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周（春秋、战国）时期成文法的公布
郑国“铸刑书于鼎”
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鉴于当时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旧礼制的破坏，率先“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邓析“竹刑”
续子产铸刑书之后，大夫邓析于公元前502年自行修订郑国的法律，书于竹简之上，称为“竹刑”。“竹刑”最初属于私人著作，但在当时有很大影响。邓析因为“私造刑法”有违“国家法制”，被执政驷歂处死，但是他的竹刑在郑国流传并为国家认可，从而成为官方的法律。
晋国铸刑鼎
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上，公之于众。《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这是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活动。
成文法公布引起的论争
晋国叔向认为：“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对“铸刑鼎”发表的反对意见：“晋其亡乎，失其度也。”“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公布成文法的历史意义
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是对旧的法律观念、法律制度以及社会秩序的一种否定，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信条，结束了法律的秘密状态，使法律制度逐步具有客观性和规范性，走向公开化，开创了古代法制建设的新纪元，是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
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在客观上为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将改革的成果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各种新型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春秋时期的公布成文法活动，为战国及其后封建法律的发展与完善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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