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中外各方面对比

-------希望借此文唤醒中国人，中国人不要做历史的傻子，本文作者系经济学在读研究生

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比较

一 两次鸦片战争的原因和后果

1757年开始，清政府只容许广州一口岸对外进行贸易，这一时期与中国贸易的国家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丹麦，瑞典和普鲁士，其中，英国占主要地位，中英贸易占总贸易额的一半以上，19世纪初进一步达到80%左右，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外贸易实际上就是中英贸易。鸦片战争爆发前期，英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家，而英国的工业化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将大量的棉纺织品输往中国，但是中国基本上是以男耕女织为特征的自然经济，所以中国老百姓几乎很少或者不到市场上去购买英国的棉纺织品，直到1830年，英国输往中国的棉纺织品比不上中国土布的价值，代表英国经济水平的棉纺织品是英国对华输出的最主要的产品，但在中国很难打开市场。另外，英国输入中国的第二，第三种大宗商品是毛织品和金属制品，这两种产品在中国的销量也非常有限。因此，东印度公司对华的整个贸易基本上是连年亏损的。为了获得利润，18世纪中后期，东印度公司开始悄悄的把鸦片运往中国，在1773年东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鸦片的专卖权后，鸦片的对华输量开始直线上升。1759年对华鸦片输出量是200箱，到了1839年，已经达到35000箱。鸦片给英国商人带来巨额财富，但却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禁烟，由此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目前的学者基本上都认为，虎门销烟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实际上，虎门硝烟只是给英国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提供了一个借口，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战争背后是英国人急于打开中国市场的强烈动机。1825，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1837，1839年又爆发第二次经济危机，国内市场萎缩，国外市场又不见扩大。英国认为，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其人富有积极的消费性格，如果把中国的市场开放给自由贸易的商人，则英国在中国市场上的销量比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大，因此，他们把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采取闭关锁国的国家政策，希望中国可以对外开放并和英国进行自由贸易，基于这样的认识，英国借口虎门硝烟，希望以战争的形式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口岸，阔大中国市场。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签定了《南京条约》，英国人完全陶醉在中国市场将给他们带来巨大利润的美梦中，但后来的事实却与他们预料的相反，鸦片战争后的头几年，英国商品输华量有所增长，但到了1845年后，就出现了回落现象，再后来就停滞下来，马克思分析中国当时的情况时指出：“1842年的条约在促进英国对华出口贸易方面，没有丝毫的作用。”相反，中国对英国的出口却出现了迅速的增加，鸦片战争后中国货物年输出总值是战前的2倍左右。这种情况令英国商人百思不得其解，马克思指出：“除了鸦片贸易外，对外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尽管当时有的英国人意识到了不能打开中国市场的真正原因，但更多的人认为是中国市场开放的还不够，这样到了1856年英国再次找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建立起来的条约制度，涉及政治，经济等许多方面。就列强享有的经济权利来看，包括沿海与内地通商口岸贸易权，协定关税和海关行政权，租地居住权与沿海，内河航行权，领事裁判权，贩卖鸦片合法化和贩卖劳工合法化和自由传教等。条约制度对中国此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国内学者对条约制度褒贬不一，杨小楷在认为：清朝与外国冲突产生的条约制其实对中国经济有正面影响。条约制把西方的法治概念和对游戏规则在参加者之间平等讨价还价的概念引入中国，使清政府失去了其不受限制的政府特权地位，特别是条约制度打破了官方对商业的垄断和对私商的任意侵夺，要求清政府将税收制度公平和透明化。英国对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在当时条件下也有其进步意义。当时的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没有英国的领事裁判权，则英国人民和商人在中国根本没有人身安全，及司法公正的保障。通过租界，英国人的地方自治，独立和公正的司法，这套制度也会惠及中国人。英国在中国的租界基本实行地方自治，不是由英国政府，而是由租界居民选出的地方机构治理租界。英国这租界的司法，税收，公共财政治理为中国人提供了学习现代政治，经济司法制度的最好教材。中国现代城市公共财政制度，公共设施，建筑风格都身受租界影响，特别是英国租界提供了司法独立，地方自治，法律面前平等，收入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企业成立自动注册等榜样，对中国的发展有很大正面意义。但是，《天津条约》签定后，鸦片贸易合法化了，这种非法走私的毒品，在没百斤纳银30两以后，就一变而为合法的商品，在中国公开销售，畅通无阻，鸦片严重毒害并摧残着中国人的精神和体制，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严重萎缩，鸦片的泛滥，使中国人大量的金钱消耗在麻木神经的吞云吐雾中，从而影响到人们生产的精力，投资的能力以及购买的能力，然而，鸦片对中国最大的危害在于大量白银外流，造成金融恐慌，财政枯竭。银价上涨，银贵钱贱。当时农民的租税，偿债，支付等都要折算成银，这样，银价越贵，农民所要支付和交纳的折算成银元的铜钱就越多，从而造成社会财富再分配，使农民负担加重，实际收入下降。另外，由于农民无力交纳繁重的税赋，使得国库存银日渐减少，清政府财政拮据，加剧了清政府财政危机。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家商人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掠卖华工，由于奴隶贸易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和非洲黑人奴隶供应减少的影响，外国人贩子便打着“契约华工”的招牌，采取欺骗手段，使华工签定卖身契，将其运往国外，整个19世纪上半期，估计有32万华工出国，这些华工在贩运途中，受尽非人折磨，从而使“苦力”贸易一开始就打上了血腥的印记。
历史学家戴逸认为：中国社会早已经落后于西方，但历史常常被迷雾笼罩着。18世纪的康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可当时中国没有人认识这一历史真相，只有随着岁月的推移，历史的悲剧才呈现在我们面前。一般说来，文明衰败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外部力量的打击，而在于内部机制的退化，因此，由鸦片战争而开始的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的入侵，虽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深远的影响，但是它也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唤醒了中国人，让中国看到了与外界的差距，这些冲突打破了中国长期封闭的格局，开辟了中国通向现代世界的新纪元。
二 甲午战争的原因和后果

