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关于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案例！！！

　　随着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越来越多，投资规模越来越大，特别是近一、二年纷纷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与企业，普遍对此看好，认为这将极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然而，在一派乐观的氛围充满着社会各个层面的同时，有的学者认为：目前国内的“主流媒体”和“主流派经济学家”对跨国公司进入的一边倒赞扬，其中隐含着很大的误导。
　　跨国公司对华的技术投入

　　根据我们的研究，尽管跨国公司的进入带来了一些先进技术，这也是我国打开国门的目的之一，但是直到今天，从总体上来讲外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并未放松，甚至在某些方面对华技术强化控制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国家层面上，许多资料表明，经济发达国家对华的技术转移仍然处在严密控制中。据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资司司长胡景岩披露，巴统仍然“对进入中国的技术限制。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对转让到中国的技术，特别是最先进的技术，如计算机、微电子、核能技术等还有许多限制，致使跨国公司在华的一些投资项目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著名WTO问题专家、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张汉林教授指出，目前有30多个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移有限制。

　　2002年8月，日本通产省着手制定限制本国企业向海外特别是中国地区输出先进技术的相关政策。《日本经济新闻》在同月11日发表社论说，鉴于中国的成本优势，日本企业生产向中国转移势不可止，在新品研究开发方面的转移也蔚然成风。但前端的研发应放在日本，商品化的应用开发可放在中国。日本政府专门做过一个对华汽车技术输出的报告，要求各汽车厂家必须让中国的汽车技术落后20年以上。

　　“中国加入WTO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有了一些变化，那就是不再实行全面封锁，而只是把相对落后的技术产品出口到中国。但发达国家从来没有放松对华的高新技术出口管制。……美国自从2001年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许可证实行重新审查后，相当一部分原先批准的许

　　可证被冻结。对超级电脑、高科技电信设备、半导体设备，以及尖端的机械工具，几乎完全对华停止了出口。”

　　考察现实，我们面临着多种问题并存，一是跨国公司并没将先进技术或者关键技术投入中国；二是跨国公司虽然将一些先进技术投入在华企业，但是关键技术仍然掌握在外方人员手里；三是外方所投入的技术与产品只是其生产链中的一个环节，即使我方完全掌握，也无法生产出相应的产品；四我们引进的主要是先进的生产线，得到的是生产能力提升，但依然要依赖外方提升产品与技术水平。

　　从市场取向的角度，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有两种，一是出口导向型的，即产品用于出口世界各地。对华投资的目的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其他低廉的生产成本、优惠政策以降低其产品的生产成本，中国只是其全球的一个生产基地。这在高新技术产业表现比较明显。实证分析表明这类企业往往采用其母公司的先进技术，生产其母公司最先进的产品。这实际上是跨国公司面向全球销售的一个生产车间。另一种是市场占领型的，以占领中国市场为目的。这是绝大多数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主要目的。许多在发达国家市场已饱和的产品在中国的成长性依然很好，被普遍认为是全球最大的潜在市场，可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通过直接投资规避贸易壁垒，谋求占领中国的庞大市场。这类企业跨国公司投入的技术与母公司的最先进技术有一定差距。

　　根据对北京市科委认定的48家由跨国公司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技术水平的调查，与母公司相比，使用最先进技术的占26.3％，使用比较先进技术的占42.1％，比较先进技术与一般技术混用的占31.6％。但是对外方投入的技术作进一步分析可知，其中主要是生产技术，对于提高技术水平有限。

　　事实上，技术转移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2002年9月6日国家领导人宋健率团赴日，再次考察日本新干线技术，为中方是否引进日本技术的可行性进行论证。此事的起因是，9月2日向上海磁悬浮项目提供技术支持的蒂森克虏伯集团发言人表示，德国磁悬浮列车联合财团没有向中方提供全部德国磁悬浮技术的意向。开始因为日本不愿转让技术我们才选择德国的磁悬浮技术，我们与德国合作后日本又后悔，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市场，还有不少线路要高速化，因而日本不断示意愿与我国就相关技术的转让举行谈判。但是与德方的合作过程并不顺利，每前进一步都是双方多次博弈的结果，其中关键点在我们必须要经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没有技术实力就不可能有平等的谈判地位，外方不会轻易将技术给我们。目前德国给了我们一部分技术，但都是在中方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部分相关研制成果的情形下德国才愿意转让的。即便如此，德方仍然不愿将全部技术转让。虽然该项目已在上海投入试运行，但是围绕技术转移的“斗智斗勇”还有一段较长路要走，宋健此行也是向德方表示，如果他们在技术转移问题上封锁太紧或设置的门槛太高，我们会有新的选择。

