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应如何具备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

　　「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是同义词。同义词指的是相同的义理，惟义理的状态位置不同而已。「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因而是同义反覆的重复、差异和相同。惟「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并不是概念的规定，也不是道德伦理上的律令。甚而更不是生活的理想或者人生的目标。「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是事理在精神上的表现而已。说得再白一点，这两者根本就是知识的另一种表现，或者说，另一种质的替换状态。常人说，读书人要有风骨，或者追求什麼学术精神、价值取向等等。这全是胡昏的呓语。读书、风骨、学术、精神、价值或取向等等，全是同义词。换句话说，全是相同的意思，同一种道理或内容。把几个文字混杂在一起，试图说明什麼道理，冠上什麼道德伦理的帽子，全是不识字的一种瞎扯行为。「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全部是从事理而来。而事理者，不过是事物的关系或联系尔。什麼是事物的关系或联系呢？事物的关系或联系是谓圆融成就实现出来的一条一条的界线或界限谓之。事物者，即我们俗谓的物质、事理、事件、物理或事务的另一种说法。事物，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是从不存在的东西。它是被创造、生产或成就出来的。这个道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说过。在我们把一条一条的界限或界线设置上去，让一种关系或联系因为间隔、分别或陈列因而形成形势、格局或气象，构成消长、变化或发展，把状态或空间表现出来时，我们就称这样的状态或空间为事物。事物因而也才得我们所指认出来。为什麼要通过这种手法来把事物建筑起来呢？这是因为惟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说明一种状态、位置或场所。一种状态、位罝或场所，也正是通过陈列、排比或条陈，才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古人谓︰相间或闲隙为明，道理在这里。陈列、排比或条陈就是把相互作用的联系或运动表明出来的一种途径。因为成形、成器为用，在中文里，是以把成形、成器称之为物。孔子同样说过这种道理。《礼．哀公问》︰「敢问何谓成身，孔子对曰：不过乎物。」成身者，圆融实现出来的善美周全谓之。身为伸、躯、己或藏也。伸、躯、己或藏者，为善美、圆融无缺谓之。物因而在中文里被释为件、什麼和什麼之间、色、财或类等等义理。而事者，被释为使、营、治或理等等义理。因为事物的陈列、设置或排比成就了实现出来的圆融善美状态，那麼这里就有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状态。把这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放进心里，是以成就精神上的了然和理解。了然和理解即为知道。知道是什麼呢？知道就是匹配相当的途径和道路。匹配相当的途径和道理无非指著的是事理而言。惟不过现在它是被安置在精神里。知道，也就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说法了。在中文里，知道也就是思维、思虑、思想、知识、爱情或感情的另一种说法。因为精神上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对於事理也就能够判断、分析、预测或操作。其实这是废话。因为判断、分析、预测或操作正是事理的同义词。也就是说，它们根本就是事理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判断、分析、预测或操作当然是能。能也就是善、胜任或力的另一种说法。能够判断、分析、预测或操作，自然是技艺、艺术、算术、计谋、数理、气色、权力、欲望等等的义理。技艺、艺术、算术、计谋、数理、气色、权力、欲望也就是判断、分析、预测或操作的同义词。既是能够，既是通技艺、艺术、算术、计谋、数理、气色、权力、欲望等等义理，那麼就是通达无阻、心想事成、无缺无憾或者自由自在、怡然自得，凡事顺畅，随心所欲。因为对於事理通达无阻、心想事成、无缺无憾或者自由自在、怡然自得，凡事顺畅，随心所欲，勇气、人格、自由、尊严、气势、伟大或格调等等自在其中。无能的人是没有说话的权力的，因为软叭叭的，自己都站不起来，没人会去理会这种人嘴里咕噜什麼。有能力的人才谈得上坚挺和风骨，唤水自能结冻。道理是如此。那麼，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从事理来的。可又要如何取得事理呢？自然是要取得事理。取得事理，也就是要读书了。读书，不多不少，正是抽取出圆融善美谓之。读者，抽、取、绎、虖豆或止是也。而书者，如、是或庶也。抽、取、绎、虖豆指的是成就一条一条的界线或界限，如、是或庶指的是圆融善美的状态。因为修业，功成名就，是而成就自由、思想、精神和独立等等义理。因为这样，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就表现出来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不是由嘴巴说出来的，那是能力使然。换句话说，那是体现出来的事态。徒然标新立异、敢做敢为，那是无知。无知，就会死得不明不白。这不就跟自己过不去了吗？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句话出自陈寅恪之口。从陈寅恪的1925年，陈寅恪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被他所拒绝。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
这句话也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心目中的大学精神。这句话一听起来还是十分之有吸引力的，作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达到的境界是他们所欲最求的最终目标之一，而王国维，陈寅恪等优秀知识分子作为榜样也值得后世之人的效仿。每个时代的成功者，都是能够超越“围墙”自主命运的人。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名句，也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校训。同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则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一个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一个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弥补。其实，这也正是我们对心态开放、打破围墙、追求人生开放的重要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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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污浊不堪的社会环境下保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为当时之强硬势力软硬胁迫，例如在建国前的陈寅恪，朱自清，老舍等一批知识分子，乃是知识分子之楷模；相反的，顺从于当时之时势，并与之同流合污者，即使在文学上有不凡造诣但也逃脱不了后人的口诛笔伐。所谓“独立”，“自由”，并不是没有条件的也不是绝对的。独立与自由只能在一定的前提下，一定的阶级立场上的独立，自由。比如，你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去实现你的独立，自由，但是并不能触犯其法律。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认为，为了使学生得到自由发展，免于“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必须使大学成为“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成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因此，在学术上，不论古今中外，凡是有名的学派和有价值的学术著作，都应该收集和研究。这样，“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他主张学术自由，“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去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由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使“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学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能在大学中同时并存。
