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甲骨文的起源，故事。

十九世纪末，学者们发现并认识了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象璀璨的群星，把学者们目光集聚到了甲骨文的研究方面来。这种古老而系统的文字，与埃及的纸草文字、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和印度的哈拉伯文字并称为世界四大文字体系。

甲骨文经过搜集、整理之后，在罗振玉、王国维的大力宣传与精心研究下，一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的学问。

在罗、王的极力倡导下，逐渐成长起来以甲骨文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甲骨学派。甲骨学的发展与深入，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最为流行的说法

清末任国子监祭酒(国家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的王懿荣于1899年发现的。据说，在这一年的某一天，王懿荣派人到北京菜市口达仁堂购买一种叫“龙骨”的中药。当时王懿荣正患疟疾，据说这种“龙骨”可以医治疟疾。“龙骨”买回来之后，王懿荣打开药包一看，发现这些“龙骨”上隐隐约约地刻着密密麻麻的符号，他觉得很奇怪，于是就细心的观察和揣摸起来。王懿荣学识渊博，对古文字学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这些渊博的知识使他能够对这些奇怪的符号产生不同凡常的联想——“龙骨”上的契刻符号很可能是一种已经失传了的古文字。经过他潜心的钻研，他认定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与此传说不同，有人提出甲骨文是天津人王襄在1899(光绪24年)发现的，因为王襄在1955年所写的《簠室殷契》中提到“世人知有殷契，自1898年始”。 1898或1899，一年之差，聚讼纷纭，似乎没有多大必要。但作为一项重大的发现，确定一个准确的年代，则是科学态度问题了。经过一个时期的争论和研究，大多数人都认为王懿荣在1899年首先发现了甲骨文。我们这里提到的发现，是学术意义上的发现，也就是不仅见到了甲骨文，而且认识了甲骨文。而一般意义的发现，是指在田野里挖出了甲骨文。从一般意义上讲，在1899年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在殷墟这个地方挖掘甲骨了。他们挖掘甲骨的目的，不是把它当作一种文字材料，更不是当作史料，而是看中了它的药用价值，出售给中药铺，医治人们的疾病。有一个时期，人们吞下去了不知多少称为“龙骨”的甲骨文，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愚昧无知不仅不能医治中国人的病，反而给中国文化带来残重的损失。在这些人当中，王懿荣首先认出了甲骨文，

这决不是什么天赐的机遇，而是知识与智慧的结晶。

1900年秋天，义和团运动兴起，王懿荣以国子监祭酒任团练大臣，在八国联军人犯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带着皇宫仓惶西窜，王懿荣痛心疾首，投池自尽，以身殉职，其所藏甲骨大部分被《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收购。

甲骨文的搜集、整理与传播

甲骨文发现后，立刻轰动了整个学坛。有承认的，也有否认的。当时学术界有两派，即“复古派”和“疑古派”。一般地说，“复古派”肯定甲骨文是已经失传了的古代文字，而“疑古派”中的一些人则予以否认。所以对甲骨文的搜集、整理与传播就成为“复古派”同“疑古派”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王懿荣为国殉职之后，刘鹗(字铁云)就购买了王氏的大部分甲骨，在搜购甲骨方面用功颇勤。1903年，他将自己收藏的甲骨，精选出1000多片，墨拓后编成《铁云藏龟》发行。这是自甲骨文发现之后第一部甲骨书籍，对于甲骨文的传播有筚路蓝缕之功。吴昌绶在这部书中的序言中是这么评价的：“乃兹龟甲古文，又别辟一蹊径，埋蕴既久，地不爱宝，一旦披豁呈露，以供好古嗜奇者探索，文敏(王懿荣字)导其前马，先生(指刘鹗——编者注)备其大观。”刘鹗不仅仅是一位热心古代文化的学者，而且也是一位留心于世务，殚心于实业，匡世济贫的有志之士。在八国联军虎视北京，清政府又无能为力的紧急关头，刘鹗开仓赈济北京的饥民。这一举动却得罪了有司，被定罪后于1910年流放新疆，最后客死异乡。但刘鹗对于甲骨学的贡献将永垂史册。

