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是指河南的“南阳”吗?

2024年11月29日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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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用别人的看法给以回答,我觉得很有道理,希望能给你帮助。

  诸葛亮在成都给后主刘禅上奏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句话中的“南阳”,指的是郡名,因为汉代人说自己出生地、成长地、工作地或劳动地,习惯用郡名,就像我们现在人们习惯用省名一样。既然是南阳郡,那到底具体指哪里呢?有人说是南阳邓县隆中,又有人说是南阳宛县卧龙岗。如何确定呢?东汉末年的南阳市时称宛县,由宛县改为南阳县是隋朝时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的何玮改的,他并于至大二年(1309年)在南阳县城西南七里的山岗上修建武侯祠和诸葛书院,从此便出现诸葛亮躬耕南阳宛县说。因此可断定文中的“南阳”,并非是指今河南南阳市,这是可以肯定的。

  大多数史学工作者认为是指南阳邓县隆中,其理由有如下几点:

  一、从上文引的“臣本布衣……驱驰”这段话看,它告诉我们两个信息:一是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二是刘备三顾茅庐寻求统一天下大计,诸葛亮回答并提出对策与躬耕地指的是一个地方。诸葛亮提出对策的核心内容是,在刘备占有荆益二州后,利用天下变化形势,分两路北上灭曹,两路中有一路是:派一名将军率荆州军队北上“以向宛、洛”,这一“向”字表明宛、洛是敌占区,即曹魏统治区,所以要去攻打,同时也说明诸葛亮对答刘备问话是在宛的南边,因宛、洛是在北边,所以率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才符合地理方位。

  二、再以与诸葛亮生活在同一时代的鱼豢撰写的《魏略》记载来说,诸葛亮好友孟公威因思念家乡汝南,“欲北归”,遭到诸葛亮的极力劝阻。从地理方位来说,汝南(今河南平舆县)在宛县的正东,在襄阳的东北,如从宛至汝南,应是“东归”,而不是“北归”。只有从襄阳出发去汝南,才是“北归”。该书又记载说:“刘备屯于樊城……亮乃北行见备”。“北行”是由南至北才为“北行”,如果诸葛亮时住宛县,那由宛至樊城,那就是“南行”了。《魏略》的上述两则记载说明,生活在曹魏中叶时任郎中的鱼豢也确信诸葛亮是居住在汉水之南的。

  三、从离三国最近的两晋来说,也有史籍记载诸葛亮的寓居地的。如东晋初年王隐写的《蜀记》记载:镇南将军刘弘在镇压张昌起义后,由宛县移驻襄阳,他专门到了隆中,瞻仰诸葛亮故居,“立碣表闾”,并命镇南参军李兴撰写《诸葛亮故宅铭》,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到隆中诸葛亮故居。刘弘此次去瞻仰时,只距诸葛亮去世时七十年(详见裴松之《三国志注》)。另外,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在其所著《汉晋春秋》一书中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南朝刘宋裴松之在为《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的“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这句作:注时专门引了习凿齿的这句话,这说明裴松之也认为诸葛亮是躬耕于南阳邓县之隆中的。

  四、从东汉末年战乱时邓县和宛县两地的政治形势来看,两地迥然不同。刘表任荆州剌史时,便将荆州首府从武陵汉寿移至襄阳。从此直至刘表病逝(19O一208),在这十九年中,刘表一直坐镇襄阳,他采取“爱民养士,从容自保”,以观时变的方针,致使襄阳及周边地区经济发达、社会安定、人才聚集、教育发达,一度成为汉末学术文化中心。而此时南阳郡宛县的情况则不同。该地虽属荆州境土,却一直是战乱频繁的不稳定地区。在诸葛亮躬耕期间(197一207年),宛、穰一带正是战祸不断发生时期,试想,宛县为曹操占领区,一心想兴复汉室,视曹操为国贼的诸葛亮会去宛县居住吗?原想诛灭曹操的刘备能跑到敌占区去三顾茅庐寻求统一大计吗!

  五、从诸葛亮躬耕期间的人际关系来看,也应寓居在南阳邓县隆中才合乎情理。史载,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中庐(今湖北南漳县境)大族蒯家蒯祺,二姐嫁给了襄阳大族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他迎娶的妻子是沔南名士黄承彦的女儿。诸葛亮最崇拜的老师庞德公住在襄阳城南岘山南,司马徽住在襄阳城东。诸葛亮的好友庞统住在襄阳白沙洲,徐庶、崔州平、孟公威等也住在襄阳城西的檀溪。因受蔡瑁排挤而向诸葛亮求自安之术的刘表长子刘琦随父住在襄阳城中。这一切都说明,如果诸葛亮不是在襄阳生活了十几年,是不可能与住在襄阳城周围的亲朋好友建立如此密切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的。

  总之,以上五个方面就足以说明诸葛亮是寓居躬耕于南阳邓县之隆中。相反,没有一条隋唐以前的史籍记载诸葛亮躬耕在南阳宛县卧龙岗的,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今山东沂南县是诸葛亮的老家和出生地,这点没有任何人质疑过。因为《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明确告诉人们:“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有分歧意见的只是诸葛亮离开家后是来到南阳郡的什么地方寓居和躬耕的,有的说是来到南阳邓县隆中寓居,而有人又说是来到南阳宛县卧龙岗寓居,但人们说“躬耕于南阳”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关键是对“南阳”二字的理解要正确。论证—个历史人物的活动区域,应以本人的叙述或与该人物同时代人的记述,或与该时代最接近的人提供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这才是历史考证最基本的方法。如果用距该历史人物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后的材料或用明清以来的方志、碑刻、诗文等材料来论证,那会使论证走上歧路,从而得出锴误的结论。(余鹏飞)

  余鹏飞,1936年生,湖南长沙人,1959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襄樊学院历史学教授。历任襄阳师专历史系主任、政史系主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襄樊市诸葛亮研究会副会长。现任襄樊学院襄阳及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三国文化研究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