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少年时代在家塾学习诗书经传，喜欢野史杂录和民间绘画艺术。1898年就读于洋务派创办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数月后重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开始接触新学。1902年到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1904年4月结业，6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这一时期开始参加各种民族民主革命活动，广泛涉猎西方近代科学文艺书刊。最早的一篇译述文章《斯巴达之魂》前半部分发表于l903年6月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第5期(后半部分载于第9期)；同年在东京出版了第一本翻译科幻小说《月界旅行》。 1906年弃医学文，希望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未果，转而在《河南》杂志发表《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重论》等重要论文。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第一集，1909年出版。1909年夏回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1年用文言写了第一篇小说《怀旧》，思想特色和艺术风格，都与后来小说相同，捷克学者普实克认为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1912年2月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教育部迁往北京。1918年5月开始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等专集都被收录在各类教材中。其中，1921年12月发表《阿Q正传》。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沈钧儒手书）三个字。 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1957年版本，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2005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八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鲁迅曾因为母亲的安排娶朱安为妻，但朱安其貌不扬，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思想很陈旧，鲁迅的家乡绍兴有一种风气，看不起离婚的女人，鲁迅心善，不想让朱安沦落到如此地步，只好借出去工作为由，离开了朱安，后另娶了许广平，1929年于上海生下了周海婴。朱安一生都没有和鲁迅圆过房，生不了孩子。鲁迅死后，是朱安为他守灵；但朱安死后却没人为她守灵，朱安终其一生始终是不幸的。
生平和创作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
家庭背景
出生日期：清光绪七年辛巳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
出生地：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鲁迅原名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
祖父周福清（1838一1904），原名周致福，字震生，又字介孚，清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欲县知事，此时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后任内阁中书。
父亲周伯宜（1861一1896），字伯宜，曾改名文郁，秀才，闲居在家。
母亲鲁瑞（1858一1943）当地举人鲁希曾三女，思想颇为开通，出身于绍兴近郊安桥头一户官宦人家，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家庭：
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孚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那一 quot;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鲁迅真是幸运，他的人生长途的起点，就设在这样一处似乎距乐园相当近便的地方。
图片：http://baike.baidu.com/pic/1/12047581136754928.jpg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 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
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孚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那一 quot;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鲁迅真是幸运，他的人生长途的起点，就设在这样一处似乎距乐园相当近便的地方。