甲骨文的发现与传播，也引起了外国人的关注。这些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有些人对中国文化还颇有研究，搜集甲骨文就成了这一时期外国人的一项特殊爱好。1903年一1906年，美国驻山东的传教士方法敛和英国教士库寿龄就从古董商人手中收购了大批甲骨文，他们将这些甲骨转卖给英国人在上海开办的博物馆。随后，英国人金璋、法国人威尔茨、卫礼贤又将收到的甲骨卖给法国和瑞士的博物馆。明义士是加拿大的一位牧师，长驻彰德府(安阳)，他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经常骑一匹老白马，在洹河两岸游荡，目的就是寻找甲骨文，他收购的甲骨数量较多，现藏于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博物馆中的甲骨就是经过明义士之手收集的。除了欧美人之外，日本人也是较早就留心安阳甲骨的，其中有位日本学者叫林泰辅，还亲自到安阳调查和收集甲骨文，现在还可以在日本的大学、博物馆和图书馆内看到这一时期日本人收集的甲骨文。郭沫若先生就是利用日本所藏甲骨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和史学研究生涯的。

甲骨学的形成

就在《铁云藏龟》印行的第二年，即1904年，著名学者孙诒让就根据这部书中的甲骨文拓片，对甲骨文字进行了考释，著《契文举例》一书。这算是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著作，虽然书中有许多误释的文字，但他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在甲骨学史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真正使甲骨文的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是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位大师的卓越贡献。

罗振玉，号雪堂，清末做过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辛亥革命以后，罗振玉以清室遗志自居，为复辟帝制出谋划策，1943年出任伪满州国监察院院长。他感情基础上的复古决定了他学术研究上的复古，不同的是，政治上复古是倒转历史车轮，而学术上复古则开创了一门学问，开创了一代学风。在他发迹和扬名之前，他曾是刘鹗的家庭教师，就因为这个机缘，他与刘鹗结为儿女亲家(他的长女嫁给刘鹗的的儿子为妻)，他有机会见到刘鹗收藏的甲骨文，并动员刘鹗将其甲骨文墨拓编印成书，也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甲骨文这门深奥的学问把他给吸引住了。1906年，他在北京任学部参事官时，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广泛搜集甲骨文，并委派其弟罗振常到安阳采掘，1910年，罗振玉出版了《殷商贞卜文字考》，书中按贞卜的事类分为几个项目，由孙诒让的释字发展到罗振玉因事分类，卜辞算是可以阅读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嗣后到1915年，罗振玉躲到了日本，专心致志研究甲骨文，这一时期他出版了《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考释》，将《殷商贞卜文字考》中的考史、正名和卜法扩充而成了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辞、礼制、卜法八章，这就把杂乱零散的卜辞，归纳整理成有条理有价值的史料，甲骨文的研究开始成为古史研究中的具有特殊地位的学问。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是这样评价罗振玉的：“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真实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罗氏在中国要算是近世考古学的一位先驱者，他的搜集与从来骨董家的习尚稍有区别，他不仅搜集有文字的骨片，并还注意到去搜集与骨片同时出土的各种器物；在1916年他还亲到安阳小屯去探访过一次。这种热心，这种说见，可以说是从来的考古家所未有。”

罗振玉不仅自己传播和研究甲骨文，而且还特别注重培养甲骨学研究人才，王国维就是他的得意门生。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青年时代在罗振玉办的文学社学习日文，深得罗振玉的赏识。辛亥革命暴发后，他随从罗振玉一起东渡日本，终止了哲学、宋元戏曲的研究，协助罗振玉整理、编辑、考证甲骨文。1917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利用先秦文献与卜辞互相印证的方法，考证出卜辞中所见的殷代帝王及帝王的祖先的名号，使甲骨的史料价值进一步得到发挥。1924年，清华大学筹设研究院，由胡适推荐，拟清王国维当院长。他考虑时局对自己不利，不愿就职，后来经溥仪劝勉，才接受该院教授的聘请。在“疑古”之风风靡史坛的时候，王国维能够比较好地运用地下发现的新材料与文献典籍相结合，著《古史新证》宣扬中国的古老文化，不泥古又不疑古，实在难能可贵。在这本书中，王氏举出殷墟卜辞中有关武丁所卜的卜辞和祭祀文丁的卜辞，肯定了盘庚以后，帝乙以前，商王皆宅殷墟，这与《古本竹书纪年》正相吻合，从而证明了《古本竹书纪年》的不伪。从方法上来说，他采用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法”研究历史，独具慧眼，见解颇新。由于他的高水平的发挥，使甲骨文的研究逐步发展到专门的学问——甲骨学。从思想上来说，他顽固地追随已经没落的清王朝，仇视革命，妄图复辟，于是在1927年6月2日，当北伐战争捷报频传的时刻，他写下了遗书，在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沉。他政治思想上的守旧，并没有影响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正如郭沫若所说：“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过分的。”

在这一时期，在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影响和引导下，成长起来一批以甲骨文研究为己任的甲骨学派，他们在文字、文法、卜法、历法、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些外国的汉学家也被吸引到甲骨文研究的潮流中来了。一时间，甲骨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重要学科。

