拂袖而起：‘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周奎被逼无奈，才忍痛捐了一万两。其余勋戚官僚纷纷效仿，没有一个捐饷超过一万两？”
是不是这些人真的没有钱，不是的！后来李自成进占北京，严刑拷掠，“从周奎家抄出银子五十多万两，陈演也献银四万两”，至于其他商人官僚查抄出的银子更是不计其数，所以总数才有7000万两白银。

如果不是实在穷的叮当响，崇祯也实在不必受这份窝囊气，以皇帝之尊，而且是一些人公认的掌握有生杀大权的皇帝，居然要如此低三下四，死气白赖的象讨饭一样去哀求自己的臣僚下属捐献银子，而这些人不肯多捐，他也没有丝毫办法，这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大概也是空前绝后的奇闻！就算西方的国王之类，碰到这种情形，也用军队硬抢了！
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不仅表明崇祯皇帝的内帑确实已经一无所有，拿不出半点钱来，否则的话，莫非他真的是犯贱么？莫非真的是有自虐癖好么？放下皇帝的尊严去当讨饭，去受那些大臣勋戚的窝囊气？这是某些人笔下一向心高气傲，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的性格么？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做出一点合理的判断！

而且这个事实更是给一些拼命宣扬中国古代所谓皇权专制如何登峰造极，皇权之下，私人财产如何不受保护，而西方则是如何保护私有财产，国王权力如何受到制约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如果真象这些东西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古代（不包括蒙古和清朝）的皇帝要什么就有什么，全天下都是他的私人财产，那崇祯皇帝还募个什么狗屁捐，直接下道圣旨，让这些人把财产交出来不就行了？事实似乎倒是显示明朝的皇帝比起同期西方的那些国王们更有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以至到了国家万分危急的关头，居然还要依靠募捐这样手段来筹集军饷。

第二是内帑可能的收入支出；

有许多人把明朝皇帝的内帑当成聚宝盆,认为里面可以源源不断的生出钱财来。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相信崇祯内帑里有几千万甚至上亿两白银的神话。

但事实又如何呢?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明朝皇帝中可能是外快收入最多的万历的情况究竟如何?万历时期,皇帝内帑收入中最多的一项大概也就是矿税,矿税收入的数量,我们在上文中其实已经做过交代,这里不妨再引用一下

“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四年的十年时间里，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万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黄金一千多两”[《顾宪成、高攀龙评传》步近智张安奇著p29]

就算收上来的矿税一两银子都不用出去,全都存在内帑里面,那也总共只有五百七十多万两。
至于某些人臆想的几百万亩皇庄（实际上是官地）的收入就更是少的可怜，前面也已经交代过，这项收入不过是几万两的银子，甚至这几万两银子的收入也和皇帝没有多少关系。按黄仁宇的说法，“皇庄每年4万9000两子粒银的收入用以供应几位太后的开支。李太后所得大半用于北京郊外的石桥建筑和捐给宗教寺院”
那么皇帝还有一项主要的收入是所谓金花银
黄仁宇说金花银“每年有100万两白银，但其中大约有20万两要供应京城中武臣的薪俸”[p396]，此外宫廷中太监宫女的生活费用应该也是从金花银中支出，真正剩下的能够供皇帝直接支配的数量并不多。

而且关于金花银的问题，前面我们也已经引用过田口宏二的说法，实际上金花银的收入开支情况要受到户部的干涉，并不能看成是帝室专门的收入
“明代财政体系当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经费’，从内库的收入来讲，确有金花银（折粮银）和慈宁宫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经费来源。不过这些收入并不能算做帝室专用的项目。例如金花银原来是江南等地区的田赋，是属于户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间以后，这个项目虽然逐渐变成内库的收入来源，但到明末户部也一直干预金花银的收取和开销。……可以说除了若干庄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来没有专项财源”

关于这一点在黄仁宇的著作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一旦到了国家财政遇到困难的时候，这部份收入也就转变成国家行政或军事费用直接受到户部的支配，比如1543年，在一次廷议之后，嘉靖皇帝同意“让出金花银和皇庄子粒给户部，预期持续五年，但实际上一直持续到1558年。作为御马房和皇家苑囿的草场、牧地很早就已由户部接管，成为定例”[p361]

正因为如此，对于金花银对所谓内帑的贡献，不必做过高估计。另外万历还有一项收入是“云南每年向宫廷供应黄金2000两，1592年，万历皇帝将这个定额增加到4000两”，4000两黄金等于多少白银呢？就算按照黄金和白银一比十来计算，那也只是相当于4万两白银，这同样是一笔相当小的收入！