　　所以，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企业层面上来看，跨国公司及其母国政府并没有放松对华技术转移的控制，特别在关键性技术引入方面还设置了很多障碍。我们正在西方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的控制与反控制中艰难前行。

　　跨国公司对华的生产转移与技术转移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整体上高于国内企业，但基本上不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作为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芯片厂商英特尔进入了中国，但并没有把核心技术带到中国，它在上海的工厂仅仅是芯片的封装线，最核心的芯片设计和制造、测试还是在国外。而从产品结构和生产能力上看，日本索尼在中国国内工厂的产品仍是以零部件为主，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比较少见，如VAIO笔记本电脑、PS2游戏机都不是在我国生产，在我国工厂的产品线在索尼体系中还处于比较低端的位置。日本爱普生在深圳与苏州都投资建厂，并且在中国的企业所产生的效益已占到该公司全球效益的42％，但是爱普生的研发仍然放在日本，中国只是一个生产基地。

　　把研发的主要机构设在母国和其他的发达国家，将核心零部件和产品的核心生产过程与关键环节放在其母国进行，而将技术含量低的零部件、产品的最终成品组装生产放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在跨国公司中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大多数国际大跨国公司

　　的战略选择。尤其是许多现代高科技产品的加工工序多，有些产品的生产工序逾百道，即使中国掌握了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生产过程的工艺技术，也无法生产出该类产品，这种生产模式对我们掌握其完整的产品生产技术基本上没有可能。

　　仔细考察我们所认为的跨国公司已将其先进技术投入到中国，大多数都是先进的生产线，事实上是生产能力的转移，这与严格意义上的技术转移是有本质区别的。产品的技术，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设计开发和关键部件的设计与生产工艺方面。轿车行业比较明显，这是中国最早引进外资的行业，国际上各主要大汽车公司都在中国设立了合资企业，投入了先进的生产线，中国汽车制造技术和制造工艺一跃而进入90年代，但是中国至今一直没有掌握轿车的设计技术，几乎没有自主设计的车型，作为轿车心脏的发动机的技术也没有掌握。没有掌握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我们的轿车行业只能严重依赖合资中的外方，进一步讲，我们的命运实质上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在通讯行业也是如此，成立于1984年的合资企业上海贝尔公司，是中国通讯行业的龙头企业，其核心技术从未让中国人掌握，电脑芯片一直从其母公司进口，通讯程序不让中国人接触，真正对我们转让的技术十分有限。从“以市场换技术”、通过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角度来评价，上海贝尔公司这个项目并没有实现我们的初衷。

　　即使是高度自动化的现代生产线所体现的生产技术，如果跨国公司不转让生产线的设计原理和工艺，那么我们学会的只是这种生产线操作技术。通过工人和技术人员“干中学”无法掌握全面的生产技术，更难理解与掌握其设计原理，一旦跨国公司撤走，我们的生产技术又会回到以前的水平。再说，现代生产技术发展也非常迅速，每种产品的生产线每隔一段时间技术上就会过时。只有真正掌握该产品的生产技术，才有可能做到创新，从而跟上该产品生产技术的最新发展。否则就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怪圈。如果跨国公司再有意识地将不是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投入中国，会使我们的追赶更为困难。如被称为工业粮食的集成电路，产品升级换代很快，为了发展中国的集成电路，1995年中国上了908工程，从国外进口设备生产0.9微米的芯片，两年后，世界集成电路已到0.35微米级的技术水平，中国又与NEC公司合资，生产0.5至0.35微米的芯片，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技术已达到了0.15微米级。

　　江苏省苏州市决策层以全球化目光思考新一轮的产业布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时，已深刻地认识到，尽管目前IT产业是苏州的一大优势产业，众多外商，包括摩托罗拉等著名公司早已进入，但是这种两头在外，即技术和市场都在海外的格局，隐藏着较大风险，因此在新一轮国际和我国上海的产业转移中，苏州在沿江地带大力吸引“生根型”、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重化企业。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跨国公司进中国决不是来给我们送技术的，他们根本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在东道国出现。相反，从其逐利本性而言，总是想方设法削弱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实力，以便它们通过技术垄断实现对市场的垄断。我们所赞赏的跨国公司投入中国的先进技术，始终严格的控制在其所投资企业中，严防扩散，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也一直主要掌握在外方人员手里，一旦外方撤走，这些“技术”也会随之而去。