甲骨文的科学发掘与研究

(一)甲骨出土与著录

甲骨学一旦成为学术界倍受关注的学科，人们对甲骨文的渴求就可以想见了，尤其是对新获取的甲骨文，就更受崇爱了。在1928年科学发掘殷墟以前，古董商和一些学者诱使当地村民在殷墟乱挖了几十年，容易挖到的甲骨都被掘出来卖掉了，地下埋藏的甲骨是越来越少了，甚致很难发现有学术价值的新甲骨。这使得望眼欲穿的人们灰心丧气，他们猜想殷墟不会再出甲骨了。但惟利是图的古董商并不相信学者们的眼光，他们仍一如既往地抬出高价唆使当地无知的村民乱挖乱盗，使殷墟这座地卜玉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近代兴起于欧美的考古学传到了中国，中国学者认识到了考古学是保护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先进的科学手段，用这种手段来抢救殷墟文化就成了当务之急，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开始筹划发掘殷墟。1928年8月12日，受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委派，董作宾来到安阳，先访问了河南省第十一中学校长张天骥，继而游览了安阳的古董商店，之后，亲赴小屯进行采访。访问结果证明，此地并非象罗振玉所猜测的那样，洹水故物已搜罗殆尽，而是埋藏还相当丰富。中央研究院认真研究了董作宾的调查报告。一致认为，如果政府不采取紧急措施加强管理和进行考古发掘，乱挖乱盗的现象会愈演愈烈，殷墟破坏会更为残重，于是决定由董作宾草拟了发掘计划和方法：

1、发掘程序；

2、发掘方法；

3、筹备：

①购买设备器具。

②请中央研究院致函河南省政府，派人参加，由安阳县协助并予以保护。

③请蔡元培院长致函冯玉祥总司令，派安阳驻军加以保护。

④请古物保管委员会赞助。 ，

⑤聘请测绘人员。

由这个发掘计划，可以看出当时对殷墟发掘是何等重视!

一切准备就序后，1928年10月13日，殷墟发掘就正式开始了。殷墟考古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到1937年6月，因芦沟桥事变，日本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殷墟考古被迫停止。从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殷墟发掘了十五次，河南省图书馆在此发掘了二次。

(二)甲骨学研究的进展

考古发掘的资料，要比那些乱挖乱盗，甚致连出处都说不清收购来的资料更真实可信。就甲骨文来说，发掘过程本身也包含着学者们的细致人微的科学观察与分析，再通过整理与研究，能够发现前人没有注意到也不会注意到的新问题，董作宾先生对甲骨文断代和殷代历法的研究，就超过了前人，把甲骨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与《殷历谱》都是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与科学的考古方法是分不开的。

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依据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十项标准，将殷墟出土的甲骨分为五期。一期是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期是祖庚、祖甲；三期是廪辛、康丁；四期是武乙、文丁；五期是帝乙、帝辛。这就把十几万片看似零散纷乱的甲骨文有条不紊地划归五个不同的时期，分属于从盘庚到帝辛八代十二王名下，使之各有归属，克服了以往甲骨文研究中的混乱状态。在上述的十项标准中，常用的是世系、称谓、贞人、字形、书体。掌握了这几项标准，遇到了甲骨片，就可以断定这片甲骨属于那个时期的遗物。

世系是商王的世次，也就是先后位次；称谓是占卜的商王对自己亲属的称呼，如“祖丁”、“父甲”、“母癸”之类；贞人是占卜并记事的史官。对于初学者来说，比较容易掌握的是字形和书体，不同的时期，字形和书体的风格是不同的。