几乎与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同步，日本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进逼下也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建设，并制定了“埴业兴业”和“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希望借此进快完成工业化。在“埴业兴业”的政策导引下，当时日本工业化首先实施了进口替代战略，通过国内的生产以代替对大量进口品的依赖，并首先选择棉纺织品与丝织业作为工业化第一代主导产业部门，可以说，日本的工业化开始于纺织业。随着日本国内棉纺织业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能力迅速增长，但是，棉纺织业的发展很快遇到国内市场狭小的障碍，1890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销路堵塞，许多公司纷纷倒闭，因此，日本意识到需要在海外市场寻找出路。
若想贸易立国，则必须使自己的产品能顺利走出去并被其他国家市场接受，这就必须使自己的产品具有竞争优势，一般而言，产品基本的竞争优势有两个方面，一是价格优势，二是质量优势。而当时日本的纺织品不具备这两个优势的任何一个，因此，要想依靠正常的贸易交往和贸易竞争来开辟国外市场，对日本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寻找正常贸易交往以外的其他手段。当时中国是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大国，但是却贫弱不堪，于是，日本希望以政府投资于战争的方式某求自身的发展，1894年，在日本的一再挑衅下，终于爆发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以中国被迫接受《马关条约》而宣告结束。战争除了直接带来伤残，死亡和破坏外，还给战败国带来了巨额的战争赔款，据估计，这场战争中国所支付的直接成本在5~6亿两白银，如用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换算，相当于清政府6~7年的财政收入。1899年，可靠的财政收入为8800万两，必不可少的支出为1.01亿两，收支相低，亏空1300万两，伴随着巨额的财政赤字，户部银库储银急剧下降，清政府的财政本已入不付出，加上战争的直接损失和战争赔款，使得财政进一步雪上加霜。在中国政府因甲午战争的战败而支付巨额成本的同时，日本则从这场战争中收益颇丰，如果把这场战争看作日本政府的一次投资行为的话，那么其收益率高出一般经营活动的数倍，这些钱为日本政府以后通过投资以扶持工业化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才力保障，而中国则元气大伤。除了支付大量的直接成本外，中国还支付了无可估量的间接成本，本来可以用来中国国内各方面建设的巨额资金，因偿还战争赔款而流失，致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始终无法突破资金瓶颈。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初，最为稀缺的资源就是资本，因此资本形成的快慢，资本数量的大小就成了促进或限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按照经济学家来宾斯坦的论述，一国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本至少有一个“临界最小努力”，即有一个最低限度。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打破低收入与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必须保证有足够高的投资率，以使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从而使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高，这个投资率水平就是“临界最小努力”，没有这个最小努力就难以使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然而甲午战争中，中国政府却打了一个大败仗，不仅掏空了国库，还筑起了惊人无比的债台，“临界最小努力”投资根本无法实现。中国政府被债务，赔款压得透不过气来，几乎没有精力进行国内的经济建设。由于战争赔款，不仅仅破坏了中国正常的经济建设，而且还因此打断并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使中国为此而支付的机会成本以成千上万亿来计。
甲午战争的直接，间接成本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无比重大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因战败而更加拉大了与世界列强的距离。而日本由于大发战争财，使得日本的繁荣与侵略中国的战争紧密相关。甲午战争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战争的甜头。后来，1904年日本同俄国在中国东北开战，1915年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可以说，当每一次中国将要走向富强的时候，日本都会以战争的形式遏止中国的发展，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拦腰斩断，如果说甲午战争仅仅是日本政府用战争的形式振兴其国民经济的话，那么，以后发动的数次侵华战争，则完全是妄图灭亡中国。