　　综上所述，出于成本因素的考虑，跨国公司将其生产线投入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工业技术水平。然而对工业技术水平起决定作用的产品和工艺设计技术却没有实现很好的转移，中国企业更没有机会据此而形成自己的技术知识体系。

　　对跨国公司设立研发机构的再认识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并不能从根本上直接推动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几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部分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中取消原企业的研发机构，因为他们是技术提供方，不需要原企业进行研发，把合资企业改造成单纯的生产基地，置中方于技术方面的附属地位。而在企业内部对中方人员封锁技术，阻止中方人员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削弱了我方技术人员的技术创新能力。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很好的消化吸收才能真正掌握引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二次创新。这本是我们的初衷。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相对许可证形式引进技术的一个重要弊端。从中我们不难理解日本与韩国为何坚持

　　以许可证方式引进技术。

　　——绝大多数研发机构的功能定位是在服务于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需求，基本上从事的是一些适应性的工程化配套技术服务，很少从事创新研究，研发的高端，即基础性研究与核心技术研发工作仍放在母国。

　　——实力薄弱。如微软中国研究院是微软公司的全球六大研究中心，但是只有一百多名技术人员，而微软公司有数万名研究人员。同样，朗讯科技贝尔实验室基础科学研究院（中国）也只有一百多名技术人员，而朗讯公司有30000名研究人员。这与跨国公司研发经费投入结构也是一致的，如美国，资料显示1992年美国跨国公司的研发费用87％投在本土研发机构，仅13％花在海外分支机构和研发中心。这种现象至今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建立研究机构是跨国公司整个策略的一部分，即争夺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如果跨国公司能够在中国获得最优秀的人才，会进一步增强其竞争实力，那么它们在中国将不会遇到有竞争力的企业，中国的市场也就是它们的了。对中国而言，实际上成为“人才不出国门的流失”。把中方技术人员在其研发机构开发出的成果按照其全球战略转移出去，也是中国技术资源的一种流失。

　　近年来，这种形式的中国高素质人才流失非常严重。自从IBM、HP、Microsoft等国际IT行业的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中关村的IT人才流失一半以上，绝大部分都去了这些跨国公司。人力资源已成为现代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这对于刚刚起步、实力很弱的中国高技术产业是“雪上加霜”，人才流失成为制约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在这场新形式人才争夺战中，许多在华跨国公司已非常超前地把目光投向了我国著名大学的在校生和研发人员。

　　即便如此，主流观点认为无论如何跨国公司只要投入先进技术或者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就会有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因此就能推进我国企业技术进步。不可否认确有溢出效应，但对此不能估计过高。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均有技术溢出效应不大的研究结论。

　　结论与思考

　　理论研究与经验均表明，跨国公司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向我国转移技术，单纯从引进技术的角度来讲对我们不是最佳选择。能否真正引进先进技术？能否真正掌握引进的先进技术？对我们技术创新能力培养及提高的推进作用及大小都是很值得深思的。“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在入世后如何变通？也是当前我们亟待思考的问题。

　　现在大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主要是想在这个蓬勃成长的市场上抢占更多的份额，日本企业甚至把中国市场作为它们走出困境的逃亡“福地”。对我们而言，如果最稀缺资源“市场”丧失了，而技术又没得到多少，那是违背我们“开放”的初衷的。另外，不能最终摆脱技术上的依附“地位”，依靠自己的实力把失去的市场夺回来，技术又有何用？“先进技术”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自发的接受技术溢出其效果更为有限。通过直接投资而引进技术对本国的研发有压抑的一方面，这也是每当我们在某方面研发取得一些突破，外方就积极主动的要转让同类技术，目的在于让我们放弃自己的研发全部用它们的技术，从而削弱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对此，我们要高度警觉。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最终要靠自己的努力，要在国际技术转移中使我们的研发队伍实力不断增强。怎样把“不出国门的人才外流”变成接受技术溢出的手段，是摆在我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在当前发达国家政府及跨国公司严格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的情况下，完全靠个人自发的行为，很可能结果是真正的“人才外流”。反观运用引进技术提高本国技术创新水平最为成功的国家，如日本、韩国，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对此我们要高度警觉。