把甲骨文的研究与古代社会的研究结合起来，从甲骨文中寻找古代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的影子，是甲骨文研究的领域得到了拓展。胡厚宣先生参加了殷墟考古工作，他毕生致力甲骨学，1944年，他出版了《甲骨学商史论丛》，对商代的方国、农业、气侯、婚姻家族、封建制度、天神崇拜等方面进行了专题研究，拓宽了甲骨学研究的领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甲骨文，是甲骨学的质的飞跃，这是郭沫若对甲骨学的重大贡献。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迫于白色恐怖，郭沫若旅居日本，这时期，他从血与火的斗争中，转向中国古代社会的探索与研究，由此可以看出，郭老的中国史研究是与中国革命的需要密切相关的。郭老紧紧把握住了甲骨文这个“原始细胞”，以甲骨文的构形为基础进出分析，弄清了文字结构变化的规律，从而释读了别人不认识或解释错误的字，根据文字的发展规律，把文字的形、音、义辨证地加以应用，这就大大地提高了文字释读的准确性，然后以字立说，以马史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果，193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老把这部著作看成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书中利用卜辞来阐述古代社会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当时的中外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是郭沫若甲骨文研究和史学研究的辉煌时期，《卜辞通纂》、《殷契粹编》、《青铜时代》等重要著作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甲骨文研究的纵深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为科学事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广阔的前景，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来指导甲骨文研究，是新时期学术研究的突出特点，新出土的甲骨使各项研究课题更加深化，整理与综合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的范围比前扩大了，视野也开阔了，研究的领域更宽更广了，甲骨文的发现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收获。学者们利用这些新出土的甲骨，从甲骨上的钻凿形态方面对甲骨分期提出了新颖的看法。从1899年甲骨发现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分门别类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给综合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6年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1958年日本学者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相继出版，就属于综合研究的著作。这些著作涉及到了甲骨的出土地点与历史、甲骨的流传与研究状况，以及甲骨文的文字、文法、断代、历法天象、方国地理、政治区域、先公先王、称谓与庙号、亲属与百官、政治与经济等等，阐述了卜辞中的各方面的重要内容，总结了甲骨文发现与研究的成就，为人们认识和研究甲骨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厚宣先生就注意搜集和统计流散的甲骨，五十年代初，胡先生在《五十年甲骨发现的总结》一书中对已知的甲骨收藏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八十年代初，胡先生主编《甲骨文合集》时，责任心和事业心驱使他多方奔告，索隐勾沉，在原有的基础上对甲骨收藏及流传情况进行了更为详尽的统计，据他统计的结果是：

国内收藏：25个省(市、自治区)，40个城市，98个机关单位和47位收藏家，计127904片。

国外收藏依次是：日本12443片，加拿大7802片，英国3355片，美国1882片，西德715片，苏联199片，瑞典 100片，瑞士99片，法国64片，新加坡28片，比利时7片，韩国6片。12个国家合计26700片。

国内外合计154604片，这还不包括八十年代以后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

这15万多片甲骨，大部分已被著录，还有一小部分未见著录，流散在国外。已经出版的70多种甲骨著录书，有的因出版时间早，而且印数很少，不易见到；有的印刷不精，拓本漫漶不清，不便查阅；有的良莠不分，真伪难辨，不好利用等等。这就给研究甲骨文和殷商文化带来了困难。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其它学科如医学、农业、天文、地理、生物等都需要利用甲骨文和借鉴甲骨文研究的成果。鉴于此，早在五十年代，郭沫若就想编辑一部《甲骨文合集》来解决学术研究的需要，后来，郭老把这个想法正式向国务院提出来，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支持，《甲骨文合集》被列入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

中的大型项目之一，1959年交给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办，并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任委员，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编辑委员会。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这项工作被迫停止，“文革”结束后，在郭老的亲切关怀下，编辑工作马上得到恢复。1978年10月《甲骨文合集》开始出版，到1982年共出版了13册，这13册中共收录甲骨4万余片。与以往的著录书比较，这部书有以下优点：

第一是先材广泛而全面；

第二是取材严而精；

第三是取材经过辨伪与缀合；

第四是对能够分期的甲骨文尽可能进行分期编排，有疑问的集合在一起，以待进一步研究。

第五是每一时期的甲骨，又按阶级和国家、社会生产、思想文化、其它四大项二十一个小类进行编排。

由此可以看出，这部书是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来的一部集大成著作。

除了综合性和总结性的著作之外，工具书和通俗性的读物提高了甲骨文的使用率，拓宽了甲骨文的应用范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甲骨文编》(1965年)，正编收录1723个甲骨文字(见于许慎《说文》的941个字)，附录共收单字2949，附寻的单字都还没有考释。全书共收甲骨文单字4672个，属于甲骨文字典。李孝定编《甲骨文字集释》(1975年)，将每一个甲骨文字的有关各家解释详列于该文字之后，并加有编者按语，便于查索。日本学者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1976年)，将见于著录的卜辞逐条按内容分类编排，便于查阅卜辞内容及著录情况。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1985年)、王宇信《甲骨学通论》(1989年)，还有其它一些通俗性著作都客观地、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甲骨文的发现、发掘与研究的情况，系统的科学的阐述了甲骨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研究课题。《甲骨学通论》还专章讨论了西周甲骨的一些问题。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1996年)反映了甲骨文考释的巨大成果，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 (1996年)，提出了甲骨分期的新思路；王宇信、杨升南、宋镇豪编著的《甲骨学一百年》全面系统地阐述了100年来甲骨学的产生、发展状况。这些都是我们学习和了解甲骨学的主要书籍。