这就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介率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 远远的。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周介率甚至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一 quot;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的雄心，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鲁迅家中有两只大书箱，从《十三经注疏》和《四史》，到《王阳明全集》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古文析义》和《唐诗叩弹集》，到科举专用的《经策统纂》，甚至《三国演 义》和《封神榜》那样的小说，都挤挤地堆在其中，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中，不少人也藏书甚丰，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好玩的书，从画着插图的《花镜》，到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几乎什么都有。
一次，一位亲戚甚至允许鲁迅到一间堆满杂书的小屋于里自由翻拣，他推开那房门的一刹那间，脸上的表情会是多么惊喜！从六岁开始，鲁迅就开蒙读书，先是随本家亲戚学，后来又被送到绍兴城内最有名的一家三味书屋去读经书，《论语》、《孟子》……甚至连古旧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也在塾师的指导下读了一遍。自然，要他自己说，一定不觉得这样读书有什么快乐，但是，一个小孩子初生人世，不愁吃穿，又受着书香门第的熏陶，有傅学的老师指点，能够日日读书，还能用压岁钱自己买喜欢的书来读，这实在是那个时代的小孩子能够享受的最好的条件了。
中国是个讲究父权的国家，独多那种粗暴专横，将子女认为私产的父母，你就是生在再富裕的家庭里，倘遇上这样的父母，你的童年仍然会被糟蹋得暗淡无光。鲁迅的运气如何呢？周介孚虽然脾气暴躁，有时候要打骂孩子，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得相当开通。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总是直接就读四书五经，叫一个六岁的孩子天天去念"学而时习之"，他会多么痛苦？周介孚却不这样，他让鲁迅先读历史，从《鉴略》开始，然后是《诗经》，再然后是《西游记》，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即使读唐诗，也是先选白居易那些比较浅直的诗，然后再读李自和杜甫，这就大大减轻了鲁迅开蒙的苦闷。祖母更是特别疼爱他，每每在夏天的夜晚，让鲁迅躺在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摇着芭蕉扇，在习习的凉风中给他讲故事，什么猫是老虎的师父啦，什么许仙救白蛇啦，鲁迅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味和惬意。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神态一本正经，却比祖父更为温和。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鲁迅在《朝花夕拾》的那一篇《五猖会》中，记过他一件事，就是在小鲁迅那样快乐的时刻，偏偏逼他去背书。可实际上，周伯宜平时对儿子们的读书，监督得并不紧。在日常管教上，更常常很宽容。 有一次鲁迅和弟弟偷偷买回来一本《花经》，被周伯宜发现了，他们又害怕又绝望，因为这是属于闲书，一般人家都不许小孩子看的："糟了，这下子肯定要没收了！"谁料周伯宜翻了几页，一声不响地还给了他们，使他们喜出望外，从此放心大胆地买闲书，再不用提心吊胆，像做贼似的。至于母亲鲁瑞，对他的挚爱就更不必说了，几个孩子当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鲁迅。从人情来讲，父母总是爱子女的，可由于中国人祖传的陋习，这种父母之爱竟常常会演化成对幼小心灵的严酷的摧残。当然不能说鲁迅就没有遭过这样的摧残，他后来会写《五猖会》，就说明内心也有深刻的伤痕。但总的来说，他还是相当幸运的，至少在童年，他经常都是沐浴在温和宽厚的长辈之爱中。
因为在他看来：“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 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
所以说鲁迅用笔做武器
鲁迅致力于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中华民族国民性的改造问题。在某种意义上， 鲁迅辛苦辗转的一生就是“诊治”中华民族国民性的“病根”，为中华民族千方 百计“求药”的一生。鲁迅尽管没有系统地提出一套完整的国民性理论，但他却 用笔做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愚昧、落后、与阴暗的各个角落，给予了前所未有 的清理与扫荡。
