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效果有何影响?

　　金融创新对我国货币传导政策的影响主要包括对货币供给变动以及货币传导渠道的影响两个方面。其中货币供给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货币层次界定、外汇存款、融资贷款以及基金等业务办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货币传导渠道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1．货币的供给受到金融创新的影响明显

　　(1)金融创新产品的增多降低货币供应的可预测性。金融创新产品的增多使货币层次变得复杂，加速了不同层次货币之间的转换，提高了其流通速度，因此必须对货币及其分层进行重新定义明确货币层次之间的界限，尤其是对流通中的准货币，如活期存款与准货币之间的界限等，以提高货币供应和流通的稳定性，提高政府以及央行对其的控制力度，使其及时准确的了解金融数据。在现实金融创新中，活期存款与流通资金之间的界限不明确，银行等金融机构常将其作为结算甚至支付工具。金融机构在进行创新的同时对其负债状况的计算方式不明确，如信用卡的大量出现导致一些银行的金融风险增加，但是金融机构并未降低列入资产负债表，这样很容易导致无法区分投机性货币与交易性货币，导致货币供应层次之间的划分较为混乱。(2)外汇存款的增加改变了货币供给结构。随着国家政策的开放，外汇存款的数量明显增加。同时外汇存款的优势在于可以随时兑换为人民币进行流通，这样给金融创新带来了方便，拓宽了其途径。但是就目前我国关于外汇存款的法律法规来说，其尚不属于货币统计范畴，因此造成了货币供给结构的改变，为金融机构的创新带来了较大的挑战。(3)票据融资业务的出现。票据融资业务是金融机构获得资金的主要来源，也是影响货币传导的重要因素。其在货币供给和传导渠道两个方面都对货币政策传导造成影响。此外，票据本身的流通性和支付性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流通性与支付性，如贴现或再贴现等方式。这样对我国的货币流通统计造成一定的影响。(4)贷款融资业务改变了资金供给结构。近年来，银行系统拓宽了业务范围，融资范围扩大，如个人公积金贷款、中小企业融资贷款等方式。但是，这个过程中的所产生的存款尚未纳入货币供应范围之内，影响货币供给计算。(5)债券的发行改变了资金核算范围。在广义货币流通统计中，常由于无法进行合理的统计而造成货币供给量的重复计算，同时对于短期债券来说，政策性银行向金融机构发行的期限低于1一年的金融债券，并不能全部纳入广义货币的统计，这样也造成了广义资金统计的重复计算。而对于企业短期融资债券应作为一种银行存款，但是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尚不能将其列入货币供给。总之，在债券发行过程中，资金核算的方式尚不明确，导致许多货币资金计算不准确，出现重复计算和没有计算的情况。

