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的是人人意中常有之事，却非人人所能道出。作客他乡，见秋风而思故里，托便人捎信。临走时怕遗漏了什么，又连忙打开看了几遍。事本子平，而一经入诗，特别是一经张籍这样的高手入诗，便臻妙境。这在诗坛上并不是常有的。
第二句“欲作家书意万重”，其中的“欲”字紧承“见秋风”。原来诗人的心情是平静的，象一泓清水。秋风乍起，吹起他感情上的阵阵涟漪。行文顺畅自如，一气流贯，然而句末“意万重”三字，忽又来一个逆折，犹如书法上的无垂不缩。因此这里诗人的感情并未顺流而下，而是向更深的地方去开掘。这种手法，看似寻常，实极高超。我们细玩诗意：诗人因见秋风而生乡思，于是欲作家书，可是千言万语，又不知从何写起。“意万重”，乃是以虚带实。刘禹锡《视刀环歌》云：“今朝两相视，脉脉万重心。”“万重心”、“万重意”，俱是极言思想感情的复杂。其中究竟有多少心意，每一个有生活经验的读者，都能体会得到。因为是“意万重”，这家书怎么写呢?写了没有?作者没有明言，让读者去想象，这就叫做含蓄不尽，耐人寻味。
三、四两句，又作转折。尽管“意万重”，无从下笔，但就文意看，家书还是写了，问题在于匆匆着笔，意犹未尽。“匆匆”二字，生动如画，既写了自己一方，也反映出捎信者一方。联系下文来看，那个捎信人是在行期在即时遇到的：也许就要上马、上船，即便不象岑参与入京使“马上相逢”那样急迫，总还是行色匆匆不能久停的。由于捎信人是这样行色匆匆，写信人不得不匆匆落笔。由于匆匆落笔，万重心意一下子很难表达清楚。在这种符合逻辑的描绘之中，诗人的急遽之情，匆忙之色，栩栩然如在目前。“说不尽”三字，也与上文“意万重”紧相呼应，由于“意万重”，所以才“说不尽”。而“意万重”也与“见秋风”引起的乡思相关联。黄叔灿《唐诗笺注》说：“首句羁人摇落之意已概见，正家书所说不尽者。‘行人临发又开封’，妙更形容得出。试思如此下半首如何领起，便知首句之难落笔矣。”说明下半首的起头与全诗的起句，环环紧扣，首尾相应。
结句更是造语入妙，写情入微，可称一篇之警策。近人俞陛云评论说：“已作家书，而长言不尽，临发开封，极言其怀乡之切。”又说：“此类之诗，皆至性语也。”(《诗境浅说续编》)所谓“至性语”，就是说写出了最真挚的人类共有的感情，而且达于极致。在结构上，上句说“匆匆说不尽”，下句说“临发又开封”，渲染足了“匆匆”的气氛。
由于此诗艺术上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因此前人给予极高的评价。林昌彝《射鹰楼诗话》说：“文昌(张籍字)‘洛阳城里见秋风’一绝，七绝之绝境，盛唐人到此者亦罕，不独乐府古淡足与盛唐争衡也。”一般论者以为诗到中唐，不足与盛唐争衡。但就此诗来看，截取日常生活中一个片段，挖掘到人物感情的深处，以淡语写至情，发纤浓于简古，诗风质朴，意境浑成，称之曰“七绝之绝境”，决不为过；与盛唐名家(如前举之岑参)同类之作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张籍(768-830?)，字文昌，原籍吴郡(治今江苏苏州)，迁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贞元十五年进士，历太常寺太祝、国子监助教、秘书郎、国子博士、水部员外郎、主客郎中，仕终国子司业，故世称世称张水部、张司业。因家境贫困，眼疾严重，孟郊戏称“穷瞎张太祝”。与韩愈、白居易、孟郊、王建交厚。诗多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颇得白居易推重，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张籍诗歌创作大致有3个时期。40岁前为早期。40-50岁为中期，其优秀乐府歌行作品多作于此期。50岁后为晚期。这时生活逐渐安定，除仍写乐府歌行外，多作近体诗。他的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诗中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各种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如《塞下曲》、《征妇怨》，另一类描绘农村风俗和生活画面，如《采莲曲》、《江南曲》。张籍乐府诗艺术成就很高，善于概括事物对立面，在数篇或一篇之中形成强烈对比，又善用素描手法，细致真实地刻画各种人物的形象。其体裁多为“即事名篇”的新乐府，有时沿用旧题也能创出新意。语言通俗浅近而又峭炼含蓄，常以口语入诗。他还着意提炼结语，达到意在言外的批判和讽刺效果。张籍的五律，不事藻饰，不假雕琢，于平易流畅之中见委婉深挚之致，对晚唐五律影响较大。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张籍诗集》。
秋思唐代张籍
作者客居异乡，多年不见亲人。四季轮转，又到秋天。萧瑟的秋风就像思乡情的引水渠，引着作者内心的思乡情滔滔不绝地往外泄涌。作者这时想到可以托归乡人替自己捎一封家书，将万重心意与亲人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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