可以说就算把明朝皇帝中被说成是聚敛搜刮最厉害的万历皇帝全部所有可能的收入加起来，内帑在最多的时候，也不可能超过一千万两，要想超过一千万，唯一的可能是万历皇帝光收入，不支出，但偏偏一些喜欢丑化万历皇帝的东西笔下的万历又是生活奢侈，消费惊人的皇帝，什么公主的婚礼，皇子的婚礼，还有对亲信的赏赐等等都描述的绘声绘色。

满清编写的《明史》为了丑化万历皇帝，甚至说在万历时期，内帑就已经几乎用光了“内府告匮，至移济边银以供之”[《明史.食货六》]
当然《明史》为了丑化贬低某个特定对象，许多地方都自相矛盾，所以也不必全部当真，但是这条记载至少说明那种认为万历时期积存多少多少内帑，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内帑来留给崇祯皇帝，那不啻是痴人说梦。

而按照黄仁宇的说法，万历死的时候，大概给他的子孙留下了七百万两的白银，但这些银子也很快就被充公转交给户部。原话是“当他1620年驾崩时，紫禁城中的仓库被发现存有大约700万两白银，其中大部分被他的两个继承人——泰昌帝和天启帝——转移给各部”[p396]
《明史》本纪中的记载则有“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崩。丁酉，太子遵遗诏发帑金百万犒边。尽罢天下矿税，起建言得罪诸臣。己亥，再发帑金百万充边赏”。熹宗期间，把内帑充公转让给各部的记载在《明史》的本纪中找不到，但按照黄仁宇提供的注释，在《熹宗实录》中应该有相当多的记载（“《熹宗实录》页0052、0211、0231、0242、0418、0767、0773、2415”[p407 注释199]），《明史》出于丑化熹宗的目的所以对此没有叙述。

根据上面这些记载，崇祯即位的时候，内帑已经接近空空如洗，能有几十万两的银子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对于这一点，无论正史还是野史，记载都是一致的。比如《明史》中的说法，我们上面引用的那句“内府告匮，至移济边银以供之”其实仅仅是半句话，完整的话是“内府告匮，至移济边银以供之。熹宗一听中官，采造尤夥。庄烈帝立，始务厘剔节省，而库藏已耗竭矣”。无论内帑耗竭的原因是什么？（明史说是熹宗采造尤夥，其实未必如此），但耗竭本身则是肯定的。

《崇祯遗录》中的说法与此类似，可以相互印证：“熹宗在位七年，将神宗四十余年蓄积搜括无余，兵兴以来，帑藏空虚。”

既然前代遗留给崇祯的内帑根本就没有多少，那么有没有可能崇祯依靠自己积累出某些人传说中那么多的内帑白银呢？这就更是无稽之谈！崇祯的爷爷万历以聚敛而闻名，整整四十多年的时间的，积累的内帑数量最多也就只有7百万多两，崇祯登基十七年，连年用兵，光是军费开支消耗就不计其数，他用什么来积累某些人传说中的上千万两内帑？简直是天方夜谭！难道说内帑真的聚宝盆，可以自己生出银子来吗？

有人说崇祯收没魏忠贤的家产可以得到一大笔钱，这也不过是想当然的一派胡言！查抄魏忠贤家产，天下皆知，可以说万人瞩目，并非是秘密进行，也不可能秘密进行！如果真有很大一笔钱，怎么会不传的沸沸扬扬？不必说上千万两，只要能有几百万两白银，就已经足够形成轰动效应，已经足够作为魏忠贤一大罪状了。如果查抄魏忠贤真能得到这么一大笔钱，后来的文官请求皇帝发军饷的时候，岂有不提到的道理？

事实上，魏忠贤真正掌权得势不过是三年时间，就算他一年贪污受贿一百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了），那三年也不过就是三百万而已，三百万的话，一年的军饷就可以消耗干净了，而不会有任何存留！有记载说“忠贤所积财，半盗内帑，籍还太府，可裕九边数岁之饷。”
这种说法臆断成分居多，并没有任何实际根据，所以不足为信，

第三，是崇祯当政十七年表现的品格以及行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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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崇祯的内帑问题
明末三饷
崇祯时期的赋税同满清初期对比
明朝的赋税那么低为什么还会激起大规模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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