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在唐诗中的形象

杨贵妃是唐代诗人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唐诗中杨贵妃形象主要有三种：一是惑君乱政的祸根，红颜如祸水，是妖姬；二是作者同情她的不幸遭遇，认为她是一个无辜弱者；三是将其和玄宗的感情戏剧化，把她塑造成一名痴情女子。唐诗中的杨贵妃形象是复杂的，杨贵妃形象的这种复杂性是由社会历史状况和诗人思想认识的变化引起的。

【关键词】 唐诗；杨贵妃；形象；演变

杨贵妃是唐代诗人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她的天生丽质、国色天香，她与政治的紧密关系，都很受诗人的关注。陈寅恪先生说：“唐人以太真遗事为通常练习诗文之题目，此观于唐人诗文集即可了然。”涉及杨贵妃的唐代诗歌有180多首，在这些作品中倾注着诗人对她的不同感情，使她由历史走入文学，由历史人物演变为文学形象。唐诗中杨贵妃形象主要有三种：一是惑君乱政的祸根，红颜如祸水，是妖姬；二是作者同情她的不幸遭遇，认为她是一个无辜弱者；三是将其和玄宗的感情戏剧化，把她塑造成一名痴情女子。唐诗中的杨贵妃形象是复杂的，杨贵妃形象的这种复杂性是由社会历史状况和诗人思想认识的变化引起的。

一、红颜祸水

《旧唐书》：“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乃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就像正史一样，这种认为杨贵妃为祸水、玄宗因宠爱杨贵妃而荒淫误国传统观念潜移默化并深深地烙在唐代诗人的思想中。如杜甫《北征》这样写道：“奸臣竟葅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1]《国语》中有关妲己以及褒姒的记载成为女色误国的经典故事，作者认为杨贵妃同妲己、褒姒一样，都是红颜祸水。刘禹锡《马嵬行》对杨贵妃也有同样的看法：“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戚族，天子舍妖姬。”[2]作者认为杨贵妃是祸国殃民的“妖姬”。再如罗隐《马嵬坡》：“从来绝色知难得，不破中原未是人。”[3]这两句不难看出诗人认为杨贵妃是倾覆国家的罪魁祸首；郑畋《马嵬坡》则将批判矛头直指杨贵妃，而为唐玄宗开脱罪责： 随着杨贵妃之死，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恩爱也已消亡，国家政权却出现了更新局面，诗作的批判锋芒直指杨玉环，认为她就是祸害国家的女子

杨贵妃是唐代诗人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唐诗中杨贵妃形象主要有三种：一是惑君乱政的祸根，红颜如祸水，是妖姬；二是作者同情她的不幸遭遇，认为她是一个无辜弱者；三是将其和玄宗的感情戏剧化，把她塑造成一名痴情女子。唐诗中的杨贵妃形象是复杂的，杨贵妃形象的这种复杂性是由社会历史状况和诗人思想认识的变化引起的。

杨贵妃是唐代诗人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她的天生丽质、国色天香，她与政治的紧密关系，都很受诗人的关注。陈寅恪先生说：“唐人以太真遗事为通常练习诗文之题目，此观于唐人诗文集即可了然。”涉及杨贵妃的唐代诗歌有180多首，在这些作品中倾注着诗人对她的不同感情，使她由历史走入文学，由历史人物演变为文学形象。唐诗中杨贵妃形象主要有三种：一是惑君乱政的祸根，红颜如祸水，是妖姬；二是作者同情她的不幸遭遇，认为她是一个无辜弱者；三是将其和玄宗的感情戏剧化，把她塑造成一名痴情女子。唐诗中的杨贵妃形象是复杂的，杨贵妃形象的这种复杂性是由社会历史状况和诗人思想认识的变化引起的。

杨贵妃，历史上确有其人，但史料记载寥寥数笔，当今，人们认识的杨贵妃是千百年来文学艺术家们塑造出来并使之不断丰满的人物。

而在这一文学形象形成的过程中，唐代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初创阶段，有必要对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诗歌中的杨贵妃加以关注。

唐代诗人对杨贵妃的吟咏几成一种风尚，陈寅恪先生就曾指出：“唐人竟以太真遗事为一通常练习诗文之题目，此观于唐人诗文集即可了然”。

唐代涉及杨贵妃的诗歌有180多首，数量相当可观，相对于同类题材小说戏剧，研究者对唐诗中杨贵妃形象关注得很少，大多数是对某个作家，某篇作品中的杨贵妃形象进行具体分析，且多与白居易《长恨歌》有联系，这无疑会忽略杨贵妃形象的矛盾复杂性。

