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受到的迫害

鲁迅一生用过179个笔名，其目的是为了防避旧社会的迫害，以及尽量避免招惹无聊的麻烦。鲁迅逝世后，国民党反动派先是玩弄欲抑先扬的手腕。 1949年逃往台湾后，则对鲁迅著作采取查、封、禁、堵的政策。到80年代末，在台湾广大民众的冲击下，这一反动政策被迫取消。 进入1930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是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此之前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于上海，鲁迅也是发起人之一。这就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的《革命日报》上便说鲁迅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收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许绍棣更借此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在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鲁迅不得已于3月19日只身离家出走避祸，直到4月19日返家。此后1931年春柔石、殷夫等革命作家被捕、1933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杨杏佛被杀，鲁迅的生命安全几度受到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机构加强了对鲁迅的监视。据有关材料证实，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前身特务工作总部上海区正式成立后，就由“刘翰荪（即刘汉生，化名高尔梦）日常则在各进步书店巡回侦察，并到内山书店专门搜集鲁迅的行动和与之交往人员的情况，分别列为情报向南京特工总部报告”。国民党的另一特务机构军事调查统计局的前身复兴社（又名蓝衣社），也曾严密监视鲁迅。由于鲁迅经常去内山书店，他们曾想派人打入，但没有成功。由上可以看出，进入30年代后，国民党反动集团对鲁迅采取了严厉的高压政策。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放松每一个机会，妄图进行拉拢。据锡金提供的材料，1930年12月，当时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蒋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部长时，有人向他告密说：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地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头子，也就是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在案的这个人。告密者的本意是想提请蒋介石注意，对鲁迅加以迫害、镇压，借此邀功。可是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却认为是一次拉拢鲁迅的好机会，便回答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后来教育部果然有人到了鲁迅家里，说了这事，遭到鲁迅的拒绝。到这年的年底，鲁迅的特约编辑的职务就被裁掉了。这个情况，在鲁迅的学生、日本友人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1970年修订重刊本）中也有记载：“那是我在他家出入的时候，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罢，那时他正因为政府的逮捕令而隐居着，当时的行政院长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行政院长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以一个民间的文人，而且正是在被下令逮捕的身份，竟然拒绝行政院长的会面要求……使人想到他那不屈服于权力的强悍，总之，我感到他为人的伟大。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在鲁迅逝世前的大约10年时间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充分施展了他们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加紧对鲁迅进行监视、迫害、打击，通缉令直到鲁迅去世时仍未解除；另一方面他们也始终存有幻想，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通过多种渠道妄图拉鲁迅转向。但伟大的鲁迅却岿然不动，横眉冷对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诡计。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有一次他（鲁迅）收到反动派的一封信，里面有两颗子弹，有一张纸上书：如果你在发表对我们有害的文章下场就是这样，结果鲁迅还是没有害怕他们！！

迫害好象还称不上，因为鲁迅先生去世时是1936年，还算比较早，如果再晚点就难说了。不过有些文人（譬如“御用文人”）和鲁迅先生观点是敌对的，骂战是在所难免的；鲁迅先生的文章由于犀利深刻，有力地讽刺了某些人，所以遭禁也是有的。

1925年 四十五岁 　　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鲁迅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随后鲁迅向专管行政诉讼的平政院投递诉状，控告章士钊滥用职权。
1926年 四十六岁 一月，新任教育总长易培基取消过去对鲁迅的免职处分，教育部佥事恢复，到部任事。 　　二月，平政院开会作出裁决，正式取消章士钊对鲁迅的处分，判定鲁迅诉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