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浒传》的受招安及悲剧结局?

招安是《水浒传》的重要情节之一,它与《水浒》有着不可分割的情缘。金圣叹曾对《水浒》进行了腰斩,使之成了“断尾巴的蜻蜓”(鲁迅语)。但仍然消除不了招安的痕迹。招安又是表现主题的关键。招安导致的悲惨结局,揭示了农民革命的弱点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凶残本质,进一步阐明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失败的必然性。本文力图从尊重小说作者创作意图的原则出发,探讨一下《水浒传》中招安的历史背景,受招安的种种原因,接受招安后梁山泊英雄们的悲剧结局及它所揭示的意义等。

一、《水浒传》中招安的历史背景

招安是《水浒传》的重要情节之一,它不仅对表现主人公宋江的性格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是表现主题的关键,要论清受招安的原因及招安的悲剧结局,首先要搞清《水浒传》中招安的历史背景。《水浒传》是在元末明初的现实背景下,由作者施耐庵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其中故事的情节是以北宋末年的历史为背景的。这种复杂的情况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水浒传》中所反映的生活归结为北宋末年的历史真实的现实生活,而应联系明代的现实生活来认识《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封建时代的社会生活。而且,作为文学作品,其中所描写的生活图景又是社会现实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因此,认识《水浒传》所反映的生活,也不能离开作家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分析《水浒传》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图景的本质特点。

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末年。由于北宋末年政治日渐腐败,统治阶级对外妥协,对内大肆搜刮,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造成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宋徽宗(赵佶)即位后,更是大兴宫室,浪费无度,创花石钢,劳役繁兴,加之水旱自然灾害的侵扰,人民无法生活,相继发生了宋江和方腊等起义。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但却流传了起义的故事。而北宋政权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变得更加衰弱,终于被女真人占了汴京,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宋徽宗和宋钦宗也被俘虏,被带到金国北方的老地去。

南宋建立后,谝安江南,并没有抗金的决心,而且重用投降派秦桧,杀害主战派爱国将领岳飞,残酷镇压农民起义,也是一个腐败的政权。但是面对半壁江山为金国所蹂躏,民族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时,许多农民起义开始转变斗争的方向,出现了从“反王”到“勤王”的趋向。一些原来因反阶级压迫而起义的农民义军与新起的义军,把斗争方向迅速地转到抗金方面来,或接受了宋的招安,或表示愿与宋联合抗金。这是新的政治形势下出现的农民起义的新情况。

南宋政权勾结蒙古势力消灭了金国,而自己却在1279年被蒙古灭亡。于是蒙元的异族统治在中国的大地上造成了更加黑暗的政治局面。蒙元不仅残酷地镇压了汉民族的反抗,而且采取民族歧视的政策进行统治,使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统治并不能维持长久,元末相继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蒙元统治的农民起义,朱元璋终于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于1368年推翻了元朝统治而建立了明王朝。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彻底背离了农民起义的路线,
而实行大权独揽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他一方面采取一些恢复生产,缓和阶级矛盾,令民休养生息的措施,一方面又虐杀功臣,造党狱,抄杀不为君用的封建文人。造成明初极为严峻的政治局面。

宋江起义的故事传说就是在这样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背景下发展演变的,《水浒传》就是在元末明初的历史背景下最后形成为一部巨著的。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对“水浒”故事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复杂的影响,因此,在《水浒传》中所反映的现实并不是单一的北宋末年的现实生活,而是包括着北宋末年,南宋、蒙元和明初等不同时期的广泛的封建社会的现实。因此,《水浒》中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具有更大的概括性。其中许多重要的情节,也并不是历史上宋江起义的真实而具体的敷衍,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的艺术虚构。鲁迅很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他又认为:“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被害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鲁迅认为“征辽”一节的形成“亦非始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驰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这些都深刻地论证了在漫长的“水浒”故事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由于社会思潮的不同,由于创作者思想见解的不同,许多情节被创造出来,许多情节被改造了,许多情节更复杂了。这种情况决定《水浒传》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必然十分复杂,而且带有矛盾。