鲁迅的这一工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化先驱中，在发起和倡导新文化运 动的社会效用方面，鲁迅不如陈独秀、蔡元培；在介绍西学与整理“国故”方 面，鲁迅不如胡适；甚至在反对封建制度与封建文化方面，鲁迅不如当时的钱玄 同、吴虞等战将激进， 但是，能够坚持不懈地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的立场，并对 它作出深入、细致的解剖的，却要首推鲁迅一人。他对中国传统病态文化的体验 之深，感受之敏锐，在现代文化史上又堪称“独一无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完全可以说鲁迅挖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老根。不过，这个“老根”究竟是什 么，却又很难用一两句话解释清楚。对这个问题自然可以见仁见智。如果从广泛 意义上的宗教学观点来阐释，笔者认为，鲁迅通过自己的独特体验和敏锐观察， 抨击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而又无所不在的原始宗教的人文精神与人文环境的各个 方面。国民性问题，说到底也是这个原始宗教的人文精神与人文环境问题。鲁迅 一再抨击的中国人的奴性意识、权势崇拜、“无特操”、“无坚信”、“瞒和 骗”、“做戏的虚无党”等国民劣根性，也都是这种原始宗教的人文精神的外在 表现。一句话，鲁迅用大量的事实和深邃的体验向我们启示：原始宗教的人文精 神与人文环境，是造成国民性落后的最深沉、最主要的根源所在。而且很少有人 注意到，鲁迅对中国传统宗教和文化“无坚信”、“无特操”、“瞒和骗”、 “做戏的虚无党”等劣根性的批判，恰恰是在自觉不自觉地以“有坚信”、“有 特操”的佛教、基督教等高级宗教作为参照系而得出的结论。
鲁迅对传统文化所下的“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断语，其实正包含着中华 民族尚处于野蛮、落后的民族原始文化阶段的评判，这种文化上的落后与野蛮， 恰恰是原始宗教的人文精神所致。在这个原始宗教的文化断层上，“吃人，劫 掠，残杀，人身买卖，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有一件 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辫，吸鸦片，也正与土人的奇形怪状的编发及 吃印度麻一样。至于缠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了。他们 也喜欢在肉体上做出种种装饰：挖空了耳朵嵌上木塞；下唇挖开一个大孔，插上 一支兽骨，象鸟嘴一般，面上雕出兰花，；背上刺出燕子；女人胸前做成许多圆 的长的疙瘩。可是他们还能走路，还能做事；他们终是未达一间，想不到缠足这 好法子。……世上有如此不知肉体上的苦痛的女人，以及如此残酷为乐，丑恶为 美的男子。”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尖锐地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 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 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吃人”是鲁迅对中国封建礼教的一种特殊感悟与概括。但研究者往往只是突出 了鲁迅所说的“吃人”的象征意义，却忽略了其中的实指意义。近来已有学者开 始注意到了此点，例如一位来自韩国的美国人曾有一本专门研究中国古人吃人行 为的专著，题目是《中国古代的食人》，“作者指出，‘食人’行为是人类都有 的，不仅仅限于中国，因为人类在追求生存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灾荒中、在战争 中，在原始社会的历史中，都有食人的记载，问题是中国的‘食人’记录，在世 界上却是少有的。它的次数之多，它的残酷性，和它的理论色彩（即有理论的吃 人），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其实只要查一下中国的正史与野史，关于 “吃人”的记录真可谓是屡见不鲜，而且还被封建礼教宣扬为“吃得有理”。 《左传》中有“易子而食”的说法，《管子》中则有这样的记载：易牙蒸了自己 的儿子吃给齐桓公吃，还被齐桓公赞之为“忠”；而根据封建孝道的规定，父母 生病时，做子女的为了表示自己的孝道，可以从自己身体上割下一块肉来让其吃 掉。《二十四孝图》尽是赞美的这一类残酷行为。在这表面礼仪廉耻的背后，是 血淋淋的原始宗教意味。尤其可怕的是，这种吃人现象不仅中国古代屡见不鲜， 甚至还发生在人类文明已高度发达的本世纪七十年代：在文革当中，大家知道，广西地区曾 经出现食人的现象。据有关人员的专门调 查，甚至出现了“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某县，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 就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死，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 而上，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便割哪块肉。一老太太听说吃眼睛 可补眼，她眼神不好，便成天到处转悠，见有“批斗会”，便挤进人丛做好准 备。被害者一被打倒，她便从篮子里摸出尖刀挖去眼睛掉头就走。有几位老头子 则去吃人脑，每人在人脑上砸进一根钢管，趴下就着钢管吸食。有妇女背着孩子 来，见人肉已割尽，万分失悔。孩子身体体弱多病，想给孩子吃点人肉补补身 子……这样的既有“阶级斗争”理论指导，又有原始习俗的支持，因而拥有一定 基础的“杀人”、“食人”是中国传统中最为可怕与危险的部分。这样的传统是 万万要不得的。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这段文字，就是因为这样的事例能够非常典型地折射 出当代中国人文环境某些极端落后与野蛮的方面，也是为了给那些鼓吹中国文化 “天下第一”、预言下个世纪必将是“中国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学大师们提供 一个反面例证。考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绝不应仅仅限于它的文化 典籍，它的媒体宣传，更应该实事求是地考察一下普通民众真实的生活与心理状 态，因为文字总比事实好看得多.