　　我国应采取积极主动的形式，始终把技术转移中的技术能力转移作为我们的战略定位；对于国外的技术封锁，要思考与制定“反封锁”策略，采取有效手段打破“封锁”；应自觉主动与形式灵活地接受与扩大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应该把引进先进技术与培育提高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形成自己的技术体系；中国的技术问题最终要靠自己解决，这一点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为此，适度的产业与市场保护是必须的，主动权与控制权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应该也必须采用“官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围绕提高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来设计安排我们的国际技术转移对策。

“中国加入WTO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有了一些变化，那就是不再实行全面封锁，而只是把相对落后的技术产品出口到中国。但发达国家从来没有放松对华的高新技术出口管制。……美国自从2001年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许可证实行重新审查后，相当一部分原先批准的许

可证被冻结。对超级电脑、高科技电信设备、半导体设备，以及尖端的机械工具，几乎完全对华停止了出口。”

考察现实，我们面临着多种问题并存，一是跨国公司并没将先进技术或者关键技术投入中国；二是跨国公司虽然将一些先进技术投入在华企业，但是关键技术仍然掌握在外方人员手里；三是外方所投入的技术与产品只是其生产链中的一个环节，即使我方完全掌握，也无法生产出相应的产品；四我们引进的主要是先进的生产线，得到的是生产能力提升，但依然要依赖外方提升产品与技术水平。

从市场取向的角度，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有两种，一是出口导向型的，即产品用于出口世界各地。对华投资的目的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其他低廉的生产成本、优惠政策以降低其产品的生产成本，中国只是其全球的一个生产基地。这在高新技术产业表现比较明显。实证分析表明这类企业往往采用其母公司的先进技术，生产其母公司最先进的产品。这实际上是跨国公司面向全球销售的一个生产车间。另一种是市场占领型的，以占领中国市场为目的。这是绝大多数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主要目的。许多在发达国家市场已饱和的产品在中国的成长性依然很好，被普遍认为是全球最大的潜在市场，可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通过直接投资规避贸易壁垒，谋求占领中国的庞大市场。这类企业跨国公司投入的技术与母公司的最先进技术有一定差距。

根据对北京市科委认定的48家由跨国公司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技术水平的调查，与母公司相比，使用最先进技术的占26.3％，使用比较先进技术的占42.1％，比较先进技术与一般技术混用的占31.6％。但是对外方投入的技术作进一步分析可知，其中主要是生产技术，对于提高技术水平有限。

事实上，技术转移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2002年9月6日国家领导人宋健率团赴日，再次考察日本新干线技术，为中方是否引进日本技术的可行性进行论证。此事的起因是，9月2日向上海磁悬浮项目提供技术支持的蒂森克虏伯集团发言人表示，德国磁悬浮列车联合财团没有向中方提供全部德国磁悬浮技术的意向。开始因为日本不愿转让技术我们才选择德国的磁悬浮技术，我们与德国合作后日本又后悔，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市场，还有不少线路要高速化，因而日本不断示意愿与我国就相关技术的转让举行谈判。但是与德方的合作过程并不顺利，每前进一步都是双方多次博弈的结果，其中关键点在我们必须要经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没有技术实力就不可能有平等的谈判地位，外方不会轻易将技术给我们。目前德国给了我们一部分技术，但都是在中方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部分相关研制成果的情形下德国才愿意转让的。即便如此，德方仍然不愿将全部技术转让。虽然该项目已在上海投入试运行，但是围绕技术转移的“斗智斗勇”还有一段较长路要走，宋健此行也是向德方表示，如果他们在技术转移问题上封锁太紧或设置的门槛太高，我们会有新的选择。

所以，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企业层面上来看，跨国公司及其母国政府并没有放松对华技术转移的控制，特别在关键性技术引入方面还设置了很多障碍。我们正在西方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的控制与反控制中艰难前行。