在人格独立的基础上，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主要要体现在他在求真道路上的纯粹性上，这可能是做学问的人最需要的，又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最难具备的。我觉得，真正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会对环境漠然置之，但多会和环境保持必要的距离。那些和环境融为一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他们的学问、人品，一般来说是靠不住的。这样的人必然会从环境中得到足够的名利，但他们留给世人的又必然多是垃圾。他们之所以成为学术垃圾的制造者，并不是他们的脑袋灌了水，而是他们的人格让驴踢了。不过，这世界也越来越奇怪，先辈们教诲的“要做学问先做人”，似乎在当代失效了，我以为并没有失效。现实中的不良文人，就不是为学问而在的，他们不做人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凡大师，在成为大师的过程中，有谁不是人格上的健将，有谁没有独立的精神、人格?倒是有些大师因放松了“做人”的标准，从而失去了众人的尊重。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成为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陈寅恪先生在二十年代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最明显的就是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亦即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早已失明的陈寅恪亲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说：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我们知道，我们有一时期的思想专制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严峻和残酷，正如贡斯当所说，你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丧失了，它“强迫人们说话，它监视人们思想中最隐密的部分，它强迫人们违背自己的良知而说谎，它剥夺了人们拥有一个最后的避难所的权利”。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被迫互相告密，互相揭发，不断地否定自己，以求取一点人身安全的残存空间。在强权面前，强度的体力折磨与改造面前，所有的自尊和信念一点一点地瓦解掉，于是再无独立人格，再难撑起中国的脊梁。
　　但也有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他们是真正的“脊梁”。
　　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中坚持科学与真理，他甚至婉言拒绝了周恩来总理要求“妥协”的好意劝解，以年近八旬之躯对抗全国“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急风骤雨，从北大校长沦为戴罪之身，却依然铁骨铮铮，毫无半点馁意，真正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
　　梁漱冥老先生，面对当时无人敢说一个“不”字的毛泽东，以文人的傲骨，“为圣人师”的使命感，说了一句“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
　　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却是，有许多知识分子，却自觉自愿地、争先恐后地献媚、出卖自己、出卖朋友，所说的话之肉麻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佞臣所能想象的。
　　有人分析说，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太缺乏对历史的洞察力，缺乏对现实的判断能力，太喜欢权力、太希望借着权力干一番惊世伟业，因此，他们没有任何原则，即使偶尔有点原则，也可以非常轻易地放弃。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从来就很少有人存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原则，翻遍中国学人的皇皇巨著，又几人争过自由，求过独立？这才是他们最大的悲哀。他们愿意卷入权力圈，那么，被权力碾得粉碎也就是该得的报应。
　　于是，长期以来，我们就培养这样或那样的缺少独立人格的所谓的“人才”。
　　在过去，是政治，是强权使他低头，在今天这个市场经济时代，则是物质的诱惑，金钱的魅力使他同样失去了独立的人格。
　　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通国好像都沉浸在这种“经济压到一切”氛围中，于是我们好像总是怕发展不了经济，深怕中了斯大林的话，叫做“落后就会挨打”。即使现在，中国的经济有了些发展，中国人计算的又是GDP的总值如何？增长率如何？什么时候总量可以赶上，什么时候人均可以赶上先进国家？再过一个世纪能否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然而不知道到那个时候，即使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达到了，要取得世界各国的尊敬，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力量、文明的程度。
　　因此，培养一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公民，提高我们的文明程度应该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这一精神应该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
　　而作为社会科学的广义的教育，实际上需要有一种真正的从人的终极关怀角度来确立的教育目标，我把他叫做人格教育或人格塑造。
　　我们的教育现在缺乏一种人格的塑造，或者由于教育者的局限性，不知道要把受教育者塑造成一种怎样的人格。
　　而今天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的教育要有人造塑造这一重要内容，教师的人格应该配得起这种人格，首先教师应该有“新的知识分子”人格，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次要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一种具有“新的知识分子”人格的人。
　　从社会和国家需要的角度来培养的人，是我们的教育目的，但这种人格的塑造也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