因为在他看来：“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 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
所以说鲁迅用笔做武器
鲁迅致力于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中华民族国民性的改造问题。在某种意义上， 鲁迅辛苦辗转的一生就是“诊治”中华民族国民性的“病根”，为中华民族千方 百计“求药”的一生。鲁迅尽管没有系统地提出一套完整的国民性理论，但他却 用笔做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愚昧、落后、与阴暗的各个角落，给予了前所未有 的清理与扫荡。
鲁迅的这一工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化先驱中，在发起和倡导新文化运 动的社会效用方面，鲁迅不如陈独秀、蔡元培；在介绍西学与整理“国故”方 面，鲁迅不如胡适；甚至在反对封建制度与封建文化方面，鲁迅不如当时的钱玄 同、吴虞等战将激进， 但是，能够坚持不懈地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的立场，并对 它作出深入、细致的解剖的，却要首推鲁迅一人。他对中国传统病态文化的体验 之深，感受之敏锐，在现代文化史上又堪称“独一无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完全可以说鲁迅挖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老根。不过，这个“老根”究竟是什 么，却又很难用一两句话解释清楚。对这个问题自然可以见仁见智。如果从广泛 意义上的宗教学观点来阐释，笔者认为，鲁迅通过自己的独特体验和敏锐观察， 抨击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而又无所不在的原始宗教的人文精神与人文环境的各个 方面。国民性问题，说到底也是这个原始宗教的人文精神与人文环境问题。鲁迅 一再抨击的中国人的奴性意识、权势崇拜、“无特操”、“无坚信”、“瞒和 骗”、“做戏的虚无党”等国民劣根性，也都是这种原始宗教的人文精神的外在 表现。一句话，鲁迅用大量的事实和深邃的体验向我们启示：原始宗教的人文精 神与人文环境，是造成国民性落后的最深沉、最主要的根源所在。而且很少有人 注意到，鲁迅对中国传统宗教和文化“无坚信”、“无特操”、“瞒和骗”、 “做戏的虚无党”等劣根性的批判，恰恰是在自觉不自觉地以“有坚信”、“有 特操”的佛教、基督教等高级宗教作为参照系而得出的结论。
鲁迅对传统文化所下的“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断语，其实正包含着中华 民族尚处于野蛮、落后的民族原始文化阶段的评判，这种文化上的落后与野蛮， 恰恰是原始宗教的人文精神所致。在这个原始宗教的文化断层上，“吃人，劫 掠，残杀，人身买卖，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有一件 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辫，吸鸦片，也正与土人的奇形怪状的编发及 吃印度麻一样。至于缠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了。他们 也喜欢在肉体上做出种种装饰：挖空了耳朵嵌上木塞；下唇挖开一个大孔，插上 一支兽骨，象鸟嘴一般，面上雕出兰花，；背上刺出燕子；女人胸前做成许多圆 的长的疙瘩。可是他们还能走路，还能做事；他们终是未达一间，想不到缠足这 好法子。……世上有如此不知肉体上的苦痛的女人，以及如此残酷为乐，丑恶为 美的男子。”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尖锐地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 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 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吃人”是鲁迅对中国封建礼教的一种特殊感悟与概括。但研究者往往只是突出 了鲁迅所说的“吃人”的象征意义，却忽略了其中的实指意义。近来已有学者开 始注意到了此点，例如一位来自韩国的美国人曾有一本专门研究中国古人吃人行 为的专著，题目是《中国古代的食人》，“作者指出，‘食人’行为是人类都有 的，不仅仅限于中国，因为人类在追求生存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灾荒中、在战争 中，在原始社会的历史中，都有食人的记载，问题是中国的‘食人’记录，在世 界上却是少有的。它的次数之多，它的残酷性，和它的理论色彩（即有理论的吃 人），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其实只要查一下中国的正史与野史，关于 “吃人”的记录真可谓是屡见不鲜，而且还被封建礼教宣扬为“吃得有理”。 《左传》中有“易子而食”的说法，《管子》中则有这样的记载：易牙蒸了自己 的儿子吃给齐桓公吃，还被齐桓公赞之为“忠”；而根据封建孝道的规定，父母 生病时，做子女的为了表示自己的孝道，可以从自己身体上割下一块肉来让其吃 掉。《二十四孝图》尽是赞美的这一类残酷行为。在这表面礼仪廉耻的背后，是 血淋淋的原始宗教意味。尤其可怕的是，这种吃人现象不仅中国古代屡见不鲜， 甚至还发生在人类文明已高度发达的本世纪七十年代：在文革当中，大家知道，广西地区曾 经出现食人的现象。