三 两次鸦片战争与甲午战争比较

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和列强的入侵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比较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中国的入侵之后发现，它们入侵中国的原因，目的，性质，以及对彼此造成的后果是完全不同的。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商品无法销往中国，因此英国借武力以改变中国的国家政策，促使中国同西方国家自由贸易，因此鸦片战争一开始就体现着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中国因两次鸦片战争看到了自己与世界的差距，中国人从此开始觉醒。尽管罪恶的鸦片贸易与贩卖劳工对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是条约制也把西方工业文明下的市场概念，法治概念，民主概念引入中国，中国在18世纪60年代开始发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并且出现私人企业，经济开始复苏，同时中国还从外国的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中获得直接的好处，这对中国打破封建制度的历史循环，走向一个现代国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日本政府直接将资本投资于战争，以战争赔款的方式获得高额利润，然后用战争赔款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日本获得了远远高于一般经济投资活动的投资回报率，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被拦腰斩断，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再一次被拉大。因此可以说日本的繁荣是建立在中国的灾难基础之上的。甲午战争后日本一次次对中国的伤害，充分暴露了日本这个民族妄图灭亡中国，扩大其领土和资源的野心。目前国内学者对甲午战争的研究还很不够，虽然甲午战争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涉及的区域也有限，但是，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各方面造成的破坏是空前的，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从甲午战争前后许多视角的对比来看，中国社会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此，可以把甲午战争视为中国近代的分水岭。
四 进口替代战略促成中国近代经济的“黄金时期”

现代经济学中的所谓“进口替代”战略主要是指利用贸易保护政策，通过发展国内消费品生产来取代进口，其核心是通过保护性关税和进口配额对国内进口替代品生产企业进行保护，进口替代是经济后进国家为实现工业化，实现经济发展和赶超而常常使用的手段。19世纪末期的德国和日本都是依靠进口替代战略在短期成为工业强国的。中国在20世纪初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是中国的民间资本和民办企业，并在1913~1926迎来了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年增长率超过10%，很多学者认为促成这一成果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抵制日货”运动的兴起。在黄金时期，席卷全国的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有两次：一是1915年因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而爆发的抵制日货运动。另一是1919年“五四运动”及其后的抵制日货运动。不断壮大的中国人民“抵制日货”运动，不仅仅对黄金时期的经济发展而且为其后整个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影响，是促进近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性因素。1927~1936年的“南京十年”期间，国内局势基本稳定，在强政府的主导下，中国经济继续稳步发展，工业年均增长率为8.4%，这一时期，国内又陆续爆发了数次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促使民营资本迅速积累，竞争优势不断增强，出口额大幅度增加，到1936年，很多的工业品产值都达到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最高点。因此，被喻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几乎达到了起飞的地步，中国完成工业化的梦想指日可待。可惜，1937年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政府苦心经营的近代工业化成果遭遇毁灭性打击，从工业化起步以来一点点积累的工业文明和经济财富，被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无情摧毁，由1840年为起点，到1949年为终点，中国近代110年的经济发展不仅终点又回到起点，甚至终点还不如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