甲骨文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商朝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后把占卜时间、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不过具体的情形因甲骨分期而有详略的差异，大致上以武丁期的刻辞最为完整，同时也是现存数量最多的时期。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这种文字为甲骨文。殷墟出土了大量刻有卜辞的甲骨，这些字都具备了汉字的基本结构。大量的甲骨文及铭文既记载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气象、占卜方面的情况，又标志着文字接近成熟。图为刻在龟甲上的甲骨文。

介绍

甲骨文主要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迄今为止发掘出存世的大约有15.4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其中大陆收藏的有97600多片，台湾收藏的有30200多片，香港有89片，因战争和商业因素流散到海外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前苏联、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12个国家有26700多片。其中日本在侵略中国时曾有组织地在殷墟盗掘，因此收藏最多，有12000多片。目前世界上有500多位学者专门研究甲骨文，发表专著有2000多篇。

商周非常迷信，商周王常用甲骨占卜吉凶，并将占卜的事情、时日和结果等刻在上面，故甲骨文字也称卜辞。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气候、习尚等许多方面，是研究当时历史的重要资料。

甲骨文大约有4500个单字，已解读的有三分之一左右。根据研究，甲骨文中已经使用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汉字造字法。在字义的使用上可以明显看出假借方法。形声字占25%左右。今天，形声字占90%左右。

甲骨文和是汉字成熟的标志，和楔形文字、象形文字一样属于表意文字，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使用的一种表意文字的前身。它的书写材料一般为龟骨、牛肩胛骨，也可以刻在墙壁，木器，石器等处，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中国古代长期存在，春秋后期汉字脱离甲骨形态，逐渐不被认知，但是一般会被当做“龙骨”卖给药材商做药材之用。直到1899年(清光绪25年)，在一个偶然机会里由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被考证为商周遗物。

民国初年经董作宾先生的研究整理，将收集到的甲骨文分为五期：盘庚武丁时代、祖庚祖甲时代、禀辛康丁时代、武乙文丁时代、帝乙帝辛时代。郭沫若在研究了甲骨文以后，认为甲骨文从初创到成熟，起码要经历150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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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首次被金石学家王懿荣认识并高价购藏。此后十年间先后搜购甲骨的有王襄、孟定生、刘鹗、罗振玉及美国人方法敛，英国人库寿龄、金璋，日本人林泰辅，加拿大人明义士等，共得甲骨数万片。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有计划地迸行殷墟发掘，先后发掘十五次，共得甲骨约二万五千片。以后殷墟仍不断有甲骨出土，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甲骨四千余片。除殷墟外，1953、1954年在郑州商代中期遗址中还检到有字甲骨两片；自1954年始，又先后在山西洪洞，北京昌平，陕西丰镐、周原遗址、岐山凤雏出土西周时期有字甲骨约三百片。

自甲骨文首次被发现迄今，出土的甲骨已有十五万片以上，分别藏于中国大陆、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以及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苏联、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家，南朝鲜也有收藏。

出土的甲骨文多已著录出版，早期的有刘鹗的《铁云藏龟》、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和《殷虚书契后编》、明义士的《殷虚卜辞》、林泰辅的《龟甲兽骨文字》、王襄的《簠室殷契徵文》；后又有董作宾的《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胡厚宣的《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等。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对甲骨文发现八十多年来已著录和未著录的十几万片甲骨材料进行系统的科学整理，广泛搜集全部出土的甲骨资料，分期分类，共收甲骨约四万片，编为十三册，为研究甲骨文和商史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另外，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已收入《小屯南地甲骨》一书。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德国等国所藏的甲骨，也已著录成书，分别发表。

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它以象形、假借、形声为主要造字方法。今天的汉字，仍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备后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从语法上看，甲骨文中有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其句子形式、结构序位也与后代语法基本一致。

由于商王几乎每事必卜，故甲骨文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从甲骨文中有关商代阶级和国家的资料可知，商代的奴隶和平民由众、刍、羌、仆、奚、妾等不同身分的人组成，奴隶主和贵族有先公先王和他们的配偶如高妣某、妣某、母某及子如子某、多子等，各级官吏则有臣、尹、史、犬、亚、马、射和侯、伯等；军队有师、旅等；刑罚有刖、劓、伐等，并设置了监狱。甲骨文中也记载了商代人殉人祭的状况，对于解决商代社会性质有直接关系。商王朝经常对外发动战争，被征服的方国对商王朝称臣纳贡，甲骨文中常见氏（致）来、入马牛羊象龟等记载。