据有关人员的专门调 查，甚至出现了“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某县，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 就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死，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 而上，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便割哪块肉。一老太太听说吃眼睛 可补眼，她眼神不好，便成天到处转悠，见有“批斗会”，便挤进人丛做好准 备。被害者一被打倒，她便从篮子里摸出尖刀挖去眼睛掉头就走。有几位老头子 则去吃人脑，每人在人脑上砸进一根钢管，趴下就着钢管吸食。有妇女背着孩子 来，见人肉已割尽，万分失悔。孩子身体体弱多病，想给孩子吃点人肉补补身 子……这样的既有“阶级斗争”理论指导，又有原始习俗的支持，因而拥有一定 基础的“杀人”、“食人”是中国传统中最为可怕与危险的部分。这样的传统是 万万要不得的。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这段文字，就是因为这样的事例能够非常典型地折射 出当代中国人文环境某些极端落后与野蛮的方面，也是为了给那些鼓吹中国文化 “天下第一”、预言下个世纪必将是“中国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学大师们提供 一个反面例证。考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绝不应仅仅限于它的文化 典籍，它的媒体宣传，更应该实事求是地考察一下普通民众真实的生活与心理状 态，因为文字总比事实好看得多.
回答者：maggiechanel - 助理 三级 4-5 15:48
古希腊大思想家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我的人生已经过去了大半，而其中的大半又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鲁迅研究。走在人生最后途程的时刻，一个问题总在我的心中萦绕：我为之贡献出大半生的鲁迅研究有没有价值呢？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要问，鲁迅在当代还有没有价值呢？如有，那么我的人生也有价值。如没有，我的人生真是白过了。
否定性的回答是经常听到的。一次老同学聚会，一位还当过图书馆馆长的同学就说我陪了鲁迅一辈子，是“亏”了。还有一次，一位学林业的老教授一听说我是研究鲁迅的，马上不屑地说：“鲁迅跟他亲弟弟还打架呢，有什么可研究的。”
对此，我默默无言，只感到悲凉，想到郁达夫《怀鲁迅》中的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那么，鲁迅究竟有没有价值呢？如有，价值又在哪里呢？这的确是鲁迅登上五四文坛后，中国思想界一直追问的问题。
在各种探索中，自然是毛泽东的回答影响最大。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现在有些人极力否定毛泽东，同时也诋毁他对鲁迅的评价。尽管我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持批评态度，并曾经深受其害，但在对鲁迅的评价上，却仍然感佩毛泽东的智慧。因为在众多的文化人无视甚至诋毁鲁迅的时候，毛泽东和瞿秋白竟能力排众议、慧眼识珠，高度评价鲁迅的价值。不管怎样，都是凡庸者难以企及的大智慧。
不过，我觉得不能止步不前，还须做进一步的阐发：鲁迅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我认为：一言以蔽之，鲁迅在中国的价值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对黑暗的坚韧反抗。用长一些的话解释，就是：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柢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所以称鲁迅为“民族魂”，我认为就在于他是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即民族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人有三性：奴性、悟性、理性。所谓奴性，并不是“奴在身者”，真的给人做奴仆，而是“奴在心者”，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依赖于外在的某种力量或者自身虚构的某种东西，受其精神奴役，缺乏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属于盲目的本能的人。悟性，则是悟己为奴，开始感悟到自己的奴性，争取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然而尚没有达到理性的境界，对自身与外界尚没有深刻的系统的理解。而理性，则是达到了这种境界，对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及其相互关系有了理性的认识，成为了自觉的理性的人。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要经过奴性、悟性、理性这三个阶段，一个民族直至整个人类同样也要经过这三个阶段。而民族和人类的精神自觉就需要本民族和全人类的思想家、文学家，对本民族的精神以至整个人类的人性进行内审与反省，并以文学为途径把自己反思的结晶传达给人民，以启悟人们为改造自身和本民族的精神以及整个人类的人性而努力。