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勇气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
一个时代有几个最好的作家,有几部最好的作品,具体来说,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有能力以独特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这个时代的文学就立起来了。
当代中国文学当然要放在现代世界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来理解,它是世界现代性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这样的现代性内在差异性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虽包含着断裂、反叛与转折,但它不与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完全悖反。五六十年代的激进现代性,历经了80年代的"拨乱反正";我们固然可以看出它的局限性,但同时也不可能将它从我们的文学传统中完全地剔除。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并非只有"政治"二字才可概括;八九十年代的反动,也并非只是投入西方现代的世界体系就能全盘解释。前者有"文学"遗留下来,而后者有"中国经验"不可化约,二者相加,就是中国文学的倔强性。这两个时代,在我们的文学史和批评中,被描述为对抗与反动的关系,但我们也要同时看到,它们也并不是替代性的。先锋派反"宏大叙事",只是表明历史之变化,与"可歌可泣"无关。后来的历史固然要超越过去,这并不等于过去就一无是处。事物的关系,并非非此即彼,也并非以好与坏的简单逻辑为唯一的解释准则。有些人把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称为"烂苹果",这不只是狭隘偏见,也是心底阴暗。
我们要看到,中国当代的文学经验的特殊性,没有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在自己的大地上给中国文学立下它的纪念碑。也就是我们永远无法给出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准则,因为,依凭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中国的文学永远只是"欠发达"的货色。但谁来依凭西方的尺度呢?是我们吗?我们为什么只有这一种尺度呢?汉语言文学的尺度是否有可能会有一点例外呢?仅就这一点例外,它是否永远无法为西方文学规训呢?
西方给予中国的美学尺度,无疑曾引导、敦促中国现代文学进步、成长、壮大。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都是西方现代性引导的结果。后者不过再加入了苏联的影响。它是世界现代性在中国的激进化表现,在文学上也同样如此。从现代至今,100年的历史,不能有一些变化吗?
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追逐西方一个多世纪,自梁启超1906年创刊《新小说》,发表所谓"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观点,中国小说奉西方小说为圭臬。西方的现代美学语境,一直是中国文化走向启蒙现代性的参照物。但中国自现代以来,其实一直走着自己的激进现代性之路,在文学上也同样如此。中国的小说终至于以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为主导,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文化建构到建构起中国革命文学,文学与民族国家建立的事业完全联系在一起。这其实是西方的现代文学所没有的经验。这一经验一直偏离西方,它不能完全以西方现代文学的经验为准则,只要以西方现代世界性或"人类性"文学经验为准则,中国的现代文学就陷入尴尬,尤其是走向共产革命的文学更是难以协调。夏志清和顾彬等就不愿承认这样的历史也是文学的历史;他们宁可把它看成是中国作家受政治压迫的历史佐证(这可以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顾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读出)。
西方的小说根源在于它的浪漫主义文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依然是与这个传统发生关联,反叛也是关联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