一

盛唐时期，描写杨贵妃生前美貌和得宠生涯的《清平调》三首可能是最早描写杨贵妃的作品，目前人们在争议这首作品是否为李白作品的同时，也疑惑李白是否语含讥讽。

而杜甫在安史之乱前的作品《丽人行》已有了明显的暗讽，《咏怀五百字》更是明白指出杨贵妃的美是骄奢淫逸的渊蔽、罪恶的源头。

安史之乱这一巨变发生以后，杜甫较早对马嵬事变作出反应，于757年春，即杨贵妃死后不到一年，写下名篇《哀江头》，对杨玉环的死给予了一定的同情。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作者怀着极大的同情把马嵬事变描写为“两不相顾、一死一生”的悲剧，在谴责哀怨之中寄以深沉的怜惜。

仅过了半年，杜甫在《北征》诗中却道:“中自诛褒姐。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锥奋忠烈”，一变而为抨击与谴责，这两种认识前后不到半年在同一诗人笔下出现，而后一种观点恰好暗合了自古以来女色误国亡国的观念，把杨贵妃视为“祸国妖姬”，这种认识显然影响了其后的中唐诗人。

中唐对这个题材写的最多的是王建，有27首之多，但质量最高的却不能不提到白居易的《长恨歌》，关于其主题，争议甚多，虽然其《传》说:“惩尤物，窒乱阶”，但纵观全诗，诗人对李杨爱情悲剧是不无惋惜同情甚至赞美的，“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缠绵，影响深远。

同样是白居易，却在另一首涉及杨妃的诗歌《胡旋女》中持一种非常鲜明的批判态度。这种复杂多变的情感态度绝非个案，中唐另一诗人刘禹锡在《马嵬行》中说杨贵妃是妖姬，“军家诛按幸，天子舍妖姬”。但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这是唐宣宗李忱悼念白居易定的《吊乐天》。《长恨曲》即是白居易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为题材创作的叙事诗《长恨歌》，此诗竟至于“童子解吟”那么李杨情事在当时一定是万口宣传，路人皆知了。
　　杨玉环、李隆基正式结合后10年，举世震骇的安史之乱爆发了，于是有了唐玄宗的仓皇出逃，杨贵妃的缢杀马嵬开元盛世彻底破灭。从此大唐帝国从强盛的巅峰跌落下来，蹒跚地迈入了多灾多难的中唐时期。
　　杨贵妃就是这样一个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时期的瞩目人物，所以她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
　　祸国妖姬。
　　视女人为祸水，是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时代的老调子。早在《诗经》中就有言“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的说法。在唐诗中，杜甫恐怕是较早论述贵妃之死的。其诗《北征》中的：
　　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
　　从此诗中可以看出杜甫是把杨玉环视为“祸国妖姬”来加以鞭挞的。
　　陈鸿的《长恨歌传》明确提出“惩尤物，窒乱阶”， 即把杨玉环作为万恶之源。刘禹锡的《马嵬行》中有“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直接称其为兴乱作怪、祸国殃民的妖姬。
　　像这样的观点不胜枚举，但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文人都没有去过多地责怪另一个当事人——唐玄宗，而是把所有的脏水都泼给了杨贵妃。可见这种观点代表了唐代官方的正统观点。
　　与“祸国妖姬”相接近的是刻画她的“骄奢淫逸”的形象，典型莫过于杜牧的《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弟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无辜弱者。
　　当然也有些诗人是不赞成千刀万剐杨贵妃的。他们认为，杨贵妃只是唐玄宗的一个玩物，她死于马嵬坡就足以看出她是一个无辜受害的弱女子，她不应对政治担负任何责任。
　　李益《过马嵬》：
　　汉将如云不直言，寇来翻罪绮罗恩。托君休洗莲花血，留记千年妾泪痕。
　　很明显，诗人认为杨贵妃是无辜的，需要追究的是那些尸位素餐、 不敢直言的朝廷大臣。
　　李商隐更是直接地批驳了“祸国妖姬”的观念。其《马嵬》诗：
　　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
　　包括他的另一首《马嵬》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同样可以看出李商隐指斥的对象是荒淫失国的唐玄宗而不是杨贵妃。
　　其他还有罗隐的《帝幸蜀》、韦庄的《立春日作》都是为杨贵妃洗刷污垢的，伸冤鸣屈的。
　　专情女子。
　　还有部分诗人另辟蹊径，把杨玉环写成是一个“专情女子”的形象。最典型的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表明爱情是何等的忠贞、坚磐。这不是一个“专情女子”的形象吗？
　　看来对于这么一个女子，后人有着太多的解读……

清平调

唐·李白

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三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