甲骨文中有关商代社会生产的内容很丰富。在农业方面，有裒田、作大田的记载，还有各种农作物如黍、稷、麦、耒、稻等的名称。商王关心农业收成的丰歉及风雨、降低对农业收成的影响，常见立黍、省黍、求年、告秋之卜。在畜牧业方面，马、牛、羊、鸡、犬、豕等都有记载，且畜养量较大并有专门牢厩。祭祀时常用掉大批牛羊。渔猎在商代社会生活中仍起一定作用，甲骨文记载的猎物有鹿、麋、豕、象、虎、狐、鱼类和各种鸟类，狩猎方法有田、狩、逐、阱、射等。甲骨文里还有关于贝、朋、珏和舟、车以至传递制度等商业、交通方面的材料。

甲骨文中有关商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亦很丰富。在天文历法方面，有日食、月食和鸟星、新星、大星等记载，也有“十三月”等闰月材料和干支记日及每日不同时间阶段的“时称”等。在气象方面，有不少卜雨、卜风以及易日、云、雷、雹、雪、虹等记载。在医学方面，有头疾、牙疾、鼻疾、言疾、肘疾、足疾、踵疾等疾病的记载，也有关于生育的记载，表明当时能准确推知预产期。

商王尚鬼，凡事占卜。占卜内容多以王为中心，就其关心的问题，如对祖先与自然神的祭祀与求告，对风、雨、水及天象、农事、年成的关注，通过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问卜，以便预示吉凶，祈望得到保障。占卜材料多为龟腹甲（及少量背甲）和牛胛骨，用前经整治，并在背面（少量牛胛骨亦有在正面）施以钻、凿。占卜时，先于甲骨背面钻凿处用火烧炙，正面即现“卜”字形裂纹，以此定吉凶。占卜后，将所卜事项记刻于甲骨之上。

甲骨文一般先刻竖画，后刻横画，先刻兆序、兆辞、吉辞、用辞，后刻卜问之事，故又称为卜辞。一条完整的甲骨卜辞应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而多数卜辞常省略占辞或验辞。甲骨文中，有的在刻画上涂砂或墨，有的用毛笔写在甲骨上，也有些是先写后刻的。

卜辞的分布有一定规律。一般来说，刻辞迎兆并与一定的卜兆有关。龟腹甲、背甲右侧卜兆向左，文字右行；左侧卜兆向右，文字左行；在甲首、甲尾及甲桥边部的卜辞则由外向内行。商代占卜常从正反两方面问疑，反映在龟甲上则有位置相应的左右“对贞”。牛胛骨中右胛骨卜兆向右，卜辞左行；左胛骨则相反。只有上端近骨臼处的两条卜辞由中间读起，在左左行，在右右行。骨上的各条卜辞，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刻写，其间常有界划相隔，每事亦反复对贞。但也有不同之卜交错排列，为“相间刻辞”；有卜辞于甲骨正面无处容纳，而转刻其背面，为“正反相接”；有反复卜问同一件事，而将内容基本相同之卜辞分刻于数版甲骨之上，只各版卜序不同，称为“卜辞同文”。

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纣王共约二百七十三年，经历八世十二王，这一时期的甲骨文亦应有早晚先后之分。对商代甲骨的分期断代研究，有多种分法，目前主要行用的是董作宾依据世系、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划分的五期说，即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其中有些问题的讨论目前仍在进行中。

1904年孙诒让作《契文举例》，为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著作。之后，学者们运用“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方法，比较分析甲骨文字形的偏旁点画，并通过音韵学、训诂学的手段来考释文字。其中作出贡献的学者及主要著作有：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唐兰《殷虚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杨树达《耐林甲文说》、《积微居甲文说》，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殷契粹编考释》及《甲骨文字研究》，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等。自1917年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利用甲骨文进行商史研究后，郭沫若、董作宾、胡厚宣分别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历谱》和《甲骨学商史论丛》等。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也有很多关于商史研究的内容。近年来，很多较年轻的学者也在利用甲骨文研究商史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甲骨文的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探求，如文字的考释、分期与断代，商代的社会、奴隶的身分以及商史上的许多问题。此外，对西周甲骨的研究尚属开始阶段，仍有许多争议。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课题。