鲁迅正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并不同于毛泽东、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域的思想家，而是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但是并不同于专门致力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革命家，而是倾心于改变中国人精神的革命家；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但是并不同于茅盾、沈从文那样的侧重描摹社会世态与乡土风俗的文学家，而是集中全力勾勒、提炼中国人精神特征、为中国人提供反思自我“镜子”的文学家。总之，鲁迅是一位他青年时代就大声呼唤的致力于中国人精神革命的“精神界之战士”。鲁迅在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提出“立人”主张，反对已经弥漫整个世界的轻精神的“质化”倾向；登上五四文坛后写出《阿Q正传》等不朽著作从反面批判人性的残缺；后期则以杂文为武器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他毕生所倾心的，就在于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改造自己的国民性，从奴性状态上升到悟性境界。而这种反思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人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放年轻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他与黑暗苦斗，为光明苦争，傲视权贵，对“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毫不妥协，骨头最硬；悲天悯人，为被压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呐喊疾呼，心地最善。勇猛、坚韧而悲壮地反抗绝望，苦苦奋斗了一生。他深刻的思想与精美的作品使他不仅在中国具有巨大价值，在东亚以至全世界都产生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日本从竹内好到伊藤虎丸、丸山升等鲁迅学家对鲁迅“抗拒为奴”思想的共鸣就是明证。这是鲁迅所承担的历史的职责，也是他恒久的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最重要的价值。鲁迅的这种当代价值，绝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所独享的，而是普世的，即中国人以至全人类精神文化发展所需要的。正因为鲁迅具有这样的价值，是从根柢上深刻反思中国人的精神以至整个人类的人性，所以必然触动了每一个读鲁迅的人的神经中枢，牵扯到所有文化论战的核心问题，因为种种文化论战争论的根柢，说到底也是应该怎样认识人类自己与外部世界的问题。因而至今总有人骂他，攻击他，也总有人推崇他，纪念他，每一次的文化论战也都要把鲁迅牵连进去。
不管怎么说，我的人生是与鲁迅，与鲁迅研究联系在一起了。因此，我将如佛罗伦萨大诗人但丁所说的那样：“走自己的路，由别人说去吧！”一直走到自己人生的终点。我深信，中华民族和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步懂得鲁迅的价值，也会认可我和我的先辈、同辈以及后辈鲁迅研究者的工作意义。
古希腊大思想家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我的人生已经过去了大半，而其中的大半又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鲁迅研究。走在人生最后途程的时刻，一个问题总在我的心中萦绕：我为之贡献出大半生的鲁迅研究有没有价值呢？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要问，鲁迅在当代还有没有价值呢？如有，那么我的人生也有价值。如没有，我的人生真是白过了。
否定性的回答是经常听到的。一次老同学聚会，一位还当过图书馆馆长的同学就说我陪了鲁迅一辈子，是“亏”了。还有一次，一位学林业的老教授一听说我是研究鲁迅的，马上不屑地说：“鲁迅跟他亲弟弟还打架呢，有什么可研究的。”
对此，我默默无言，只感到悲凉，想到郁达夫《怀鲁迅》中的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那么，鲁迅究竟有没有价值呢？如有，价值又在哪里呢？这的确是鲁迅登上五四文坛后，中国思想界一直追问的问题。
在各种探索中，自然是毛泽东的回答影响最大。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现在有些人极力否定毛泽东，同时也诋毁他对鲁迅的评价。尽管我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持批评态度，并曾经深受其害，但在对鲁迅的评价上，却仍然感佩毛泽东的智慧。因为在众多的文化人无视甚至诋毁鲁迅的时候，毛泽东和瞿秋白竟能力排众议、慧眼识珠，高度评价鲁迅的价值。不管怎样，都是凡庸者难以企及的大智慧。
