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巴金的小说《家》的论述 《激流三部曲》是巴金的代表作,它包括《家》(1931年在《时报》连载,1933年5月开明书店初版)、《春》(1938年3月开明书店初版)、《秋》(1940年4月开明书店初版)。作品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揭示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及其罪恶;也描写了革命思潮激荡下的年青一代,歌颂了他门的觉醒和抗争。 作品以“五四”新思潮冲击下的四川成都为背景,写了豪门高氏的腐败和溃烂。表面上它是诗书传家,历代为官,实则家内各房之间明争暗斗。家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维护封建礼法,压制一切新生事物,不惜牺牲青年的幸福和前途。作者歌颂了青年的反抗精神,鞭挞和批判了封建家族的罪恶。 《激流三部曲》以《家》为代表,以其强大的感染力和批判精神,曾教育和激励过无数青年走上革命之路。在《家》里,作者描写了众多的青年男女的形象,表现了他们的压抑、反抗和斗争。高家三兄弟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人物。 大哥觉新,是《家》中第一个重要人物,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主人公。在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熏陶和毒害下,觉新失掉了反抗精神。他善良、待人诚恳,受过新式教育,在他心中善恶和是非的界限是清楚的。但他不敢反抗,用“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对待一切。觉新与表妹钱梅芬恋爱,就因为两位母亲在牌桌上斗气,钱母用拒婚来做报复手段,便扼杀了这段恋情。对此,觉新并不反抗,父亲为他订了李家的亲事,他只能点头表示顺从,然后回房蒙头大哭。他不反击,也不想反抗,只悲悼自己的命运。然后结了婚,忘掉了另一个少女。在这个大家庭里,谁都可以在觉新身上出气。两个弟弟做了祖父、叔伯父不高兴的事,便责骂觉新,命令他去管教弟弟,他便按长辈的话去做。如觉慧参加学生运动,被祖父训斥,觉慧分辩了两句,祖父便叫来觉新,加以训斥,并叫他看管弟弟。觉慧对此不眼,依然要出门去,觉新也没有办法,只是说:“结果不过是我多挨几次骂就是了。”在哥哥的感比下,觉慧同意暂不出门。觉新是旧礼教下的受害者,值得同情;但同时他又扮演了一个旧制度维护者的角色。他的不抵抗,再典型不过的是瑞珏的死。祖父死后,陈姨太为了“复仇”,造出了“血光之灾”的迷信说法,不许瑞珏在家里生小孩。虽然觉新觉得是“一个晴天霹雳”,但还是和平地接受了,没有一句反抗的话。尽管两个弟弟极力反对,多方劝阻,觉新还是把瑞珏送到城外荒郊的茅屋中去,不敢承担“不孝”的罪名。瑞珏就是这样死了,被封建迷信断送了生命。对于两个弟弟,觉新是爱之甚深的。他的性格也是复杂的。诸如觉民的逃婚,觉慧的离家出走,他都曾暗中支持。觉新是以巴金的大哥为原型塑造的形象,作者对他充满了爱和同情。 觉民和觉慧,则是家庭的两个叛逆者,两个人道主义者,是高家两个出门不肯坐轿子的人。他们接受“五四”民主精神,敢于反抗家庭,反抗封建的束缚,有正义感,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在婚姻问题上,觉民不像大哥那样逆来顺受、任人摆布,敢干自己决定恋爱和结婚。与琴相爱,这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用逃婚抗拒包办婚姻,使祖父屈服,为他解除婚约。最后,得到个人的幸福,不像觉新和梅那样成为悲剧,表现了觉民的反抗精神。觉慧更为勇敢,他参加学生运动,办刊物,宣传“五四”精神。反对大哥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在这高家的封建堡垒里,他“不顾忌,不害伯,不妥协”,是民主力量的代表,最后离开家庭,表示与腐朽、反动的大家庭决裂。 如果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觉民与觉慧的性格上,有很大差异。觉民更为成熟,办事也更为冷静、沉着。例如,在逃婚的前前后后,周密安排,取得成功。觉慧则更为激烈,更为热情,虽然不乏幼稚的表现,他毕竟是高家最富斗争性和反抗精神的人物。他是作品中第二个主要人物,是作者笔下新思想的代表。比起觉慧来,觉民的心胸不够宽阔,对剑云的冷淡,带有妒忌的味道。沉浸在和琴的爱恋中,对周围有些冷淡,连民主运动也很少参加。而觉慧则更热情坦诚,勇于斗争,有时不免急躁,但那年青人的激情,最为可贵。他最富正义感,全力帮助觉民的逃婚,对于祖父的恼怒、三叔的教训、继母的央求、大哥的劝说,都不动摇,终于使觉民取得斗争的胜利。表现了觉慧性格中可贵的方面。觉慧与鸣凤的恋爱这件事,反映了觉慧性格的一个方面。写觉慧与鸣凤的感情,小说中极为细腻真实。开始,觉慧头脑中出现了两个少女的面影,认为“这简直不是爱,不过好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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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置为新旧两大阵营。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形象构成与父(祖)辈的尖锐对立。
《家》,中国作家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8位)。其他两部为《春》、《秋》,《家》被认为是巴金的代表作之一。最早于1931年在《时报》开始连载,原篇名为《激流》。开明书局于1933年5月出版首本《家》单行本。
它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腐朽,控诉了封建制度对生命的摧残,歌颂青年一代的反封建斗争以及民主主义的觉醒。