甲骨文字风格演变：甲骨文字有契刻体与笔写体两种书体互用发展所造成，大体上说，是由契刻体向笔写体方面发展的。董作宾氏据殷代卜辞，把贞卜人群，分为五个时。以甲骨文字变化，书体变迁，追錝时代，以十干十二友常用字为例，阐明其字形。自第一期到第五期的变化过程中，发现了各期甲骨文书写风格不同，各有其特徵。 第一期（武丁时）的书法风格，至为宏放雄伟，以甲骨大版大字为代艰作。此类大字常是强力的，雕的笔划很粗壮，并填有朱墨（朱砂、墨）。其中也有工整秀丽的小字，都极为精彩。这些都是承受中兴英主武丁风格，其气魄之宏放，技术的熟练，颇为惊人。其书家有韦、永、宾。 第二期（祖甲、祖庚时代）书风较为谨饬。祖甲、祖庚是继承第一期武丁的守成贤君，所以当时的卜师，严守规则而少变化。其书家有旅、大、行、即。 第三期（廪辛、庚丁时）书风转变，陷於颓靡，前期老书家已经作古，豪放书风扫地，当期的书家，笔力多幼稚柔弱，甚至笔误颇多。此期书者，皆未署。 第四期（武乙、文丁时）的贞人，卜辞上不署书契者的名字，此一期，武乙、文丁时代新兴书家，尽去前期笔力幼弱之敝，作品生动、劲峭、时逞放逸不羁之趣。此期署名之书家，仅狄一人，其余尚未发现。 第五期（帝乙、帝辛时代）的书风、除少数兽头大字刻辞外，其余的都异常严肃工整。理由是： 贞卜事项，王必躬亲，卜辞的段、行，字都很均整，如蝇头小楷，文风丕变，制作一新。其书家有泳、黄。

题名: 刻有文字的甲骨
主题关键词: 金石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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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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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甲5521、5538、5518、6019：刻有商代（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殷王祖庚、祖甲时祭祀祖先之卜辞。共四片。

兽骨5402、5403：刻有商代（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殷王武丁时旬卜王事之卜辞。共二片。

甲骨文是写或刻在龟的腹部、背甲，以及牛肩胛骨上的文字。时间大约在盘庚至帝辛之间（分元前1401年至前1122年），内容大都是殷王祭祀、田猎、求雨、卜吉凶等占卜的记事文字。殷商人崇尚鬼神，凡事必用甲骨占卜。他们采用龟甲兽骨写刻卜辞，占卜有关的事件，再契刻记事文字。甲骨的出土地点在河南省安阳小屯村之殷墟，初为当地农民翻耕土地时发现的。由于不知是何物，因此被当作龙骨卖给药铺，用以治疗虚弱和破伤。清光诸二十五年（1899），当时在北京做官的王懿荣生病后，在抓来的中药中认出了甲骨。二十九年（1903），刘鹗著《铁云藏龟》，第一次把甲骨以拓片的形式出版。三十年（1904），孙诒 让著的《契文举例》对甲骨文始加考释。其后开始了连续不断的发掘。

文字学家认为，一种文字从发现到成熟至少要经过2000年的发展，而3500年前的甲骨文已经出现一批形声字，表明它是较成熟的文字。按此类推，最早的汉字应出现在夏或更早的时代。甲骨文的发现及研究，为中国文明史已逾5000年这一事实，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文字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载体。中国的甲骨文和古埃及纸草文字、巴比伦泥版文字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玛雅文字具有同等的地位，号称世界四大古文字。但其他三种文字的发展都中断了。惟有甲骨文发展下来。在已发现的的近5000个甲骨文单字中，能够释读的约1500字；余下的3000多字多属地名、人名、族名，可知其意，但不可读其音；其中也有不少字因后世不再沿用，给正确考释、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专家认为，由于甲骨文属卜人应用文字范围，并不等于社会的用字量，所以商代实际存在的字可能还要更多。

殷墟甲骨文发现百年以来，出土数量已达15万片。它虽然是殷王室进行占卜的记事文字，而且存在形式呆板，字名简单，识读困难等局限，但对“文献不足征”的商代历史研究仍是极为珍贵的资料，而且与考古学、语言文字学和古代科学技术研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单位，共藏有35651片。多系名家捐赠和从私人、市肆收购而来。其中以刘体智先生的庋藏数量最多，装在150个盒内，共28000余片。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还曾著录于罗振玉《殷墟书契》、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郭沫若《殷契粹编》、郭若愚《殷契拾掇》中。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拓片也很丰富，除正在传拓中的《馆藏甲骨集拓》外，还有《善斋书契丛编甲骨拓本》十八册四函，共28000余张。在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中还收录有该馆所藏甲骨拓本十余种之多。

