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怎么来解答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的没落，还有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及其带来的科技革命的为什么的问题，最早由李约瑟博士提出，而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答案的难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在这里，浅显的我能谈的也只是一些自己浅显的见解罢了。
要问为什么，我们首先就要搞清问题的界定。首先近代科学是什么？它的特点又是什么？它的产生又需要什么样的环境。
有人把科学归结为两类：一是以近现代科学，尤其是以物理学为典范，从科学的内在结构出发，强调科学是由概念、定理、定律的组成的关于自然界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其二是从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出发，认为科学是人的“一种特殊的思想和行为”，是“理性思维在经验目的上的应用”，并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中，人们实现这种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即科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形式。
关于这两种认识中，显然第二种更符合我们现在对于科学的理解。但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讨论的应当是第一种，即所谓的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主要特征是用数学抽象地描绘自然规律，同时面对自然能够创造出相适应的抽象数学。那么对于我们的描绘是否准确，我们采取的是实验的方法。所以自然科学大部分都属于实验科学。
要讨论李约瑟问题，就必须拿中国的文明传统来和西方的文明传统作一个比较，同时这个比较应该是多方位的。有人只比较东西方的思维方式，显然过于片面和简单了。说到底，科学虽然和人的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但要形成一种科学文化，并隶属与文化，那就离不开关于该文化产生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马克思讲，文化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如果科学不能形成一种文化来传播，那它绝不会有科技革命。只有把近代科学当成一种文化来研究，我们的认识才能更全面一些。
有人提出了对李约瑟难题的两个方向的理解：一种是以研究欧洲近代科学的产生为主体；一种是以研究中国古代科学的没落为主体。
我们既然已经把近代科学归结为一种文化来讨论，那么我们首先来从第一种方向进行理解。
欧洲的本土文化中世界可算是荒蛮的，但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科学文化迅速形成，并借助科学的力量有了现代技术而迅速崛起，站在了世界的文明之颠。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让欧洲文明有了跨越式的发展，我们就不得不看看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到底如何对欧洲文化进行了作用。
这里面主要有两点引起我的注意：首先，欧洲的宗教改革进一步解禁了封建主义对科学探索的禁锢，哥白尼式的命运得到了解放；其次，文艺复兴拿来了本非欧洲的古希腊文明，而古希腊文明中有着早期的科学哲学思想。
欧洲本来就是世俗政权和教皇政权并存的专制制度，宗教改革对于封建专制的进一步解禁使得像古希腊先哲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有了更大的研究和教学空间，而崇尚自由，同时又有着自然崇拜的西方思想自然而然地将探索文化的重心转移到了科学领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城镇商业文化的兴起，对于技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为科技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广泛的价值基础并推动了它的发展。
同样，文艺复兴借鉴来的古希腊文明的科学哲学传统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相适应的。古希腊的先哲们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和工匠，正是这样一种科学与社会、科学家与工匠的结合，促进了西方科技文明的兴盛。
也许正是因为欧洲没有太多经典的本土文化，所以它对于外来文化显得更容易适应，古希腊的科哲文明在他们手重显得更加务实。
尽管文艺复兴使欧洲的哲学后来有了形而上的风气，可它毕竟成就了欧洲伟大的科学文明，从而带动了欧洲的整个物质文明。从这个角度来讲，文艺复兴对于欧洲来讲是功不可没的。
但从探讨欧洲科技革命的发生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如果说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去问为什么了。要想更深的理解李约瑟难题，关于中国的古代科技文明的没落就成了必须，因为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近代科学文化的生长环境。网上有评论说探讨李约瑟问题实际上是没有价值的，我认为恰恰相反，只有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了近代科学文化的环境属性，我们才能更深地理解被我们已经改造了的现代科学文化，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它的价值。这都是我们现在必需的。
现在沿第二种方向来走。席文说：“中国（过去）有各种‘科学’，而没有‘科学’”，因为这句话而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中国过去的确没有像在欧洲那样形成着整合与资产阶级革命同步发生的可革命，可既然讨论的是古代哲学，就绝不能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待过去对自然知识的认识。中国过去有在过去可以称为科学的科学，那它就是有科学的。
中国古代虽然有科学，但中国的古代科学是和古希腊的哲学科学是有很大区别的。这涉及到文化传统的一些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图纹崇拜和祖先崇拜，而西方是图形崇拜和自然崇拜。所以西方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支配人去探索自然；而东方的文化很大程度是要进行对祖先之法的理解，要为比西方强大得多的封建专制服务。中国尽管有科学，但长期受封建专制的影响，很难得到充分发展，所以，中国的科学都是些工匠科学。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科学的阻碍主要有两个：一是从孔子开始的教学平民化过程中，由于封建专制的束缚，平民文化将科学的探索认为是末学；而把适合封建专制的“君臣，父子，夫妻”等伦理纲常的儒学作为显学。因为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强调的封建等级关系并论证这种关系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的。这在意识上抑制了科学的发展。
二是教学传统的沿袭抑制了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要交流，而中国最可能产生科学种子的工匠们没有这样一种适应科学产生的传统体制。古希腊的科学可以由学堂里进行师承，而中国的工匠们还没有这样的条件来广泛地把自己的科学思想进行传播。我们的工匠师傅们有了研究成果，就会把它当秘方一样供起来，而不可能把它用与广泛的交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而与我们不同的西方城镇文明里，他们的意识要比我们开放的多，他们明白交流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我们明白交流好处的都是士大夫，而士大夫又是忌讳搞科学的；工匠明白科学的好处，可又忌讳交流。这也是一大阻碍。
对于我们科技文明的没落，单从东西方思维方式不同的影响是过于片面了，可在长期的封建文化的影响下，我们与西方的思维方式的不同确实也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我们科技文明的没落。
我们从孔子开始就讲的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阻断了我们对于自然的一种探索意识。同时，我们没有自己的宗教，长期受着空前强大的封建专制集权的统治，又由于我们的农业文明、小农经济，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自己的家耕自己的田，向来都把稳定和秩序作为最低底限。保守最后植入了我们的民族个性。最后造成了我们对于人事的理解往往都是靠经验靠感觉进行处理的，对于自己的生活我们都习惯了按照传统去执行，成了“礼性社会”。而相反，西方的封建时代比我们要短，同时由于宗教的作用，他们的封建禁锢比我们要少，同时他们的文化有着追求终极理性的传统，所以在15~17世纪封建时代接近尾声时，他们的思想比起我们要自由得多，一个宗教改革，一个文艺复兴，他们就能够苏醒。而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历史变迁，又经历了批孔倡新的五四革命，我们都没能完全苏醒过来。我们又遭受了十年的偏左的浩劫，直到今天，我们用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优势改造了近现代科学，并广泛地引进了西方的文化，同时基本上建立了相对民主的社会体制，我们才有所好转。但尽管这样，我们与西方相比还是显得不够开放。而这些文化形态的不同始终都是与长期文明体制的不同有着莫大的关系。
也许是由于欧洲本来就能够用于否定的文化不够强大，所以它很容易就完成了否定，并用复兴的方式完成了否定之否定，得到了发展。而我们可能是自己的文化过于强大，很难否定，但是由于我们的基数要比他们大，等到我们完成了否定之否定，我们就一定比他们的发展更扎实，更能产生出适合我们发展的大文化。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所谓李约瑟难题就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