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历史上的招安之说形成于北宋末南宋初,到了宋末元初,更加合理化,元代仍然肯定它。其原因是招安包含着以宋室为正统的抗金反元的内容。广大人民的愿望是宁肯受宋朝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也不愿受金人和蒙古人的外族蹂躏。宋室再腐败,毕竟是先进的封建王朝,代表着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力。金人、蒙元武力再强大,毕竟都是从氏族社会脱胎而来的落后民族,因此,在宋元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封建统治阶级采取招安政策是能够得到许多农民起义领袖和起义军响应和支持的,招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不过,对于招安,我们不能完全加以肯定或否定,这里,我比较赞同郭豫适同志的观点,具体到《水浒传》的实际描写来看,“无论是从它的篇幅还是从作者的构思来看,也无论是从接受招安前还是接受招安后梁山泊英雄们的活动来看,民族矛盾、民族战争决不是《水浒传》描写的中心,显然也不是小说作者主要的着眼点之所在。《水浒传》这部作品的实际描写以及它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印象,是一部农民起义的史诗;虽然它也写到了征辽的活动,但并不是一部以抵御外敌为重要内容的文学作品。宋江在小说中虽然有“统豺虎、御边幅”的思想和征辽的实践,但他主要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而不是一个民族英雄的形象。”宋江之所以主动接受招安,还是由于他的忠君思想占了主导地位。这些我将在下文作具体的分析。纵观《水浒》全传,招安毕竟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施行的一种策略,尽管招安解决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但招安的结果必然使农民起义走向失败。

二、受招安的种种原因分析

首先,梁山泊义军首领宋江性格的双重性:即反抗性和妥协性,决定了他日后必然走受招安的道路。宋江是一个集“忠孝义”于一身的人,他性格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里,他的思想和言行都充满着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而这些矛盾斗争又集中地表现为造反和忠君、革命与妥协的剧烈冲突。

上梁山之前,宋江是山东郓城县的押司,一个封建政权中的刀笔小吏。他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脑子里有不少“忠君孝亲”、“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剥削阶级思想。他幻想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本领,能够跻身仕途,步步高升,从而达到扬名显姓的目的,“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但由于当时官场黑暗,当权者“非亲不用”,因此他虽然“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可是却长期处于皂隶行伍之间,“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于是他开始结识江湖好汉,图谋寻求另外一条路。可以说,前期的宋江思想中以讲江湖义气居主导地位。

当晁盖等七人劫取生辰纲事件被官府查出,他主动、勇敢地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给晁盖等人通风报信,表现了一个江湖好汉的本色。然而他并非有意支持晁盖等人起来造反,所以后来当他听说晁盖等人上了梁山并且擒何涛、俘黄安,把官兵打得落花流水时,便认为这是犯了“迷天大罪”,干了“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杀阎婆惜后,他不得不开始了亡命生涯。然而他并没有去梁山泊投奔晁盖,而是想借托孔太公、柴进、花荣等的庇荫找个稳妥的避难所。他上梁山经过三次反复:第一次是大闹青州后,途中他得到家书,急忙奔丧回家,结果落入官府手中,被剌配江州。第二次是剌配江州途中经过梁山,被救上山,不肯留下,终于随公差到了江州。为题反诗闹了一场大风波。第三次是上山以后,又要回乡迎父亲,结果又被官府追捕,幸好藏在九天玄女庙中脱险,遇救上山。第三十六回宋江对晁盖说:“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就反映了封建道德教条是如何严重地控制着他的行为的,反映了宋江性格的妥协性一面。这是宋江出身、家庭、地位、教育所造成的结果,而这正是他上梁山以后推行招安路线的伏笔。

宋江上梁山以后,团结众好汉,对发展起义事业曾起过积极作用,他多次率众攻城奔府,主动发起进攻;屯粮积草,进行积极防御。取得了对敌斗争的巨大胜利。在三打祝家庄、破高唐、克青州、取大名、下东平,以及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战役中,宋江都被描写成知人善任,纪律严明、所向披靡的农民起义领袖。作者对他这方面的才能品德作了充分的肯定。然而,宋江上梁山之后,却仍然是两面性格,有时妥协的一面反而占据了上风。特别是当山寨形势越来越兴旺,他认为凭借实力和声势,有了和朝廷在招安问题上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后,妥协的一面占了主导地位。第五十九回劫持太尉宿元景的时候,他正式地向这个当朝大官表白了盼望招安的诚意,开始向封建王朝表示屈服。结果,终于发生了招安的悲剧。

晁盖一死,宋江坐了梁山的第一把交椅,便下令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本来是聚众起义,也就是团结起来共同造封建朝廷的反。而忠义则是以忠君为核心,让人们做封建统治者皇帝的奴才。一字之改,标志着梁山起义革命目的和政治纲领的根本变化。

从宋江性格的三个发展阶段看,宋江的思想大致上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最初是封建正统观念很严重,但他结交江湖好汉,讲究江湖义气,其后身遭压迫,在与梁山泊兄弟共同的斗争中,培养和发展了叛逆的思想,后来接受招安,便以“如今做了国家臣子,都是朝廷良臣”约束自己和梁山泊兄弟们,不允许兄弟们重上梁山造反,从这里可以理会到,宋江接受招安,固然有其他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