　　2．金融创新与货币乘数、货币供给量和基础货币的关系

　　货币乘数的公式为K=Dd/B=1/(h+r+e+f+p)(Dd、B、h、r、e、f、p分别代表活期存款额、基础货币、实际提现率、法定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财政性存款占活期存款的比率和邮政储蓄占活期存款的比率)而货币供给公式为M=K*B(M、K、B分别代表货币供给量、货币乘数、基础货币)通过公式我们可以分析金融创新对货币乘数的具体影响:①由于金融创新对货币的流动性有所提高，所以现金的持有量明显减少，那么提现率就将随之下降，货币乘数被放大了②法定存款准备金由于金融创新的影响提取次数以及金额逐渐减少，法定准备金比率就会降低，货币乘数被放大了③金融创新会产生强流通性的金融工具，直接减少货币的交易性、预防性需求，相反增大了投机性货币的需求，所以货币市场是资金补充的理想平台，金融机构也就没有必要再中国银行存放超额准备金，降低了超额准备金比率，货币乘数被放大了④金融衍生工具的推广使货币流通性更强，银行类似活期存款的货币量增大，所以财政性存款占活期存款的比率以及邮政储蓄占活期存款的比率都会下降，货币乘数被放大了。货币供给量以及货币乘数都存在不确定性，所以金融创新间接影响了货币当局对基础货币的控制。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个大动作是降息。2008年11月下旬做出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下降1.08%的举动，是十年来罕见的猛烈的货币政策动作。政策当局对未来宏观经济下行的担忧充分体现出来，但是下降利息的作用还没有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正如降温的政策需要累积一样，反降温的升温政策要将企业与居民的情绪点燃，同样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政策能量的持续加温。因此，市场与政策的博奕过程中，降息的预期仍然会持续，直到经济运行中已经不再因为信用短缺而出现货币信用流失的时候。当居民和企业对未来预期还不明朗的时候，当大家对货币的需求停留于保证足够的现金流时候，彼此的信用消失就会表现为流动性下降与货币乘数下降的两重吸纳货币的作用，降息的效果因此比较正常经济运行状态会打折。2008年冬天开始实施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个大动作降息不仅是为了弥补国内企业与居民的作用消失危机，更是为了弥补国际资本撤离或者撤离预期对市场流动性萎缩的反动作用。在现有外汇管理体制下，如果说2008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是为了应对美元泛滥的推动的人民币1：6.5倍以上投放而出现的通货膨胀威胁的从紧举措，2008年冬天开始的货币政策，应当具备反美元回流而出现的6.5:1通货紧缩威胁,以美元标价的外资流出多少,央行积极向市场“注入”多少。因此，在降息的同时，放开信贷限制是理所应当的举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二个大动作放开信贷额度。从紧政策背景下的信贷额度控制并结合窗口指导，导致了2007年秋天前中国企业流动性紧张。伴积极财政政策的信贷额度放开，不仅是固定资产投资配套资金的需要，也是向企业注入流动性，从而防止企业因流动性不足导致出现的“枯萎病”。出口需求的大幅消失、居民消费无法短期弥补出口需求短缺遗留下来的缺口，必然反向向上游形成需求萎缩链条，从而出现PPI与PMI的急速下跌，官方公布的PMI在11月出现急跌，就是实体经济信用萎缩后，经理人对未来预期的悲观表现。因此，为应对来自国际的金融危机的威胁，以积极财政政策来抵消外需萎缩，从为生产而生产的第一部类入手，4万亿固定资产投资将基建、有色、钢铁、水泥、能源、交通等行业将形成生产需求，这种需求必须有配套资金的支持。我们预期，从2008年冬天开始的高速铁路为中心的固定资产投资，不仅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更需要持续的流动资金的支持，这种持续的资金需求，必然随着投资规模因为地方的积极响应而扩大，从而形成对货币信贷额度的冲动性需求。冲动性需求在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共同推动下，鉴于对经济危机可能形成对经济下滑的威胁，经济下滑将导致失业率上升，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大面积滑坡，迫使在结构调整没有完成条件下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当有政府信用做担保时，商业银行将乐于积极合作为政策性项目放贷。不断扩大的信贷规模，将直接持续地为上游投资提供足够的资金保证。中国经济有可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和政策性力量的强力促成下迅速摆脱“危机”的压力，但最终需求因为外贸和内需不足而迫使经济再次回落，从而形成相对的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资料过剩，这种过剩的生产能力如果没有效益保证，最终迫使银行以商业利益为目标而收缩信贷。这种预期的潜代词是中国经济可能在未来三年内走出一个W底，即中国经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很快速地走出危机，但却可能受到内外需求萎缩的反向力量的拖累而再次回归到经济规律的基本面，换过话说，中国经济已经浓度界入全球经济循环的时候，我们的积极的政策作用还会受到国际力量的消极影响，因此，为了抵消这种消极影响，货币政策上就得运用汇率工具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三个大动作应当是人民币主动或者变相贬值。如果说1998年为了亚洲经济的稳定，中国以牺牲自己利益为前提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如今，当中国外汇储备已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成为美国第债主的时候，防止美元贬值而保卫国家利益的直接有效办法就是人民与美元比赛贬值。当前，国家政策上对人民币贬值的主要措施是提高出口退税率，从而为相关企业出口提供政策性保护。这种政策性保护措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财政性的货币贬值，但出口补贴越多，实际上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其它国家居民补贴越多。这种补贴政策并不能鼓励企业利用技术、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如果直接采用贬值的措施，即大量地向市场注入货币，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范围，主动地贬值，形成对内贬值与对外贬值的统一，则中国不仅可以抵消美元战略性贬值对外汇的侵蚀作用，还可能因素将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外移。鉴于中国国内巨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压力、三农需要巨大资金的投入，对外贬值的压力是现实的。一旦这种压力与国家大规模基础建设结合，对外主动贬值的通货膨胀盈余将有利于国家货币政策改革：即人民币逐步向完全可兑换的方向迈进。与此同时，是中国地产业金融创新的升级阶段，因此，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自然与地产业相联系。“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四个大动作地产业货币政策。这是因为地产业一手联运上游系列行业的兴衰，一手又与居民的消费需求及财富效应相联，中国为金融业相牵连。1998年开始的中国地产业革命是在以按揭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和集团消费推动住宅商品化双重力量推动下实现的。2002年后，随着美元的倾销、中国WTO加盟而后形成的急剧的外汇储备推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的物价上升，地产业持续了市场主导的五年的繁荣。从紧货币政策、经济衰退、收入预期下降、物价下跌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地产业开始进入新一轮调整性的循环过程中。当前市场警惕并担忧的是，如果既享受了“社会主义”优惠政策又享受可以市场交易流动便利的“经济适用房”大量涌入市场，将会形成地产业的“大小非”即彻底打破了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从而对现在有房屋拥有者形成极大的财富缩水式打击。中产阶级的财富如果因为地产业的“经济适用”冲击，可能直接导致银行业的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是地产业的金融创新过度，中国的地产业危机可能因为政策“创新”过度，进而对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形成负面效应。相反，如果通过政策引导，将“社会主义”性的福利性住房计划与“市场经济”的商品性住房供求有机结合。人均十五平方左右的“社会主义”性的福利性廉租住房计划面向城市低收入者，分流需求从而对火热的需求逐步降温。“市场经济”的商品性住房供给，各城市应当有供地计划，使老百姓对未来供求有基本的了解，防止盲目追价引发房价非理性的大涨后大落。因此，货币政策对于廉租房的信贷支持应当积极有为。中国要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提高国际地位，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首先在生产领域稳定自己，其次就得在消费领域稳定居民的财富信心，同时还得联合国际上其它货币区如欧元一起限制美元霸权。因此，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第一步是与日本韩国等亚洲主要国家联合形成亚洲货币结算单位，第二步在亚洲货币结算单位的基础上形成亚元区，第三步与欧元、美元形成一种新型的特别提款权。通过上述过程逐步将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化，但又与其它货币形成联盟而不与美元直接冲突。上述四大政策的前景会如何？这是量与质的平衡与失衡过程，是中华民族能否在危险中把握机遇的问题。

金融创新相当于新挖了一个池子，可以吸引资金进去。例如：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环节多了，占用的资金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