跨国公司对华的生产转移与技术转移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整体上高于国内企业，但基本上不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作为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芯片厂商英特尔进入了中国，但并没有把核心技术带到中国，它在上海的工厂仅仅是芯片的封装线，最核心的芯片设计和制造、测试还是在国外。而从产品结构和生产能力上看，日本索尼在中国国内工厂的产品仍是以零部件为主，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比较少见，如VAIO笔记本电脑、PS2游戏机都不是在我国生产，在我国工厂的产品线在索尼体系中还处于比较低端的位置。日本爱普生在深圳与苏州都投资建厂，并且在中国的企业所产生的效益已占到该公司全球效益的42％，但是爱普生的研发仍然放在日本，中国只是一个生产基地。

把研发的主要机构设在母国和其他的发达国家，将核心零部件和产品的核心生产过程与关键环节放在其母国进行，而将技术含量低的零部件、产品的最终成品组装生产放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在跨国公司中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大多数国际大跨国公司

的战略选择。尤其是许多现代高科技产品的加工工序多，有些产品的生产工序逾百道，即使中国掌握了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生产过程的工艺技术，也无法生产出该类产品，这种生产模式对我们掌握其完整的产品生产技术基本上没有可能。

仔细考察我们所认为的跨国公司已将其先进技术投入到中国，大多数都是先进的生产线，事实上是生产能力的转移，这与严格意义上的技术转移是有本质区别的。产品的技术，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设计开发和关键部件的设计与生产工艺方面。轿车行业比较明显，这是中国最早引进外资的行业，国际上各主要大汽车公司都在中国设立了合资企业，投入了先进的生产线，中国汽车制造技术和制造工艺一跃而进入90年代，但是中国至今一直没有掌握轿车的设计技术，几乎没有自主设计的车型，作为轿车心脏的发动机的技术也没有掌握。没有掌握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我们的轿车行业只能严重依赖合资中的外方，进一步讲，我们的命运实质上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在通讯行业也是如此，成立于1984年的合资企业上海贝尔公司，是中国通讯行业的龙头企业，其核心技术从未让中国人掌握，电脑芯片一直从其母公司进口，通讯程序不让中国人接触，真正对我们转让的技术十分有限。从“以市场换技术”、通过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角度来评价，上海贝尔公司这个项目并没有实现我们的初衷。

即使是高度自动化的现代生产线所体现的生产技术，如果跨国公司不转让生产线的设计原理和工艺，那么我们学会的只是这种生产线操作技术。通过工人和技术人员“干中学”无法掌握全面的生产技术，更难理解与掌握其设计原理，一旦跨国公司撤走，我们的生产技术又会回到以前的水平。再说，现代生产技术发展也非常迅速，每种产品的生产线每隔一段时间技术上就会过时。只有真正掌握该产品的生产技术，才有可能做到创新，从而跟上该产品生产技术的最新发展。否则就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怪圈。如果跨国公司再有意识地将不是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投入中国，会使我们的追赶更为困难。如被称为工业粮食的集成电路，产品升级换代很快，为了发展中国的集成电路，1995年中国上了908工程，从国外进口设备生产0.9微米的芯片，两年后，世界集成电路已到0.35微米级的技术水平，中国又与NEC公司合资，生产0.5至0.35微米的芯片，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技术已达到了0.15微米级。

江苏省苏州市决策层以全球化目光思考新一轮的产业布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时，已深刻地认识到，尽管目前IT产业是苏州的一大优势产业，众多外商，包括摩托罗拉等著名公司早已进入，但是这种两头在外，即技术和市场都在海外的格局，隐藏着较大风险，因此在新一轮国际和我国上海的产业转移中，苏州在沿江地带大力吸引“生根型”、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重化企业。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跨国公司进中国决不是来给我们送技术的，他们根本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在东道国出现。相反，从其逐利本性而言，总是想方设法削弱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实力，以便它们通过技术垄断实现对市场的垄断。我们所赞赏的跨国公司投入中国的先进技术，始终严格的控制在其所投资企业中，严防扩散，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也一直主要掌握在外方人员手里，一旦外方撤走，这些“技术”也会随之而去。

综上所述，出于成本因素的考虑，跨国公司将其生产线投入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工业技术水平。然而对工业技术水平起决定作用的产品和工艺设计技术却没有实现很好的转移，中国企业更没有机会据此而形成自己的技术知识体系。

