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明史专家顾诚先生的话说,李自成失败的那么快,主要是因为他缺乏战略眼光,搞错了当时大顺政权的主要矛盾,没能及时调整战略导致的结果。
明末社会,阶级矛盾尖锐,老百姓和统治者间的矛盾无法调和。
可以说,阶级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
可到了明朝最后两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崇祯十五年,洪承畴兵败松山,除三万残兵跟随吴三桂退守宁远外,其余约十万明军均被清军团灭。
崇祯十六年,孙传庭兵败潼关,明朝仅存的十几万精锐或战死,或倒戈投降李自成,几乎全军覆没。
这两次惨败后,虽然当时在湖北武昌,左良玉还有八十万“大军”,淮河两岸也还有几十万明军“精锐”。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无论是对满清,还是对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起义军。明军都不再具有任何威胁。
明政府也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了。
如果再根据崇祯十五年,贝勒阿巴泰率八旗军入关,如入无人之境,在俘获明朝人口三十六万余,牲畜五十五万头。于次年四月大摇大摆北还关外。明朝将帅拥兵观望,无一敢战的情况来看,又可以看出:八旗兵战力爆表,中原各路势力此时已经没有内讧的资本了。明朝和义军必须建立“统一战线”!
如不然,大家只能是一起死。被满清团灭。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民族矛盾已经取代阶级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然而在这个生死关头时刻,明朝和李自成却都选择了错误的路线。
他们都不愿意议和,明朝被李自成所灭。马士英等人在南京拥护福王继位,寄出愚蠢的联清灭顺政策。抗清的任务最终就全落到了大顺政权身上。
当然,明清联合绞杀,并不意味着李自成就完蛋了。如果他此时能团结士绅,团结前明文臣武将,把人心涣散的北方整合起来,把大顺的基层统治架构夯实。让大顺朝进化为又一个明朝。生死主动权仍然还在他手上。
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李自成又接连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当时他往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派出了节度使、防御使等官员管理地方军政。对前明中央官员也释放善意,录用了一小批大臣。但这些作为都只流于表面,对明朝地方官员,他一律不用,只选用明朝时未曾出仕的举人。而且对地方士绅也是强力打压。这导致地方官绅地主极度仇视大顺政权。
要知道,古代一个县只有县令、县丞等四个人才有资格吃皇粮。乡下的统治秩序需要依靠士绅维持。李自成不团结这批人,大顺的统治根基之薄弱,就可想而知了。
在中央,李只录用少量大官,对大部分人都不录用,或者是带有歧视性的录用。比如当时吴三桂都已经确定归顺大顺朝了,可刘宗敏却觉得吴三桂是降将,打心眼里瞧不起吴三桂,明抢陈圆圆。而李自成得知后却未及时补救,导致吴三桂降清。这正是李自成缺乏笼络人心的诚心和政治智慧的表现。
总的来看。李自成对于大顺政权的正规化建设不是没有作为,但可惜他的作为,都只浮于表面,没能把大顺朝的根基夯实。被大顺歧视的前明官员士绅,要么倒向南明,要么降清。最终只给李自成留了一地鸡毛。
当然,即便是如此,也不意味李自成就一定死翘翘了。如果他当时能集中大顺所有军力于河北,与吴三桂、八旗军做殊死一搏,然后回过头来处理内政问题,生死仍未可知。
然而在这个生死关头,李自成居然自负了。
他只带了六万人进京(李自成在北京总兵力大约二十多万,但大部分是明朝降兵),在无足轻重的荆襄(主要防备左良玉,可左良玉根本不敢跟大顺硬碰硬)却留了七万人。
这种心理上的懈怠,瞧不起吴三桂,瞧不起八旗军,让李自成最终吃下苦果——大顺军在山海关一战中被清军重创,六万精锐死伤惨重,溃不成军。
李自成是明朝人。 李自成(1606年9月22日—1645年5月17日),原名鸿基,小字黄来儿,又字枣儿,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世居陕西榆林米脂李继迁寨。
缺乏战略眼光。作为广大起义者的领袖,李自成却不成正确判断局势,制定战略计划。
因为李自成的手下各有心思,他没有管好自己的手下,没有得到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