夏文化无论从器物造型与质地上还是从其他的一些痕迹来看，都应当与商有更多联系。但是夏文字与仰韶文化符号的接近却也让人十分疑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几乎采用过同一种文字符号。所以夏是仰韶文化与“三代文明”的一个明显过度，夏的文字符号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象形文字特点，而不仅仅是腓尼基字母。夏的两者特色兼具似乎让我们把它的起源放置在地中海东岸地区最为合适。用《向东》一书里的“夏甲”最方便解释这个现象：就丈夫的男性家族方面他们确实与两河流域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并且他们居住在地中海东岸地区，但是由于“夏甲”本人是埃及人这一特点，决定了夏甲所代表的这个文化兼有几种文化的特色。但总的来看，夏更多倾向于“三代”的共同特点。
腓尼基文字按照正统的说法应该成熟于大约3800年前，所以夏晚期以及半坡晚期出现腓尼基字母是可以从逻辑上解释得通的。一种文字的产生需要一个过程，很可能需要几百年的长期孵化，并且不同地区的人们同时加入了这一孵化过程也并非不可能。起码我们从半坡和夏以及腓尼基人同时出现了一种共同的符号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甚至我们今天也可以怀疑：所谓的腓尼基字母真的是腓尼基人发明创造的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猜想其实腓尼基字母是从中国半坡或者夏文化这里发展出来的呢？这要靠考古证据说话了，哪里发现的最早哪里就是真正的发源地。不过我认为腓尼基人最终将这种文字发展成熟肯定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疑问的仅只是这些字母到底起源于哪里。
中国区域内至今没有发现4000年前的成熟文字体系其实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国区域内的生产力处于一个相对落后时期，中东数个地区产生文字其实都与他们的文明程度、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希伯莱这个民族也发展出自己民族的语言就说明他们曾经有着很强大的政治势力，并不是今天人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民族。我认为中国汉字的起源的真正成型不应该超过商朝。当然勉强也可以说从半坡时期就开始了，那些陶器上的符号都可以称作中国汉字的起源与雏形。但也不能超过5000千年，定在4000年左右是比较合理的。
中国境内真正强盛的“国家”是从山东大汶口发展起来的商朝，证据是他们发展出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文字的定型一般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但是语言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发展。山东大汶口发现的文字符号具有鲜明的象形文字特点，并且与古埃及的文化联系最紧密。这一点似乎又减弱了他们来自美洲的可能。但是把山东作为一个古埃及到中国再到美洲的一个中转站还是值得考虑的，这方面值得重新考虑的疑奠点很多 。大汶口的类埃及象形文字给我们提供了殷商晚期甲骨文起源的直接暗示。
实际上夏、商、周取代“尧舜文化”意味着金属时代的到来，陶器时代被取代。生产工具的改变使整个中原地区治水的进程加快、力度增强，所以人们随着新文明的到来，由可以避水的红陶文化聚集的黄土高原渐进中国的东部平原地区，这由他们的海拔高度上可以看出来：黄土高原多在海拔1000米左右，而平原地区海拔多在海拔200米上下。东部大片的肥沃平原曾经是一块烫手山芋，4000年前没有人敢长期定居那里；但是有了新型的治水工具，那里马上成为一块人人垂涎的肥肉。
在甲骨文形成之前中国人由于在一个特定而相对封闭的区域内早已融合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语言，大约在5000-3500年前人们面临的问题只是寻找何种文字把他们的语言表达出来。他们是可以随意选用一种文字符号来表达与之毫无联系的语言的，也就是说尽管他们直接采用了埃及的象形文字这些人却未必一定讲埃及话。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100多年前从中国陕西逃到中亚地区的东干人，现在就使用着俄罗斯字母标注传统的陕西方言——这种文字尽管东干人使用无碍，但是无论陕西人还是俄罗斯人都不会懂。大约3500年前在经过摇摆之后生活在中国地区的商人最终选择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作为当时语言的表达符号，起码在表面上看是如此。其中的别扭是可以想象的。所以中国的甲骨文或者象形文字除了商人使用外其他地区的人也不会懂，即便是从中东来个语言学家也一定会对中国的文字束手无策的。因为这根本不是他们的语言，这是一种融合了几千年中国当地语言的一种特殊的新的组合，另外一些字母的发音也完全不同了。甲骨文没有照搬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没有照搬其他的中东文字。甲骨文应该说融合了至少三种以上的文字才最后达到一个初步的实用体系：两河流域的文字（包括象形与楔型）、古埃及象形文字、腓尼基文字。要清晰地区分他们是个复杂的长期任务，我只能从文化角度简要地说明此三者与甲骨文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我们可以说甲骨文本身就是对于仰韶文化与夏商周文化的融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