不过，我觉得不能止步不前，还须做进一步的阐发：鲁迅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我认为：一言以蔽之，鲁迅在中国的价值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对黑暗的坚韧反抗。用长一些的话解释，就是：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柢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所以称鲁迅为“民族魂”，我认为就在于他是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即民族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人有三性：奴性、悟性、理性。所谓奴性，并不是“奴在身者”，真的给人做奴仆，而是“奴在心者”，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依赖于外在的某种力量或者自身虚构的某种东西，受其精神奴役，缺乏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属于盲目的本能的人。悟性，则是悟己为奴，开始感悟到自己的奴性，争取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然而尚没有达到理性的境界，对自身与外界尚没有深刻的系统的理解。而理性，则是达到了这种境界，对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及其相互关系有了理性的认识，成为了自觉的理性的人。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要经过奴性、悟性、理性这三个阶段，一个民族直至整个人类同样也要经过这三个阶段。而民族和人类的精神自觉就需要本民族和全人类的思想家、文学家，对本民族的精神以至整个人类的人性进行内审与反省，并以文学为途径把自己反思的结晶传达给人民，以启悟人们为改造自身和本民族的精神以及整个人类的人性而努力。鲁迅正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并不同于毛泽东、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域的思想家，而是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但是并不同于专门致力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革命家，而是倾心于改变中国人精神的革命家；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但是并不同于茅盾、沈从文那样的侧重描摹社会世态与乡土风俗的文学家，而是集中全力勾勒、提炼中国人精神特征、为中国人提供反思自我“镜子”的文学家。总之，鲁迅是一位他青年时代就大声呼唤的致力于中国人精神革命的“精神界之战士”。鲁迅在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提出“立人”主张，反对已经弥漫整个世界的轻精神的“质化”倾向；登上五四文坛后写出《阿Q正传》等不朽著作从反面批判人性的残缺；后期则以杂文为武器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他毕生所倾心的，就在于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改造自己的国民性，从奴性状态上升到悟性境界。而这种反思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人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放年轻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他与黑暗苦斗，为光明苦争，傲视权贵，对“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毫不妥协，骨头最硬；悲天悯人，为被压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呐喊疾呼，心地最善。勇猛、坚韧而悲壮地反抗绝望，苦苦奋斗了一生。他深刻的思想与精美的作品使他不仅在中国具有巨大价值，在东亚以至全世界都产生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日本从竹内好到伊藤虎丸、丸山升等鲁迅学家对鲁迅“抗拒为奴”思想的共鸣就是明证。这是鲁迅所承担的历史的职责，也是他恒久的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最重要的价值。鲁迅的这种当代价值，绝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所独享的，而是普世的，即中国人以至全人类精神文化发展所需要的。正因为鲁迅具有这样的价值，是从根柢上深刻反思中国人的精神以至整个人类的人性，所以必然触动了每一个读鲁迅的人的神经中枢，牵扯到所有文化论战的核心问题，因为种种文化论战争论的根柢，说到底也是应该怎样认识人类自己与外部世界的问题。因而至今总有人骂他，攻击他，也总有人推崇他，纪念他，每一次的文化论战也都要把鲁迅牵连进去。
不管怎么说，我的人生是与鲁迅，与鲁迅研究联系在一起了。因此，我将如佛罗伦萨大诗人但丁所说的那样：“走自己的路，由别人说去吧！”一直走到自己人生的终点。我深信，中华民族和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步懂得鲁迅的价值，也会认可我和我的先辈、同辈以及后辈鲁迅研究者的工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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