对跨国公司设立研发机构的再认识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并不能从根本上直接推动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几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部分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中取消原企业的研发机构，因为他们是技术提供方，不需要原企业进行研发，把合资企业改造成单纯的生产基地，置中方于技术方面的附属地位。而在企业内部对中方人员封锁技术，阻止中方人员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削弱了我方技术人员的技术创新能力。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很好的消化吸收才能真正掌握引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二次创新。这本是我们的初衷。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相对许可证形式引进技术的一个重要弊端。从中我们不难理解日本与韩国为何坚持

以许可证方式引进技术。

——绝大多数研发机构的功能定位是在服务于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需求，基本上从事的是一些适应性的工程化配套技术服务，很少从事创新研究，研发的高端，即基础性研究与核心技术研发工作仍放在母国。

——实力薄弱。如微软中国研究院是微软公司的全球六大研究中心，但是只有一百多名技术人员，而微软公司有数万名研究人员。同样，朗讯科技贝尔实验室基础科学研究院（中国）也只有一百多名技术人员，而朗讯公司有30000名研究人员。这与跨国公司研发经费投入结构也是一致的，如美国，资料显示1992年美国跨国公司的研发费用87％投在本土研发机构，仅13％花在海外分支机构和研发中心。这种现象至今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建立研究机构是跨国公司整个策略的一部分，即争夺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如果跨国公司能够在中国获得最优秀的人才，会进一步增强其竞争实力，那么它们在中国将不会遇到有竞争力的企业，中国的市场也就是它们的了。对中国而言，实际上成为“人才不出国门的流失”。把中方技术人员在其研发机构开发出的成果按照其全球战略转移出去，也是中国技术资源的一种流失。

近年来，这种形式的中国高素质人才流失非常严重。自从IBM、HP、Microsoft等国际IT行业的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中关村的IT人才流失一半以上，绝大部分都去了这些跨国公司。人力资源已成为现代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这对于刚刚起步、实力很弱的中国高技术产业是“雪上加霜”，人才流失成为制约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在这场新形式人才争夺战中，许多在华跨国公司已非常超前地把目光投向了我国著名大学的在校生和研发人员。

即便如此，主流观点认为无论如何跨国公司只要投入先进技术或者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就会有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因此就能推进我国企业技术进步。不可否认确有溢出效应，但对此不能估计过高。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均有技术溢出效应不大的研究结论。

结论与思考

理论研究与经验均表明，跨国公司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向我国转移技术，单纯从引进技术的角度来讲对我们不是最佳选择。能否真正引进先进技术？能否真正掌握引进的先进技术？对我们技术创新能力培养及提高的推进作用及大小都是很值得深思的。“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在入世后如何变通？也是当前我们亟待思考的问题。

现在大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主要是想在这个蓬勃成长的市场上抢占更多的份额，日本企业甚至把中国市场作为它们走出困境的逃亡“福地”。对我们而言，如果最稀缺资源“市场”丧失了，而技术又没得到多少，那是违背我们“开放”的初衷的。另外，不能最终摆脱技术上的依附“地位”，依靠自己的实力把失去的市场夺回来，技术又有何用？“先进技术”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自发的接受技术溢出其效果更为有限。通过直接投资而引进技术对本国的研发有压抑的一方面，这也是每当我们在某方面研发取得一些突破，外方就积极主动的要转让同类技术，目的在于让我们放弃自己的研发全部用它们的技术，从而削弱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对此，我们要高度警觉。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最终要靠自己的努力，要在国际技术转移中使我们的研发队伍实力不断增强。怎样把“不出国门的人才外流”变成接受技术溢出的手段，是摆在我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在当前发达国家政府及跨国公司严格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的情况下，完全靠个人自发的行为，很可能结果是真正的“人才外流”。反观运用引进技术提高本国技术创新水平最为成功的国家，如日本、韩国，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对此我们要高度警觉。

我国应采取积极主动的形式，始终把技术转移中的技术能力转移作为我们的战略定位；对于国外的技术封锁，要思考与制定“反封锁”策略，采取有效手段打破“封锁”；应自觉主动与形式灵活地接受与扩大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应该把引进先进技术与培育提高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形成自己的技术体系；中国的技术问题最终要靠自己解决，这一点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为此，适度的产业与市场保护是必须的，主动权与控制权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应该也必须采用“官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围绕提高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来设计安排我们的国际技术转移对策。

参考资料：http://www.jssti.net/bianjishi/jinghua/2003year/2003-12/kuagu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