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起源于什么地方?

评书的历史和发展
评书的南北两支派，都是明末清初柳敬亭传下来的。柳敬亭在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随漕运总都蔡士英北，曾在北京说评书，而且收了王鸿兴为徒，因此在京师播下了种。王鸿兴手下有何良臣、安良臣、邓光臣三徒弟，时人称为“三臣”，成为评书权威，且自立门户，后来北京的评书演员皆是这三个派传流下来的。当年，说评书的这个门户，于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曾在掌仪司立案，有皇家颁发的龙票。直至光绪年间，这件历史文物，才被评书界的一位后人所遗失。

早年，评书本是说唱相兼的玩艺，有如现代的西河大鼓、乐亭大鼓，说与唱相辅相成。只因光绪年间听书的多为一班太监。因此，被宫中慈僖所闻，传其入宫。在禁地演唱诸多不便，遂改“评讲”，仅以桌凳各一，醒木一块，去掉弦鼓，用评话演说。于是，说评书这种表演形式就被肯定下来了。

清代，民间说评书的，绝大多数是在街面的甬路两旁支棚立帐，摆上长板凳，围成长方形的场子，谓之“撂地”。只有少数评书艺人才上茶馆献艺。庚子事变(公元1900年)后，评书茶馆才畅兴起来，民初是评书茶馆的鼎盛时期。

开茶馆的初创“书座”，须通一个所谓“请事家”(即说书馆内的主持邀角者)来邀请评书演员。照例由头一个演员给评书茶馆举行“开荒破台”仪式——祭周庄王、文昌帝君、柳敬亭之后，送给这位评书演员一个装有现金的“台封”才能开业。在收入上按评书界的行规是“三七下帐”，说书的挣一元钱，个人只拿七角；开茶馆的拿三角。开书头天和最末一天挣了钱“头尾不下帐”全归说书的。每一位说书的演员，在一个书馆内只许说两个月，名为“一转”。内城的评书茶馆都是白天说书，晚上卖清茶。前三门以外的评书茶馆都是白天卖清茶，灯晚说书。内、外城的评书茶馆，黑白天都说书的只有宣武大街路西”如云轩”、“森瑞轩”；磁器口虹桥“天有轩”和天桥“福海居”。

评书，演者仅一人，光说不唱，其道具不过醒木一块、手绢一块、折扇一把。开书时先念一套赞词，多是赞以上三种道具，然后才转入正题。所说的书目多是整本大套的长篇书目，每说完一小段便使“扣子”，用以抓住听众。一般传统书目的内容，是以历史故事和武侠故事为主，有袍带书《三国》、《西汉》等；长枪书《精忠岳传》、《英烈》，等；短打书《水浒》、《七侠五义》等；神怪书《西游记》、《济公传》等之分。小段的“片子活”以《聊斋》故事为题材的书目《崂山道士》、《梦狼》、《画皮》等。50年代以后编演的新书有《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长篇及许多中、短篇书目。

北京近代评书演员辈出。如：清末民初的双厚坪(艺名双文兴)，满族，北京人，说书路子宽，常以《水浒》、《精忠》为最精采的书目，当时被誉为“评书大王”，与谭鑫培、刘宝全合称“艺坛三绝”。双厚坪的后人杨云清最擅说《济公传》和《水浒》。群庆福，自清末至民国期间在评书界享名40年，以说“公案”书见长。有“活黄天霸”的别称。王杰魁，23岁即开始在北京说评书，专说《七侠五义》。连阔如，满族人，抗战前，以说《东汉》成名。解放后说《三国》、《水浒》，也获得好评。

80年代以来，天桥宣武书茶馆有连丽茹的评书《东汉》、《西汉》、蔡连贵的《隋唐》。现在，天桥乐茶园有马增琨的评书《七侠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